風頭水尾．續

王皓正（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四年級）
游聿堂（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盧嘉宏（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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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雲林縣四湖鄉長輩的智慧型手機使用為切入點，探討數位科技如何被納入生命經驗、地方知識、身體感與社群關係之中。研究以2026年1月於四湖鄉進行的十一日田野調查為基礎，結合參與觀察、訪談、手機使用情境觀察，以及Facebook地方社團與Line群組等線上社群材料，分析四位長輩在退休、返鄉、勞動轉型與地方參與中的媒介實作。本文主張，手機在四湖鄉長輩的日常生活中並非單純的通訊工具，而是一種由生命史、地方社會與技術物共同生成的媒介實踐。研究發現，手機可作為公共發聲、地方書寫、潮汐判讀、農產行銷、「自由工」接案、影音創作、社群維繫與身體節奏調整的介面；其意義高度取決於使用者過往的生命經驗與技術接觸。透過混雜空間、拼裝科技、身體感與慣習等概念，本文指出偏鄉長輩並非被動地接受數位平臺，而是在既有生活條件中重新組織科技功能，將手機轉化為感知地方、延續生計、維繫社群與安頓自我的日常資源。本文進一步指出，高齡者數位科技研究應從近用差距與工具功能的分析，轉向生命史、身體經驗與地方實作的民族誌理解，方能看見長輩在數位時代中的媒介能動性、生活韌性與地方創造力。

關鍵詞：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智慧型手機、拼裝（assemblage）、生命經驗、媒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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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¹

透過港，人們得以想像越過浪抵達遠方島嶼後的溫暖氣候與高聳山脈；透過橋，人們有勇氣穿越洶湧急流，不再畏懼與彼岸所珍視之人天各一方。然而，能連結世界的，卻也總能使其分離。港使一雙雙凝視彼此的眼只能於萬里外望著北極星思念、苦苦地等著，盼著從岸上出發，再回到岸上時，一切仍舊從未改變。港是如此、橋是如此、緣分是如此，數位資訊技術也是如此嗎？²

想望的天空比無垠的星河更遼闊，卻總在他方才能見到；想望的眼如山間流出的溪水般清澈，卻總在注視著他人。想像映入眼底的濃濃黑煙成為層層山巒綿延到世界的盡頭，時間與世間不再令人想逃；想像曾經並肩行走的身影，在反芻的第一萬次後有了不再令人痛徹心扉的結局；想像少年時與同伴無憂無慮奔跑的原野沒有被插滿高樓大廈，你我仍在被夕陽拉長的夢中與彼此訴說著憧憬的明日……。手機畫面不停閃爍著，裡面有無數人們遺憾的、寄望的、幻想的、懷念的、逃避的光景，在螢幕裡每一個人想望什麼人生、想像什麼未來、想念怎樣的過去、又想見怎樣的人、想起了什麼可能？³

四湖鄉南部沿海的長輩們，他們經歷了什麼？在頭髮仍舊茂密的少年時憧憬著如何的將來？在為了生計與家庭付出打拼時，如何思索社會與自身的關係？在季節更替時，反覆看著太陽從海面的風機旁落下時所領悟的道理是什麼？當媒介技術發生變化，出現如橋與港一般，既能連結、又能分隔彼此，卻又似乎更滲透日常、無所不在的新科技——手機時，他們是如何看待與使用這項技術的？不同生命經驗的長輩又呈現如何獨特的樣貌？⁴

2026年一月，我們三人初次抵達雲林四湖鄉，準備展開關於地方長輩手機使用的田野研究，而問題也是經過了不斷修正。對我們而言，個性與工作節奏截然不同的我們在田野初期花了不少時間磨合，這也呈現在我們第一次拜訪吳老師的途中。在拜訪吳老師時，我們三人迷路在田野間。速度快的人負責帶路卻衝過頭而消失在眾人眼前，速度慢的人看著Google Map落後在一個錯誤的地址。於是，我們撥電話向吳老師求助。電話中，老師不疾不徐而仔細地為我們指路。等我們終於抵達時，他已精神健朗地站在一棟雅緻的房屋前：「年輕人，看著手機還會迷路？」老師手指向西邊：「我跟你們說，在我們這裡迷路的時候，你們看那邊的離岸風力發電機，向海就是西邊。記得自己的位置，就不會迷路。」

我們逐漸體會到，田野裡的歷程皆與研究有所關聯。舉例而言，手機地圖提供的定位，不必然等同於我們的地方感；數位導航所標示的路徑，也不必然能取代在地居民對風向、海岸、地標與身體方位的熟悉。吳老師的一句話，將我們從螢幕上的座標拉回四湖鄉三條崙。這也預示了手機並非單獨運作的科技物，而是在地方知識、身體經驗之中，被重新理解與使用的媒介。

〈雲林家鄉〉

日出大尖二尖阿里山

夕照麥台四口海岸線

海豐島外汕頂已流失

三條崙萡子寮船滿載

紅蝦烏魚白腹童記憶

臭香薯簽三餐豆豉醬

西瓜土豆亦無啥人種

漂浪本性辛辣海口蒜

風機光電布滿非偶然

先知先走關聖眾神明

祖公屯居瀉湖海口地

爾今算來亦有數百年

（吳老師，2026年1月7日）

搭配師母泡的熱茶與剛炸好的地瓜，吳老師一手拿著智慧型手機，一手將眼鏡輕輕從臉上移起，朗讀這一首歌詠家鄉的詩作〈雲林家鄉〉，內容充分表達吳老師對於家鄉的情感。吳老師表示自己在夜晚靈感湧現時寫詩，以前得拿紙筆，如今在手機上完成詩作後，便能直接發表在社群與親朋好友分享。吳老師自高中教職退休之後，持續發揮在地方的影響力，他亦擔任新雲林之聲廣播電臺的董事長。抬頭一望，老師家客廳牆上的匾額寫著「新雲林之聲」，而另一面牆則掛著雲林縣地圖。為地方發聲是老師的使命，這個「聲音」的意象尤其深刻。吳老師起身指著雲林縣四湖鄉地圖和我們介紹雲林縣的地方文史。在雲林縣四湖鄉，吳老師如何持續為地方發聲？在經歷數位化之後，線上社群是一個必要的連結方式，連結地方的彼此，更連結著雲林縣與外界的喧囂世界。換言之，手機在此的意義有許多可能，從單純的通訊工具，轉變為一種包含延續公共關懷、維繫社群關係，並確認自身與地方及外界連結的重要媒介。

Chen 與 Schulz（2016）指出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雖可能協助高齡者降低社會孤立、擴展社會連結，但其效果並非普遍適用於所有長者，而需回到具體的生活處境、使用能力與社會關係中理解。高齡者的網路與手機使用，也並非單一模式，而是受到近用條件、數位技能、使用目的與社會不平等影響（Busch et al. 2021; Hunsaker and Hargittai 2018）。另一方面，工作在現代生活中不僅提供收入，也提供時間結構、社會接觸、集體目的與身份認同（Paul and Batinic 2010）。因此，當一個人從正式職場退休後，如何重新組織日常節奏、維持社群關係，並持續為其關心的地方與公共事務出力，便成為理解退休生活的重要問題。

在過往高齡研究中，媒介技術多被置於協助、補足或改善既有不利條件的工具位置，大多聚焦於數位學習困境、介入方案與政策建議，並預設科技使用本身具有正向價值（Chen and Schulz 2016; Friemel 2016; Hunsaker and Hargittai 2018）。然而，這一類取徑往往隱含線性的技術發展史觀，將科技理解為自上而下滲透生活世界的外在力量，較難檢視在具體情境中，使用者如何於結構限制下重新形塑科技的意義與功能，近年的批判性高齡科技研究已開始提醒，科技不宜僅被視為補足高齡不利條件的外在工具，而應進一步考察其如何與老化經驗、地方生活、照護關係、社會不平等與日常實作共同構成（Gallistl et al. 2023; Peine and Neven 2021）。數位人類學研究指出，科技並非單向賦權的中性媒介，而是一個充滿權力不對稱、摩擦與關係性劣勢的場域（Horst and Miller 2012）。Burrell（2012）亦提出邊緣性（marginality）論點，提醒我們即使進入網路系統，群體仍可能因既有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而持續處於不利位置。從上述文獻中，可理解我們在探討數位實作，應同時思考群體的日常生活，在我們的研究中，便得要思考地理環境移動、城鄉差距與年齡老化所構成的邊緣性處境。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在高度媒介化的社會條件下，雲林四湖鄉長輩如何於日常生活中實作並轉化數位科技，使其成為對抗孤寂、重構地方感、維繫社群認同與情感連結的策略。從上述已知，若僅從媒介普及率、學習成效或工具功能來理解科技使用，將難以掌握地方居民身體經驗與媒介物質性如何在實作中交織，亦可能遮蔽長輩在數位使用中所展現的行動能動性與社會韌性。本研究以此為缺口，嘗試將數位科技理解為一種嵌入日常情感、身體操作與地方關係之中的實踐過程，而非單純的技術工具，藉此反思在當代媒介化社會的想像之中，四湖鄉居民如何在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等社群媒介使用之下，連結自我與地方情感。換言之，當我們日常生活已難以脫離螢幕與數位媒介使用情形之下，我們相當好奇雲林四湖鄉的長輩如何藉由個人生命經驗，發展與工作、興趣、社群及地方連結相關的手機使用，與我們的使用方式又有何差異？

近來，學界重新討論混雜空間（hybrid space）的意義，指出混雜空間並非單純指線上與線下的重疊，而是由行動性、連結性與社會性共同構成的情境（de Souza e Silva et al. 2025）。de Souza e Silva（2025）將混雜空間定義為行動者（媒介使用者）共同生產出的整合空間，破除實體空間與數位空間的二元性。舉例來說，行動裝置使人們在物理空間中同時連接數位資訊與社交關係，因此實體空間與數位空間的界線被重新組織（de Souza e Silva et al. 2025）。過去習慣將網路虛擬空間指稱為線上脈絡（online context），事實上，線上脈絡可能正是由行動者的媒介使用習慣所建構；另一方面，在螢幕與數位之外的線下脈絡（offline context）更可能影響線上空間的建構（Taylor-Smith and Smith 2019）。換言之，混雜空間是一個由線上脈絡與線下脈絡匯集而形塑出的另一空間。若以此觀點觀看雲林四湖鄉，線上與線下的交織並不發生在都市商圈、大眾運輸，而是發生在廟口、魚塭、田地與Line群組、Facebook社團與手機螢幕之間。本文因而追問混雜空間如何在地方高齡生活中被具體實作？

本文以策略性詮釋（tactical interpretation, Xu 2024）來描述長輩的手機使用方式。策略性詮釋的定義可以是指行動者進行抵抗的手段，同時也可以是指他們在既有結構限制下所採用的策略（Xu 2024），在本文中便是參與觀察雲林四湖鄉長輩如何使用手機並且將其轉化為可用的生活資源以連結自我與外界社會。而我們觀察到四湖鄉長輩針對媒介使用所採取的策略性詮釋相當多元，至少展現在以下四個層面：（1）將手機作為地方公共發聲的工具；（2）將手機作為工作與生計延續的工具；（3）將手機作為調整退休生活韻律的工具；（4）將手機作為線上社群與線下地方關係互相轉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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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雲林縣四湖鄉

雲林縣四湖鄉位於臺灣西南沿海，與麥寮、臺西、口湖等鄉鎮共同座落於臺61線西濱快速道路一帶，因鄰近臺灣海峽，地理環境在土壤含鹽量高及長期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與海水倒灌風險的背景之下，地方農業發展條件受限。另一方面，四湖沿海居民從事漁業和養蚵，漁業與養殖業遂成為主要生計基礎，萡子寮漁港更一度成為雲林縣重要的貿易港口與商船聚集地。然而，在港道淤沙、基礎設施老化之後，加上實作困境（bureaucratic predicament）等因素所造成的治理失能，地方產業發展藍圖經常難以有效落實（蘇穎欣 2025）。

在這樣的地理與產業發展背景下，四湖鄉面臨人口外流與高齡化的壓力。自六輕工業區設立後，沿海地區土地利用與社會經濟結構劇烈變動，具有工業區的麥寮鄉相對吸引人口與資源，而缺乏工業投資的口湖鄉、四湖鄉等地，則持續承受人口外移與產業單一化的壓力，地方也逐漸形成勞動人口高齡化的環境（林建志與王莉晴 2025；蘇穎欣 2025）。地方社群的發展則仰賴社區組織、宮廟以及少數青年返鄉者等人所編織的網絡（陳冠儒 2025；陳思捷等 2025；張瑜真等 2025；蔡耀陞與何昀瑄 2024）。依循社會永續性的觀點，成員對於社區的信任及凝聚力更影響著社區推動永續發展（洪浥青與胡善翔 2025）。其中，社群媒介便在偏鄉人口與外在連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在地方長輩的日常生活中，梁宸維與王安珩（2024）重新檢視偏鄉高齡者的健康觀，指出主流醫療體系將健康視為沒有疾病、透過診斷數值化的疾病中心想像，往往將身體狀態與日常生活切割。相較之下，四湖鄉萡子寮長輩的健康觀則更多圍繞在日常行動能力與關係網絡的互動上，意即健康並非單一指標，健康是在勞動、走動與人際互動中被不斷生成的價值。由此可知，社群關係是影響在地居民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另一方面，洪浥青與胡善翔（2025）在探討社會永續時，強調地方社群如何依賴信任關係、社會凝聚力與在地實踐來面對人口流失與資源不足等長期結構性挑戰。我們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觀察到既有文獻目前尚未討論當地居民的數位裝置使用。我們的研究可以從此缺口進行，探討四湖鄉長輩如何使用手機？本文遂以此缺口將四湖鄉長輩的生活樣貌刻畫得更立體。由此切入，本文將探討在四湖鄉這樣同時面臨高齡化與人口外移的環境中，長輩們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脈絡裡實作、理解並轉化數位科技，使其成為維繫地方感、支撐社群互動與延續日常的情感連結。

（二）拼裝科技

「拼裝」（assemblage）的概念自二十世紀初便在文學、藝術、建築學等人文學科中發展，於世紀末經Deleuze與Guattari等後結構主義哲學家的討論而深化，並被延伸至社會科學以理解複雜的動態關係，強調異質（heterogeneous）元素的連結、去中心化的發展、以及不斷變動與萌生（emergent）的過程（李梅君 2022）。「拼裝科技」的概念核心在於打破技術作為「完成品」迷思，在當代科技社會研究（STS）與數位人類學的視角中，重視使用者如何從被動的「技術消費者」轉變為能動的主體，在標準化工業邏輯與邊緣地方需求之間，建立起具備高度韌性且切合在地脈絡的實作。

林崇熙（2001）針對嘉南平原農村拼裝車的深入觀察發現，戰後物資缺乏的年代，臺灣民間憑藉鐵工師傅的巧思，將報廢的軍車零件、舊吉普車引擎，甚至進口廢五金重新組合製造拼裝車。相較於規格單一、無法兼顧個別需求的正規工業產品（如原廠汽車），拼裝科技最大優勢在於能依照使用者的特殊需求進行「量身訂作」，擁有高度的人性化與設計彈性。其發展策略是不與正規工業產品競爭速度、舒適度、冷氣或音響，而是專注於切合特定環境的區位優勢，例如為了適應田間、山區、河床、泥濘等惡劣地形，拼裝車常被設計為四輪甚至十輪傳動，搭配特殊輪胎以增強抓地力，同時有著經濟實惠的價格，完美契合了農村與工程搬運的實際需求。拼裝科技雖常被貼上「不專業」、「不安全」或「沒有保障」的汙名化標籤，但實際上卻是在官方管制與現代化工業體制的夾縫中，民間力量以技術方式創造出來的一條生路。反映使用者（如農民）在現實生活中的困境與需求，以其實用性、經濟性與高度的環境契合度，成為臺灣基層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沈默力量。

李梅君（2022）將「拼裝」概念應用於分析g0v零時政府社群中的數位行動主義，打破過去將網路與科技單純視為「傳播工具」的盲點。在「開放政治獻金」行動中，資料在這個行動中扮演了如同「地心引力」的角色，吸引不同的人與非人事物形成一個社群與行動網絡，包含工程師編寫爬蟲程式、鄉民的肉眼與雙手負責判讀機器無法精準閱讀的資訊、光學文字辨識（OCR）、演算法等。在數位行動中，人與非人無法獨立於彼此而行動，它們的能動性只有在拼裝中才得以發揮。這種人與科技的結合如同Deleuze所形容的「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它沒有如傳統社會運動那般系統性的組織結構，而是生成的、流動的、隨時可以消解的「過程」。開放資料的重要性在於它如何被「拼裝」成一個可以被大眾介入、分析與使用，讓原本被鎖在行政官僚體系內的「死資料」，在數位異質網絡中重新獲得「生命」（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150；轉引自李梅君 2022: 156）。

在理解與分析地方技術使用者的行動時，拼裝的概念能使研究者避開「中心—邊陲」的單向傳遞過程偏見，著重在整體的異質網絡，與不同行動者間的互動、持續生成過程。在當地長輩的數位使用中，這個網絡涵蓋平臺的演算法系統、智慧型手機本身的硬體設計、親戚與朋友關係、周邊的通訊行、鄰居、店鋪等，他們彼此緊密連結並形塑出當地獨特的使用樣貌。正如拼裝車源於農民在當地長年生活發展的深刻理解，長者的數位使用亦與其生命經驗、對地方的理解息息相關。本研究採取的拼裝視角，並非單向地討論科技如何改變生活，亦非僅視科技為生命經驗的載體，而是一個雙向互構的過程。一方面，長者深厚的在地生命經驗，賦予了數位工具獨特的實踐邏輯（如將導航拼裝進地方地標知識中）；另一方面，數位網絡的介入，也為長輩的生命經驗提供了新的延伸空間。透過這種「人、技術、經驗」的互動過程，我們得以看見四湖鄉長輩如何在變動的技術發展中，拼湊出具備主體性的獨特生活樣態。

（三）創新傳布理論

創新傳布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原先關注新觀念、新技術或新實踐如何在特定社會系統中被知覺、評估、採用與擴散。最早，創新傳布理論應用在農業。Ryan 與 Gross（1943）對美國Iowa兩個社區農民採用混種玉米（hybrid seed corn）的研究，常被視為創新傳布研究的早期經典案例；該研究顯示，創新的擴散並非單純來自技術本身的優越性，而是與地方社會網絡、同儕觀察、意見領袖及採用時間序列密切相關。此後，Katz et al.（1963）將創新傳布整理為跨越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與傳播研究的問題傳統，使「創新如何在社會關係中獲得可接受性」成為理論核心。Rogers（1983）則將創新傳布明確界定為創新透過特定傳播管道、在時間中、於社會系統成員之間被傳播的過程，並提出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試用性與可觀察性等影響採用速度的重要屬性。由此觀之，創新傳布並非單純的資訊傳遞模式，而是一種涉及技術屬性、傳播管道、社會網絡、採用者判斷與制度環境的複合性社會過程。

然而，當創新傳布理論被運用至科技媒介研究時，其關懷便從「創新如何擴散」進一步轉向「使用者如何理解、接受、拒絕或重新安排科技」。近年，傳播與媒介研究對創新傳布理論的重要修正，在於不再僅以「採用／未採用」作為分析終點，而是進一步追問科技採用之後所形成的使用差異與社會不平等。van Deursen 與 van Dijk（2014）指出，當網路近用逐漸普及後，數位落差會從第一層次的「是否能上網」，轉向第二層次的「如何使用網路」以及第三層次的「是否能從網路使用中獲得實質利益」。此一觀點對創新傳布研究構成重要提醒：創新即使完成擴散，也不代表其效益會平等分配於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科技媒介的普及可能同時帶來新的不平等，因為教育程度、收入、年齡、居住地、身體狀況與社會支持網絡，都可能影響個體能否將科技近用轉化為資訊取得、社會參與、健康照護或生活自主性的提升。換言之，生命經驗將深刻影響著個體對於新事物的接受程度。

此一問題在長者研究中尤其明顯。Friemel（2016）以瑞士65歲以上長者為對象，提出「灰色數位落差」（grey divide）的概念，指出即使網路已高度普及，長者內部仍存在明顯差異，尤其70歲以上長者更容易被排除於日常網路使用之外。Hunsaker 與 Hargittai（2018）對長者網路使用研究的回顧也指出，長者不能被視為一個「同質群體」，而應關照其內部的異質性；尤其，研究者應分別考察其近用、技能、使用類型與社會不平等，而非僅以年齡作為單一解釋變項。Leukel et al.（2023）則進一步指出，即便越來越多長者已開始使用網路，不同長者在網路活動的廣度上仍存在差異；這意味著長者的數位不平等已不只是「是否接觸科技」，而是「能否多元、有效且自主地使用科技」（Friemel 2016; Hunsaker and Hargittai 2018; Leukel et al. 2023）。因此，在討論長者科技媒介採用時，研究焦點應從單純的技術推廣，轉向長者如何在身體能力、生活經驗、家庭支持、教育資本與制度環境之中，協商科技進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偏鄉長者面對科技媒介時，往往不只是個人意願或技能不足，而是同時受到基礎建設、交通距離、教育資源、地方服務密度、家庭照顧安排與社區支持系統等複雜原因的影響（Choi et al. 2022; Yu et al. 2016）。Choi et al.（2022）使用2016年美國健康與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全國代表性資料，樣本包含17,372名50歲以上美國人，研究發現居住於郊區與鄉村地區的長者使用網路的機率較低，且居住地與族群差異會交互影響網路使用機會；這說明偏鄉數位落差並非單一地理問題，而是與階級、族群、教育與社會支持結構相互交織。Yu et al.（2016）研究美國50歲以上長者的社群網站使用，使用2012年HRS全國代表性資料，發現社群媒介可能與高齡者的社會連結與福祉相關，但其效果仍取決於長者能否實際近用並有能力使用相關平臺。由此可見，研究長者的科技媒介實踐與消費時，應進一步追問科技是透過誰、在哪些日常場景、依靠何種支持網絡，才可被長者實際理解、接受與使用。

整體而言，創新傳布理論提供理解科技媒介如何進入社會系統的基礎框架；然而，若研究對象為臺灣偏鄉長者，則有必要進一步結合媒介日常化、多元消費慣習等觀點加以描述。如此一來，理論分析方可避免將長者簡化為被動、落後或抗拒科技的群體，而能將其理解為在具體生活條件中，持續選擇、協商、依賴，甚至拒絕科技的行動者。對偏鄉長者而言，科技媒介的意義並不僅止於創新產品的採用，更涉及自我察覺、社會連結、地方生活韌性，以及高齡主體性的重組等。不過，本研究的田野觀察亦顯示，偏鄉長者與科技媒介之間的關係並非單一線性的採用過程，而呈現出更為複雜且多層次的實踐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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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湖鄉長輩的手機螢幕與日常

（一）阿源

來到四湖鄉之前，郁茜老師便協助我們尋找適合的報導人，阿源大哥也是我們第一位聯繫的長輩。電話那頭的他聲音宏亮飽滿，卻又十分親切友善；透過手機，我們從臺北與田野現場建立起第一道連結。他熱情地詢問我們何時抵達、該如何碰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只說：「到了再來找我就好。」我們甚至沒有約定明確的時間。抵達四湖鄉後，我們很快便見到了阿源大哥。他是先前帶領我們導覽四湖鄉萡子寮的茂昌大哥的兄弟，同時也是臺大的學長。阿源大哥興趣廣泛，和我們聊攝影、談樂器，也分享自己表演與創作的經驗。他不僅擁有豐富的藝術天分，還考取了街頭藝人證照。

當聽見我們的研究主題後，多才多藝的阿源大哥向我們講述他親身經歷的「媒介發展史」。原來，他年輕時曾在美國外商公司工作，在個人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就已經接觸並使用電腦。他一邊說著，一邊雙手在胸前比劃出一個巨大的空間，笑著告訴我們：「以前的電腦大概有這麼大。」那個動作生動，也讓我們瞬間感受到科技發展在不同世代中的跨度與變遷。

阿源大哥約莫七十五歲，成長於雲林沿海，年輕時先後就讀園藝與機械，之後進入某美國航運公司工作，長年有接觸通訊與數位技術的經驗。五十多歲後，他又再度返回校園進修園藝，並經營園藝公司，直到十年前才回到四湖鄉萡子寮定居。這段跨越農業、工業與科技產業的生命歷程，使他成為地方長者中對數位媒介高度熟悉的人物。

在日常生活中，他大量使用手機與數位平臺。他習慣透過YouTube聽音樂、觀看新聞與故事，也會使用潮汐監測App安排到海邊攝影的時間，並以手機App剪輯照片，更會配上自己吹奏的音樂與字幕，製作成個人影片。對他而言，手機是一種延伸興趣、記錄生活與連結地方的媒介。

然而，比起個人的科技使用經驗，他更常從「社區」的角度談論手機。他認為長者應該人人都有手機，才能在緊急時刻即時聯繫；也觀察到外籍移工能透過翻譯功能跨越語言隔閡。早年智慧型手機剛進入社區時，許多老人並不願意接觸，他便主動以娛樂、照片分享等方式吸引長輩學習，甚至曾在廟口教老人使用Line與手機功能。從談天的過程中發現，他不只關心自己的使用經驗，也思考手機如何協助社區連結、推廣地方特產，甚至期待透過自身人脈與數位媒介讓更多人看見地方。對他而言，手機是一種能夠真正進入地方生活、改變人際關係與社區互動的日常實踐。

（二）阿同

阿同大哥現年72歲，生肖屬蛇，目前居住於四湖鄉萡子寮。他在16歲（國一）輟學，離開家鄉到外地工作，幾經輾轉後長期住在臺北，並曾在板橋購置房屋。離鄉期間，他從事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包括賣「切仔麵」、經營「牛鍋」、做苦工，以及修理機臺等。約二十年前，他返回故鄉萡子寮，回鄉後曾在抽水站工作，直到六十五歲退休。

退休後，阿同大哥仍持續接案工作，自稱做的是「自由工」，也就是自行與各戶接洽。他主要從事割草、噴藥與整理墓園等工作。例如，替田地或「園頭」除草、噴藥，每次收費約三百至三百五十元；整理墓園則包含除草、鋸除遮蔽墓地的樹木，以及調整墓園造型等，收費依工作內容而定。若僅割草約收一千元，若包含鋸樹與整理造型則可達三千元。每年清明節前後十五天是工作最繁忙的時期，收入可達七萬多元。除了工作收入之外，他也有勞保與漁保的收入來源。近兩年，他逐漸減少工作量，只將工作安排在上午時段。

在社交生活上，阿同大哥與善水咖啡店老闆的父親熟識，也認識阿源大哥。回鄉後的前三年，他曾熱衷參與地方廟宇事務。如今，他經常騎著機車四處「𨑨迌」（tshit-thô），每天從住家往返廣溝厝十餘趟。透過這樣的移動與停留，他熟知地方上的各種「八卦」。過去他熱愛釣魚，現在則時常與因釣魚結識的朋友互相拜訪、泡茶聊天。

阿同大哥住臺北時便開始接觸行動通訊工具，其使用歷程橫跨BB Call、黑金剛、老人機到智慧型手機。他有定期更換手機的習慣，目前使用的手機是兩年半前購買的。根據手機後臺紀錄，訪談前四日的螢幕使用時間分別為七小時、十小時二十五分鐘、九小時四十五分鐘與十小時三十八分鐘。他推測自己一天大約會使用手機十二小時。他通常清晨六點起床後便開始看手機，晚上十點睡前也持續使用，甚至經常出現手機仍播放著內容、人卻已經打瞌睡的情況，他戲稱為「被手機看」。

在手機使用內容方面，依據後臺數據，阿同大哥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為YouTube與TikTok。他自述目前經常也使用Facebook與Line，過去則常玩Candy Crush。使用YouTube時，他主要用來「追劇」，但不喜歡劇情衝突太強烈的內容，認為自己會「擋袂牢」（tòng bē tiâu）。TikTok則主要觀看短影音；Facebook用來追蹤朋友動態，但不加入社團；Line則是與朋友、客戶聯繫的重要工具。他習慣以講電話與傳送語音訊息的方式溝通，工作完成後，也會拍照傳給客戶確認，有時需要家人協助操作，客戶再將款項匯入其帳戶。與我們交換聯絡方式時，他也主動要求以掃描QR Code的方式加入Line好友。不過，在智慧型手機的實際操作上，阿同大哥仍保有較為直線式的使用習慣。他經常以「返回主頁→尋找App→點擊開啟→再返回主頁」的方式操作手機，對於多工切換、滑動操作與快速點擊等功能並未完全熟練。

（三）吳老師

吳老師現年68歲，目前往返居住於四湖鄉三條崙與虎尾鎮。自九歲起，他便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兒時志向是政治和法律，後來考入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後，吳老師先於彰化二林國中任教約七年，其後返回雲林虎尾高中，擔任公民與三民主義教師三十年。在教學理念上，他主張「天文地理都包含在課程裡」，並長期兼任校內總務工作。退休前，吳老師曾短期借調至雲林縣政府擔任機要秘書。

除了教職工作之外，吳老師亦長期投入媒體經營。民國83年，他與友人共同成立地下電臺「新雲林之聲」，收聽範圍北至苗栗、南至臺南。吳老師在電臺中主要負責公民教育與政治評論的節目內容，至今仍持續經營電臺。

在長年的教學生涯中，吳老師養成每日寫作的習慣，並累積大量尚未出版的言論集初稿，內容多與地方文史及時事評論相關。退休前，他主要以電腦書寫；退休後則改以手機進行寫作。寫作時間通常落在早上九點左右或半夜時段，他認為深夜較容易湧現靈感。有時，吳老師也會將寫作內容分享給他人。

在手機使用方面，吳老師自述每日使用時間約四至五小時。根據手機後臺紀錄，他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為YouTube、Facebook與Line，後兩者的使用頻率則會互相變動。吳老師使用YouTube時，多半以「聽」的方式接收內容；Line除了聯繫用途之外，也被當作寫作工具使用，他經常利用「Keep筆記」撰寫文章，再將內容分享到群組中。Facebook方面，雖然訪談中未特別說明具體用途，但其個人檔案標示為「數位創作者」，也會在Line群組分享自己在Facebook上與他人筆戰的截圖。除此之外，吳老師也會使用氣象與潮汐觀測App管理魚塭，利用文書App查看「新雲林之聲」的電臺業務資料與會議紀錄，並透過理財App進行股票下單，以及使用健康管理相關應用程式。

吳老師對數位科技抱持較強的反思意識。他明確將手機定位為「接收訊息與聯繫的工具」，認為人不應反過來被工具制約。例如，在整理花園時，他會刻意不攜帶手機；在家中時，也常將手機放置在其他房間。過去吳老師曾習慣聽影片入睡，但察覺這種依賴後，便主動戒除這個習慣。此外，由於Line訊息繁多，他也刻意只開啟必要通知，以避免受到訊息干擾。對於網路資訊，吳老師則特別強調「認知戰」的風險。他認為YouTube、小紅書等平臺上的資訊往往帶有商業或政治目的，例如他認為「小『紅』書」即帶有共產黨的「紅色思想」。因此，他主張面對網路資訊時，必須依靠個人的先天智慧與後天學習，同時強調「反省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透過不斷自我反省與檢討改進，避免受到資訊操控與影響。

（四）阿奇

阿奇現年65歲，住在雲林四湖鄉三條崙。我們在吳老師的介紹下與他進行兩個小時左右的訪談，只要聽他開口五分鐘，就能立刻發現眼前這個人和一般人對「農民」的想像相差甚遠。他年輕時讀機械，退伍後和人合夥申請過農業自動化的專利，理由很直白：沒錢的人申請專利，是為了不被大財團吞掉。這也是他一貫的生存智慧，始終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找縫隙、想辦法，比別人早走幾步。在民國七十幾年，他便接觸到車載行動電話。2000年加入阿里巴巴時，臺灣很多人連電子郵件都不太會用。他在廣州做了二十一年的生意，開過手機殼工廠，熟悉大陸電商生態和物流系統。後來因為生病和孩子的轉學問題才回到臺灣，本來打算投靠在臺北的兄弟，結果兩個媳婦冷言冷語，他乾脆留在老家鄉下繼續做網路生意，說得雲淡風輕：「做網路在哪裡都可以做。」

他在四湖鄉推廣兩個核心理念：「農業五分法」和「產品二次精加工」。五分法就是一甲地不種同一種作物，分成五塊種不同的東西，臺北的朋友可以每樣買十斤，既分散風險也增加銷量。他解釋得很具體：一甲地全種蒜頭大家吃不完，種五種就能讓親戚好友這個買十斤那個買十斤，全部賣光。二次精加工則是把原料變成加工品，農閒時拿蒜頭去做糖醋蒜、蒜蓉辣醬，不會做就查YouTube，看十支教學影片，自己再做兩三次實驗。他第一次做糖醋蒜，二十幾斤太鹹全倒掉，現在成功率九成多。他從不把失敗當羞事，反而把實驗過程全都公開分享，因為農業週期一年才一次，一個人實驗太慢，要讓更多人一起試才能加快累積。

在網路上耕耘超過十年，阿奇的臉書粉絲有一萬一千多，並創了四個社團，其中一個有三十六萬人。他加入一百多個外部社團銷售，審核太久的直接退出。他對社群操作的掌握非常細緻、有策略：知道留言數比按讚重要，因為演算法只偵測留言；廣告要插在影片最後面，插在前面觀眾就跑了；要先吸睛才能賣貨。他把一塊烏魚子放在泡麵旁邊拍照就吸了幾千個讚，那塊烏魚子洗一洗他自己分兩次吃掉。他清楚「穿少、敢講、敢跳」是短影音的銷售邏輯，雖然自己沒這樣做，也自嘲自己若是如此，可能也沒人要看，但懂得社群行銷的遊戲規則，也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和我們說自己的臉書帳號被惡意檢舉封過，儘管他知道是誰做的，但也知道背後的地方政治複雜關係。他沒有選擇正面對抗，而是把老婆設為社團管理員，若自己帳號被封、無法使用，還能從老婆那邊被拉回社團。另外，他也補充有次路口反光鏡破了，他不去求鄉長修，而是拍照PO上社群，讓政治人物自己估算選票壓力，不用多久就有人來修。對他來說，只要懂得用網路和法律，可以成為市井小民的力量。

阿奇還拿蒜頭遮光讓它長成黃色的「蒜黃」，到臉書上拍拔絲地瓜、拔絲烏魚子的影片吸引眼球，在結尾插入自己的產品廣告。他說影片不用自己剪，抖音上就可以處理。他在FB搜尋自己的名字，說不可能重複，叫人家不要按讚要留言，不要加他LINE，LINE只用來傳地址和電話。每一個細節都是他自己摸索出來、反覆實驗過的心得。他常說偏鄉創業要先立於不敗之地，所有投資都要先考慮減少風險。這句話放在他整個人生來看，更像是一種活法——在資訊最不流通的地方，他偏偏是最早接觸新事物的那個人；在最容易被忽視的角落，他用網路把自己的東西賣到全臺灣。他不等人來幫，也不等條件變好，而是把現有的工具用到極致，一邊做一邊調整，一邊失敗一邊記錄下來讓別人也能學。

（五）線上社群

在我們實際前往雲林進行田野調查之前，我們便嘗試先透過Facebook社團與Line通訊群組，初步掌握地方社群在線上空間中的互動樣貌。我們希望藉由地方居民日常使用的線上社群，初步理解地方資訊如何被發布、轉傳、回應與組織，並進一步觀察地方認同、社交關係與日常生活經驗如何在線上空間被呈現。換言之，Facebook社團「我們都是萡子寮人」與Line群組「雲林500會」是我們理解雲林四湖鄉的起點。有趣的是，兩者的運作方式相當不同。

「我們都是萡子寮人」是Facebook的公開社團。截至2026年4月26日，社團成員共有4,658人。從社團內容觀察，其發文類型相當多元，涵蓋商品推銷、政治人物宣傳、學校活動資訊、公益團體募資，以及地方日常生活紀錄等。不同使用者可在其中發布與地方生活、個人經驗、公共活動或商業需求相關的內容。

報導人阿奇與阿源大哥皆曾於該社團發文，顯示此一平臺亦是地方居民進行日常自我呈現與地方感表述的重要媒介。例如，阿源大哥於2026年3月在社團中發文三次，內容皆為分享萡子寮的夕陽影像；阿奇則於同月發文一次，分享自己種出「獨頭蒜」的經驗。這些貼文展現地方居民如何透過社群媒體持續書寫、展示與感知地方生活。換言之，「我們都是萡子寮人」可被理解為一個以地名為凝聚基礎的線上地方社群，其意義不僅在於資訊流通，也在於居民透過影像、物產、日常經驗與地方記憶，持續生成一種數位化的地方連結。

另一方面，相較於「我們都是萡子寮人」Facebook社團的開放性，Line群組「雲林500會」則呈現出更明確的成員網絡與組織性。該團體同時具有線上與線下活動形式。線下方面，成員每三個月舉辦一次餐會，並不定期安排其他活動；線上方面，成員則透過Line群組維繫日常聯繫與訊息交換。根據新聞報導，該團體曾於2023年以廣告車為賴清德先生助選（陳仁華 2023）。我們經由報導人吳老師引介，自2025年11月27日起加入「雲林500會」Line群組。該群組名稱為「雲林500會（正文群組，盡量不要發無關的文或問候）」，截至2026年4月27日，共有444位成員。從群組名稱即可看出，該群組對訊息發布具有一定程度的規範期待，並試圖區分「正文」與「無關內容」。換言之，這並非閒聊式的通訊群組，而是一個具有特定溝通秩序與議題邊界的線上互動場域，其中也展現出地方行動的力量。

就內容而言，「雲林500會」Line群組主要以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相關訊息為主。在國內政治立場上，群組討論傾向民主進步黨；在國際關係議題上，則呈現出反中情緒與政治判斷。此一群組因而可被視為地方社交網絡、政治認同與即時通訊技術交會的混雜空間。換言之，其成員並非僅在線上交換訊息，也透過定期聚餐與不定期活動維持實體關係；同時，線上群組亦延伸日常的地方政治與社交連帶。因此，「雲林500會」可被理解為一種混雜空間的參與社群：它結合餐會、出遊、政治動員與Line群組訊息交換，使地方社群的公共參與不再侷限於傳統實體聚會，而是在日常通訊、政治資訊轉傳與線下互動之間持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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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體感的全新面貌：科學技術與社會觀點

（一）數位科技的日常經驗與身體感

「身體感」（bodily sense）的研究取向主張身體為感知世界的根本，這種感官經驗深受特定社會與物質環境的形塑，是長期生活實作中不停習得的體系（余舜德 2006）。相較於以工具使用視角將手機視為外在、被動的操作客體，身體感視角引導我們觀察技術物如何主動參與並重構個人的感知經驗。在四湖鄉的田野脈絡中，長輩的入睡、勞動或環境觀測等日常實踐，已與手機產生的聲響、畫面與資料共同交織、形塑地方獨特的數位使用樣貌。

阿奇的生命經驗展示了數位技術如何深度介入生理節奏。阿奇經營電商超過十年，長期的市場競爭與「腦袋不停運轉」的職業生活習慣，使他隨時處於警覺、高速運轉的狀態。不停思考著肥料價格、網路上與客戶的互動、最新的商業計畫以及物流動向，訪談中他坦承有時這種狀態會導致失眠。有趣的是，阿奇對抗失眠的方式並非透過冥想、運動等方式，而是發展一套「手機催眠」，他經常伴隨著手機影片聲入睡。他會點開 YouTube，選擇特定的懸疑故事或說書影片「魔音穿腦」。阿奇特別強調「是用聽的，不是用看的」，手機發出的低沈、連續的敘事聲，取代了腦中的雜音與焦慮情緒。他甚至感性地描述道：「這就像是有一個人在陪我聊天」。

我們認為非常有趣，因為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報導人的日常經驗中，吳老師曾表示許多時候他會靈光一閃於晚間寫作，但有時也習慣伴隨著影片的聲響入睡。從身體感的視角分析，阿奇與吳老師體現了技術物如何培養出新的「身體慣習」（body habitus）。余舜德（2006）指出，全球化與新技術會顯著培養出關於舒適感的新標準。在傳統的生活經驗中，入睡更依賴環境的靜謐，但阿奇與吳老師的身體已經適應了由技術中介製造的全新生活節奏。

身體感不僅關乎內在生理調節，更涉及個人如何感知並連結所處的自然環境。對於居住在雲林沿海的長輩而言，生命節律與潮汐息息相關。以熱愛攝影的阿源大哥為例，他下載潮汐時刻App作為環境感知的延伸，精準掌握潮汐漲退不僅是為了捕捉完美的攝影瞬間，更提到能確保自身安全、避開危險。手機螢幕上的潮汐表App成了他觀察大海的第二雙眼睛，透過螢幕中的動態時刻表，他將抽象的數位資料轉化為具體的行動計畫。

同樣的數位實務也體現在吳老師對魚塭的管理上。當被問及最常用的手機應用程式時，吳老師直覺地回答是「潮汐表」。潮汐表的數位中介功能打破了物理距離的限制，使吳老師即便身處室內，感官也能透過螢幕上的資料，延伸至魚塭現場的水位變化與魚群狀態中。在這些案例中，數位工具並未截斷人與自然的聯繫，反而以更精確、具預測性的方式，將長輩的感官與地方環境的節律重新編織在一起。這種將數位資料內化為環境管理與生活節奏的過程，形塑了一種在地化的數位身體經驗。

余舜德（2006）指出，身體感知是在特定物質環境與實踐中習得的體系。對沿海長輩來說，潮汐表已從外在的客觀資訊，轉化為感知地方環境節律、安排勞動與審美行動的感官延伸。在探討物與身體感的歷史時也提到，新物件會參與建構個人對空間的掌握能力。當抽象的水位數據與長輩長年的在地經驗結合，便產生了具體的身體感官預判。這種「人──機──自然」的交織關係，顯示偏鄉數位化實為一種雙向的互動。長輩運用內化的環境知識，將數位工具打造為連結土地與生理節奏的橋樑，展現出具備韌性、全新的數位身體經驗。

（二）數位拼裝與在地創新：四湖鄉的異質網絡

過去技術史研究往往過度關注創新（innovation），卻忽略了「使用中的技術」（technology-in-use, Edgerton 1999）。在萡子寮，數位工具的使用透過異質的行動者網絡進行轉譯與重組，本節分析長輩們如何打破原廠設定的技術框架，將手機與地方美學、農產加工及個人記憶重新組織。

阿源大哥在訪談中提到他在地方場域扮演的角色：「我有時候去老人會，或是廟那邊，看到他們（其他長輩）在摸手機摸半天，我就會過去幫一下。他們最常問的就是怎麼傳定位，或是怎麼把照片傳給孫子。我跟他們說，這不是壞掉，這是你要點這個（介面）。其實他們很有興趣學，只要有人肯一步步教。當有一個人學會怎麼發定位，那種成就感會在群組裡面傳開。」（阿源大哥，田野筆記，2026/01/13）。此外，外籍移工的出現也意外成為技術學習的推動力。阿源大哥分享了他的經驗：「現在農村缺工很嚴重，找移工來幫忙，他們有時候找不到田的位置。後來移工跟我說，老師你發定位給我，我『嘟嘟』（移工的機車聲）就來了。我為了讓他們能精準地到我的魚塭或田裡，我必須學會怎麼操作 Google Map。這不是我想學，是現實環境逼著我要學會這套定位系統。」（阿源大哥，田野筆記，2026/01/14）

由於善水咖啡廳老闆經營地方長者服務，我們也曾向他請教。他以自身父親為例，說明有時地方長輩遇到數位技術相關使用問題時，也會向其請教。這些地點除了提供人們交談、放鬆的空間外，也成為技術擴散的重要關鍵。在這些空間中，手機成為了「共同實作的物件」，透過阿源大哥這類「技術中介者」的輔導，技術的操作被嵌入進傳統的鄰里社交（如分享孫子照片）中。此外，外籍移工與GPS定位的互動，則揭示了技術學習的「功能性拼裝」：為了維持生產關係的運作，長輩必須徵募定位技術來管理流動的勞動力。這種學習網絡的組裝，證明了偏鄉數位化並非依賴政策補助，而是透過異質行動者的相互勾連，在裂縫中生長出的韌性網絡。

林崇熙（2001）指出，技術在進入特定社會場域時，會經歷「去脈絡化」再到「再脈絡化」的過程，使用者會根據在地的物質條件與社會需求，將異質的組件重新拼裝。在雲林偏鄉，長輩們不再是被動的消費者，而是轉化為技術的「拼裝者」，將數位軟體與在地風景、農產勞動及集體記憶進行有機的縫合。

阿源大哥的影音創作，是典型的感官與技術之組裝。他並不滿足於單純的錄影，而是將「小影」剪輯軟體、數位攝影、以及他個人吹奏薩克斯風的音軌進行深度疊加。在這裡，數位技術被他用來解決「版權問題」與「在地表達」的雙重困境。他堅持不使用內建或下載的罐頭音樂，而是將自己吹奏的音聲作為背景。若依循李梅君（2022: 126-128）對拼裝的討論，阿源大哥的媒介實作可被視為一種技術的在地再造。他將原本由平臺預先設定的軟體功能，與個人的藝術實踐及地方夕陽景致重新連結，使手機、環境與創作者共同構成的異質拼裝，由此產出的短影音承載阿源大哥對地方環境的感知。透過Line群組與Facebook的傳播，偏鄉風景進一步被轉化為可記錄、分享與流通的地方影像。

若說阿源大哥的拼裝是美學式的，那阿奇的拼裝則是高度策略與生計導向的。阿奇將數位技術定位為解決偏鄉農業困境的手段，提出「產品二次精加工」的在地化策略。他利用YouTube與抖音作為知識源頭，將全球化的食品加工技術（如糖醋蒜、蒜蓉醬）轉化為自己可操作的勞動模式。

阿奇提出「數位農業五分法」計畫：利用數位資訊進行多元化種植以規避風險，並透過「實驗精神」將原物料轉化為高毛利的加工品。這種拼裝過程打破了「農民僅是生產者」的傳統角色，透過YouTube上的技藝共享與他個人的市場直覺，阿奇在偏鄉組裝出一套整合了「種植、加工、銷售」的微型數位產業鏈。技術在此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長輩對抗中盤商剝削、試圖在邊緣場域中奪回定價權的防禦性武器。

在行銷策略上，阿奇更展現了對網路社會學的深刻洞察。他透過「P圖公社」與網友互動、製作小時候記憶中的吸睛圖像，將原本平淡的鄉村產物轉化為具備病毒式傳播力的內容。這種拼裝不僅是像素的疊加，更是將「偏鄉的物質性」與「都市網路使用者的注意力經濟」進行對接。阿奇利用數位平臺的「同溫層」機制，組裝出一個擁有36萬人的社團網絡，使自己得以在網路空間中扮演一個能夠引導輿論的數位行動者。

萡子寮的案例展示了偏鄉長者如何成為技術的「拼裝者」。他們在非正式的學習網絡中結盟，打破軟體原始設定，將數位工具與地方美學、農業轉型及集體記憶重新組裝。這種「拼裝科技」的實踐，不僅賦予了高齡長者在資源邊緣場域中的創造力，更證明了偏鄉數位化的核心力量，實源於長者深厚且具備創造力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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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生命經驗與媒介使用風格

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提出「慣習」（habitus）概念，指個人在長期社會生活與職業經驗中，所內化的一套持久且穩定的「行為傾向」與「思考方式」（Bourdieu, 1972[1977]），如同一套鑲嵌在身體內的導航系統，即便面對全新的數位環境，行動者也會不自覺地運用過去累積的技能、邏輯、品味等一系列實作方式來學習和使用技術。採用此分析概念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即便在相同的地理區域、相似的年齡區間中，人們仍會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媒介使用樣貌。

我們經常能見到吳老師在「雲林500會」發表針對政治、時事的評論，也常讀到老師所撰寫的詩作。訪談過程中，吳老師分享他經營「新雲林之聲」電臺的經驗外，亦熱情地展示他在Line 功能「Keep 筆記」中維持每日寫作的習慣，隨時靈光一閃便將想法記錄在Keep筆記中，有時在清晨起床後、有時也在半夜輾轉難眠時。他很希望能有健全、良好的社群能夠讓大家彼此討論公共事務與發表評論，這也是他持續經營Line群組的動機之一。他主要將書寫作品發表於Line群組中，有時也會投稿至其他平臺，在發表的每一篇文章中，他除了於最上方題名寫上作者與日期之外，也對每個字、標點都非常仔細用心，甚至會「暗藏密碼」於其中，與讀者互動，觀察文章有沒有被認真仔細閱讀。對於社群網站、演算法等技術，吳老師亦展現出高度的反思與自省能力，包括他對數位平臺背後的運作邏輯持有高度警戒，認為YouTube或Facebook上的訊息並非絕對中立，平臺透過演算法篩選資訊，需要小心「認知戰」與廣告的影響，當發現自己過度使用手機時甚至會刻意與它保持距離。

對於議題的縝密表達能力，及對寫作流暢、正確性的嚴謹要求，以及在公共事務的參與責任感，已然為吳老師內化的慣習，也深深形塑其理解新技術的角度。這樣的獨特使用樣貌並非憑空出現，早在學生時期，吳老師即展現高度的公共參與熱忱與批判性思考，在畢業後投身中學教育後養成持續書寫、反思社會議題的能力，尤其在擔任行政工作的十餘年間，因為有較多個人時間，更是寫作的高峰期。在吳老師身上，我們可以看見「慣習」（habitus）的強大延續性，長年教育與行政資歷累積而成的「實作邏輯」（Bourdieu, 1972[1977]），使其在面對全新的技術變化時，並非被動受其支配，而是展現出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將手機「馴化」為延續社會參與、發聲與持續學習的管道。

手機作為一種創新科技，其採用並非只取決於技術本身，而與使用者如何評估其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試用性與可觀察性有關。其中，生命經驗、媒介使用與學習情形更為重要。吳老師年少時即對政治有興趣，後來長期在虎尾高中任教三民主義與公民至退休，也曾參與地下電臺與新雲林之聲。對他而言，手機與Line群組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延續了其長期形成的公共發聲習慣。換言之，他不是因為手機新奇而使用手機，而是因為手機能接續其既有的寫作、評論、教育與地方參與。由上可知，手機使用在此與使用者的生命經驗相互扣合，因此被吸納為一種延續言說、寫作之外的「發聲工具」。阿源大哥的生命經驗則較偏向早年技術接觸與退休後興趣實踐。他曾在外商公司工作，較早接觸通訊與技術系統，他甚至與我們分享大型電腦的使用經驗。換言之，在過去工作經驗中，他就有主動學習科技使用的經驗，因此使用手機並非難事；返鄉後，他把手機用於攝影、影片剪輯、潮汐查詢、音樂學習、Google翻譯等。他的手機使用展現出較高的主動探索性。有趣的是，阿源大哥不只自己使用，也會教其他長者使用Line或手機功能。手機對他而言不只是工具，而是退休後重新安排生活興趣與地方參與的媒介。

另一方面，阿同大哥則提供另一種樣態。他國一離開家鄉，到外地大城市從事勞力工作，他長期以自由工形式生活，後來回到萡子寮從事割草、抽水等工作。對他而言，手機的主要功能是聯絡工作與娛樂。雖然他的使用時間很長，但他不一定以抽象語言談論手機意義，也不特別將手機視為地方連結工具。這並不代表他的手機使用不重要，而是表示手機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性基礎：他目前仍使用手機作為工作接案的工具，在當地偶爾協助割草等工作，他表示這樣的接案型態與早年在臺北打拼的經驗類似；而在興趣方面，他平時也觀看短影音，但這一種消費型態不一定被他表述為「創新」或「能力」

阿奇則是創新傳布分析中最值得討論的案例之一。他早年接觸BB Call、車上行動電話，後來在中國廣州經營手機殼工廠，也曾使用阿里巴巴進行網路行銷。返鄉後，他將這些經驗轉化至在地Facebook社團行銷。阿奇的案例顯示，外地經驗不是削弱地方連結，反而可能成為返鄉後重新發展地方經濟的資源。其中，「商業上的利益交換」是阿奇早年在中國廣州工作時體會到的商業技巧之一。他更將因為從商所體悟到的經驗轉化在社群經營。以網路使用為例，他利用Facebook上的P圖公社尋找會使用修圖軟體的網友為自己烏魚子品牌製作社群文案的圖片（參見圖一）。他認為這甚至不需要他主動學習，而是可以尋求社群資源來換取。此外，他更使用AI工具再現幼時在家鄉看過的畫面，他認為這可以促使大家回顧往日情懷，勾起地方居民的昔日記憶，進而吸引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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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阿奇與P圖公社合作之照片（阿奇提供）

因此，四湖鄉長輩對手機的接受程度，或許不宜單純由年齡、教育程度或都市／偏鄉二分來解釋，而應理解為生命經驗、工作型態、返鄉歷程與地方關係的綜合因素。其中，我們發現外地工作經驗尤其重要，因為它使部分報導人較早接觸行動通訊、商業行銷與技術變遷等；返鄉後，這些經驗又被重新安置於四湖鄉的地方生活中。

若以創新傳布理論的分類來看，吳老師、阿源大哥與阿奇似乎可被理解為早期採用者。首先，吳老師不是因為追求科技新穎而採用手機，而是因為手機符合其公共發聲需求。他對小紅書、抖音等平臺持保留態度，也會刻意避免被手機制約。其次，阿源大哥雖具有高技術接受度，但他的重要性不只是採用較早，而是能在地方社群中扮演技術轉譯者，把手機、Line、翻譯App與影音剪輯等工具轉化為他人可理解、可使用的地方資源；阿奇雖可被視為創新者，但他的創新使用在於市場與地方農業的結合。他將社群平臺、政治同溫層、吸睛內容、物流與小規模農產生產整合起來，形成一種偏鄉小資本經營模式；阿同大哥雖未展現出強烈的創新敘事，卻是高度使用者。在創新傳布的分類看來，經常將使用者判斷為早期或是晚期大眾，不過在此我們似乎難以使用早期或是晚期來定義他；這提醒我們，創新傳布理論常強調採用與擴散的速度，卻較少處理「高度使用但低度表述」的日常媒介實作。換言之，手機是否被採用，不只是科技從社會系統中擴散的速度與其結果，而是行動者將科技放入自身生命史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過去是否接觸過類似技術、是否具有跨地工作經驗、是否有社會網絡需要維繫，或是否有經濟或興趣動機等。如此一來，創新傳布理論仍有十足的參考價值，然而在田野的實際觀察走訪中，我們深刻發現觀看使用者的媒介使用行為必須回顧使用者的個人生命敘事，並從中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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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從手機使用回到生命經驗與地方社會

本文以雲林縣四湖鄉長輩的手機使用為核心，試圖重新理解長者與數位科技之間的關係。本文主張手機在四湖鄉長輩的日常生活中是生命經驗、地方知識、身體感、工作型態與社群關係之間被持續轉化的媒介實作。若僅以「會不會使用手機」或「是否成功採用科技」作為分析起點，將難以理解長輩如何在具體生活脈絡中，將手機重新安排為公共發聲、生計延續、休閒陪伴、環境感知與地方連結的日常介面。

首先指出，四湖鄉長輩的手機使用必須放回線上與線下交織的地方生活中理解。Facebook社團「我們都是萡子寮人」與Line群組「雲林500會」顯示，地方社群的數位實作並未脫離實體地方關係，而是與廟口、聚餐、田地、魚塭、咖啡廳、政治動員與親友網絡相互連動。這些線上社群既是資訊交換的管道，也是地方認同、政治立場、日常記憶與社交關係被持續書寫的場域。由此觀之，四湖鄉的數位生活可被理解為一種混雜空間：手機螢幕、Line群組與Facebook貼文將地方關係延伸、重組並日常化，使線上互動與線下關係共同構成地方社會的參與形式。

其次，手機已深度介入長輩對身體、時間與環境的感知方式。阿奇以YouTube說書影片作為助眠聲響，吳老師在深夜靈感出現時以手機書寫詩作，阿源大哥與吳老師則透過潮汐表App掌握海岸、魚塭與攝影時機。這些案例顯示，手機並非外在於身體的工具，而是參與形塑新的感官秩序與生活節奏。聲音、畫面、定位、潮汐數據與即時訊息，逐漸被納入長輩的身體慣習與地方感知之中。對四湖鄉長輩而言，數位科技不只是觀看世界的螢幕，也成為感知地方、調整作息、預判環境與安頓自身的感官延伸。

另外，我們選擇以「拼裝科技」說明偏鄉長輩如何在標準化科技產品與在地生活需求之間進行創造性重組。阿源大哥將手機攝影、影音剪輯、自行吹奏的薩克斯風音樂與萡子寮夕陽結合，形成具有地方感的數位影像實作；阿奇則將YouTube、抖音、Facebook社團、AI影像、農產加工與社群行銷拼裝為一套偏鄉小資本經營模式。這些案例顯示，長輩並非被動接受數位平臺功能，而是依據自身工作經驗、興趣、地方知識，將手機轉化為可操作的生活資源。此一轉化過程奠基於地方居民的具體需求與生命歷程，並在日常實作中持續被拼裝與調整。

最後，我們認為個人生命經驗是理解手機使用風格的關鍵。吳老師長年的教育、行政與公共參與經驗，使手機成為延續寫作、評論與地方發聲的媒介；阿源大哥過往接觸科技與通訊系統的工作背景，使其在退休後能以手機發展攝影、音樂、翻譯與技術協助；阿同大哥則將手機融入「自由工」接案、日常娛樂與人際聯繫之中；阿奇早年跨地經商與網路行銷經驗，則使其能將社群平臺、農產銷售與地方記憶結合為新的生計策略。這些差異說明，同樣身處四湖鄉、同樣被我們認為是「長輩」的行動者，事實上並不一定具有同質的數位經驗。手機的意義取決於使用者曾如何工作、移動、返鄉、學習、經營關係，並在何種地方結構中重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綜合而言，本文發現四湖鄉長輩的手機使用是由其生命經驗與地方社會共同生成的媒介實作過程，而手機更是使用者在生活中創造混雜空間實踐的主要媒介工具之一。手機在客廳中成為詩作、政治評論與地方記憶的書寫媒介；在田地與魚塭中成為生產管理、潮汐判讀與農產行銷的媒介；在廟口、老人會與咖啡廳中成為技術互助與社群維繫的共同物件；在個人生活中則成為助眠、觀看、娛樂與聯絡的日常陪伴。由此可見，長輩的數位生活是他們在退休、返鄉、勞動轉型與地方變遷之中，持續重組自我、社群與地方關係的方式。本文因此主張，研究高齡者與數位科技時，應從工具功能與近用差距進一步轉向個人生命史、身體感與地方實作；唯有如此，才能看見高齡者在數位時代中所展現的媒介能動性、生活韌性與地方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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