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婷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1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鄉村的女性村長執行村務的日常狀況與性別處境。在臺灣，過往關於女性參政的研究多聚焦高層、都市女性政治人物，而鮮少討論基層、鄉村女性的參政情形，本研究期望填補此女性參政研究之缺漏。本研究的田野圍繞三位雲林縣四湖鄉的女性村長進行，首先探討女性村長如何進入基層政治，再分析女性村長日常的性別化勞動，包括村民服務、老人關懷、村莊維護與公共服務。研究發現，三位女性村長透過與前任男性村長的人際連帶，得到進入政治場域的機會。在選上村長後，女性村長自身的性別想像交織著村民對村長的期待，結合田野地高齡化、人口外流的脈絡，使得女性村長在村務執行與村民服務中，皆融入了大量情緒勞動與私領域勞動。本研究基於過往的研究缺口，呈現了女性村長的處境，並進一步以性別期待結合情緒勞動、照護勞動等理論概念，分析女性村長「像是家人」的村民服務中，性別如何影響其勞動實踐。
關鍵詞：女性村長、性別化勞動、私領域勞動、基層女性參政
一、前言
都市人每天都躲在家裡，但阮遮逐工巡著巡著、規庄攏會巡透透。（田野錄音，藍鵲村長［化名］，2026/01/06）2
都市的里長也不會去檢查路燈，會自動有人去報啦。只有我們鄉下村長就要去巡視。（田野錄音，石虎村長［化名］，2026/01/09）
當我向村長們分享在都市生活中，相對更冷漠、居民與里長往往素不相識時，他們笑著點出了村長與里長在不同地區脈絡下的不同。身為從小在都市長大的青年，筆者對里長是誰、他們的工作有哪些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在進入田野之前，雖然知道《地方制度法》中有規範村里長的法定職務，卻不清楚在鄉村中的村長實務工作樣貌。
村長應該是比里長還難做啦，因為村務有時候會比較廣、我們鄉下這邊芝麻小事、疑難雜症都要會處理啦！（田野錄音，鮭魚村長［化名］，2026/01/12）
鮭魚村長的說法帶出本研究的發現，鄉村女性村長在日常村務中承擔大量不同種類的勞動，有許多是筆者在都市里長服務中從來沒看過的。
進入田野前在尋找可以訪談的報導人時，發現四湖的21位村長中，僅有6位女性。鮭魚村長曾提到他是接續父親投入選舉，這也讓筆者進一步好奇，在四湖的女性村長是如何能夠成功選上，他們是不是也需要解決村民的疑難雜症、又需要處理什麼樣的芝麻小事？
進一步查詢相關研究發現，現有學術文獻針對「鄉村女性村長」的研究相對匱乏。Hao Yaguang （2023） 雖提到村長的工作角色，卻缺乏性別視角的分析；而黃心彤 （2023） 對臺北市女性里長的觀察，或吳官展 （2022） 關於女性里長培訓的研究，雖然有引入性別觀點，但其研究背景多侷限於都市，仍缺乏對鄉村基層女性村長處境的細緻描繪。因此對於鄉村女性村長的實務處境研究依然有所不足。本研究想透過探討女性村長的日常工作內容、對村民的服務與互動如何？並進一步以性別視角與概念分析女性村長實務中的性別處境為和？
二、文獻回顧
（一）女性參政與區域現況
本文首先透過統計數據呈現臺灣女性參政之現況。2026年立法委員女性比例為 41.6%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2026），而在地方民意代表部分，直轄市議員女性比例為 39.8%，縣市議員為 36.0%，鄉鎮市民代表則為 26.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2023）。值得注意的是，不分區立法委員與地方民代皆有設置婦女保障名額。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女性村長，其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無婦女保障名額，以下列出與村長相同選舉制度之統計。直轄市長女性比例為 16.7%，縣市長女性比例為 56.3%，鄉鎮市長女性比例為 21.2%，而村里長則為19.2%。從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只有縣市長的女性比例過半，直轄市長、鄉鎮市長與村里長僅約兩成，村里長的女性比例則是不到20%，顯示臺灣目前參政性別比依然失衡。
進一步檢視本研究田野地所在之雲林縣與四湖鄉的性別比例。雲林縣政府主計處113年的統計發現，雲林縣人口男性略多於女性，為51.4：48.6，而勞動人口（年滿15歲民間人口）的男女比則是58：42，勞動參與率為男性67.7%，女性50.1%，可見雲林縣男性勞動人口與有在工作的人口（勞動參與率）都相對女性更高（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
同樣是113年雲林縣針對參政人口的統計如下：縣議員中男女比為30：13，女性約僅三成；鄉鎮市長男女比為14：6，女性占三成，而在111年選舉時鄉鎮市長參選人男女比為 43：11，女性佔20%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繼續檢視基層參政性別狀況，雲林縣的村長當選人男女比為333：57，女性佔15%，比全國平均19.2%更少。而選舉時的村長參選人男女比則為621：104，女性僅占14%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可以發現雲林縣當選與參選的女性村長比例都比全國更低。
將視角縮小至田野地所在的四湖鄉，根據四湖鄉公所113年公布的統計數據，四湖鄉的男女比為120.65：100，呈現明顯男多女少的人口結構（四湖鄉公所 2024）。而人口結構也反映在四湖鄉的政治參與上，在111年鄉長選舉中5名候選人皆為男性；而在鄉民代表候選人中，男性17人，女性僅2人。而在四湖鄉的21村中，村長男女比為15：6（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2025），女性占近三成，略多於全國19.2%的女性村里長與雲林縣14%的女性村長。
綜觀雲林縣到四湖鄉，都面臨人口外流與人口結構老化嚴重的現況。雲林縣統計發現，雲林縣總人口從1970 年代末開始減少，直到21世紀初的40年間總人口減少了11萬（林倖妃 2020）。2025年四湖鄉高齡人口比例高至 25.79%，已達到超高齡社會門檻，人口自然成長率則為負6.808‰（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2025）。自 104 年至 113 年十年間，老化指數（每100個幼年人口相對老年人口的比例）從 237.06% 增加到 384.89%，顯示該鄉結構性老化明顯（四湖鄉公所2025）。又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4）統計發現，2023年雲林縣青年人口淨遷徙人數負成長，遷出率又以四湖鄉41.30‰ 為最高。從這些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四湖面臨十分嚴重的人口外流與人口老化現象，也是造成女性村長村務中包含許多老人關懷的重要脈絡。
（二）女性參政研究
本段落將爬梳臺灣對女性參政狀況與困境的相關研究。女性參政困境主要來自傳統價值對女性的期待與政治場域中的陽剛環境。以下文獻討論會聚焦在本研究關注之鄉村女性村長可能面臨的狀況，包括政治場域中的陽剛特性、酒局與性騷擾，並進一步看到女性參政的能動性與其政治遺產的繼承。最後，本章將呈現村長職務與村民高度連結的特性，如何與「女性特質」產生關連，進而列出鄉村基層女性村長研究上的缺漏現況，作為本研究切入的基礎。
政治場域中的陽剛環境更加劇女性參政的困境。政治場域以權力作為核心、講求相互競爭，並涉及領導者特質與整體國家的資源分配，因此傾向吹捧、獎勵傳統陽剛特質，再加上現況下男性依然在政治場域中佔高比例，故形成了政治場域中陽剛特質主導的規範性主宰（曾聖惠 2022：141）。如同楊婉瑩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一書中，針對性別政治章節提出的女性參政的「雙重困境」，指的是選民會希望女性符合政治人物的陽剛果決特質，同時又希望女性應該要有溫柔的陰柔特質，缺一都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合格的政治人物而遭到輿論攻擊等（楊婉瑩 2019：172）。也因此，在四湖女性村長參政過程中，可能面臨在選民對「自身女性特質的期待」與對「陽剛政治人物期待」兩者中相互矛盾。
政治場域的陽剛環境不只限制女性政治人物的行為表現，更透過性騷擾與酒局應酬等實際的行動，製造對女性的敵意環境。曾聖惠訪談中央與地方的女性政治人物、幕僚與黨工後發現，許多女性從政人員都經歷過男性前輩以玩笑包裝的言語性騷擾、隨意對女性政治人物的外貌排名、將女性外貌作為吸引選民眼光的資本等。此外，應酬社交的酒局是政治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女性政治人物可能被有意排除而失去社交機會，即便能夠參與也常要被當作陪侍、性騷擾的對象，可見當今的政治場域對女性政治人物依然充滿敵意（曾聖惠 2022：138-150）。雖然該研究對象並未囊括到基層參政女性，不過在村長的分享中也有發現類似的現象。
接續討論女性參與政治的過程與動機。姜貞吟在重新爬梳女性參政圖像後發現，過去的研究會將女性參政簡化成依親、代親出征的依附者角色，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女性政治人物參政有其能動性（agency）。女性參政者透過「併同形式」有意識的在親屬參政時參與並累積自身政治資本（姜貞吟 2009：281）。在黃心彤針對臺北市女性里長參選研究中提到，在他的個人經驗中有些里長是代親參選而投入政治，不過在受訪的女性里長中並沒有類似的狀況（黃心彤 2023：109）。本研究則是發現三位女性村長都在承接男性親友的政治基礎後當選。他們也在男性親友擔任村長時大程度的投入村長的服務，因此在分析三位村長的參政過程中，應該更仔細檢視他們在過程中的能動性。
Hao 在對臺灣「草根政治」的研究中列出了村里長（village chief）法定與實際上的工作項目，他將其歸納為法令倡導者、民意反映者、溝通聯繫者、紛爭協調者、選舉動員者五大類。並透過在南投埔里的田野發現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執行上級單位命令、做為聯絡橋樑反應民意、處理鄰里糾紛、協助政治工作、村莊基礎維護等等。也因為村里長的工作內容「包山包海」、與民眾生活深度連結，因此被Hao稱為全天候保姆 （Hao 2023：176）。黃心彤（2023）訪談臺北市女性里長則發現，女性里長在執行里務時會展現更多「柔和、親近、細心、關懷」等傳統上視為女性氣質的陰性特質，並成為贏得民心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Hao提出村里長的「全天候保姆」工作性質，能夠與傳統女性被期待的照顧責任有所連結。筆者確實在田野訪談的過程中，看到村長執行村民服務時，曾有協助辦喪事等進入村民家中或私領域的服務，顯示村長職務角色與傳統女性特質在田野地中的可能連結。
雖然上文列出許多臺灣女性參政相關研究，不過針對女性村長的參政處境仍有所缺漏。首先，大部分針對女性參政狀況的研究對象是針對高層女性政治人物，例如曾聖惠（2022）訪談女性民代、候選人或黨工的性騷擾經驗；林宜瑾（2012）所做基層女性參政困境也只分析了議員層級的女性；姜貞吟（2009）討論女性參政動機的研究對象僅有女性立委。可見現有女性參政研究並沒有囊括到村里長等更基層的女性。其次，即便有少數針對臺灣村里長的研究，也不一定有針對女性的研究，如Hao（2023）僅有提及村長的角色卻沒有針對性別分析；又或是在黃心彤（2023）的臺北市女性里長研究、吳官展（2022）的女里長培訓相關研究中，雖有具性別觀點的女性里長研究，但仍然缺乏對鄉村女性村長處境的描繪，較難以將其研究結果與田野地相互對應。目前仍缺乏對最為基層的鄉村女性政治人物處境的相關研究，這也正是本研究期望補充現有缺口之處。
（三）分析概念
在分析田野中的研究發現時，需要透過性別化的視角分析女性村長的處境與其行動。性別規範（gender norms）作為不同性別行為在社會生活中的指引，人們被期待做出符合自己性別的行為（West & Zimmerman 1987：127）。而性別分工則源於此，基於對家務或勞動的規範性期待，認為男性與女性應該做特定的工作。例如邱俊凱、游美惠於澎湖七美研究已婚婦女的日常生活發現，因為村民對性別的價值觀是女性應該照顧家庭、男性應該外出賺錢，而該想像即實踐在當地「男人做海、女人做山」的性別分工上（邱俊凱、游美惠2003 : 153）。本研究也發現女性村長與其男性親友在村務執行中有分工的狀況，故後續將以此概念進行分析。
情緒勞動與照顧勞動可以作為分析女性村長村務的重要概念。Hochschild提出並定義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意指為符合社會規範，對個人感受進行的管理與展現（Hochschild 1979：551）。West & Zimmerman則舉女性空服員為例，指出他們的情緒勞動正是展現傳統期待中「女性氣質」的行動（West & Zimmerman 1987：144）。藍佩嘉在女性跨國的照護勞動研究中指出，家務與照顧勞動被視為女性的天性，因此由女性提供照護勞動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且其價值會受到貶低（藍佩嘉 2008：27）。此外，姜貞吟在討論國家照顧政策的研究中，更說明了照護勞動與情緒勞動間的關係。他指出照顧是一份愛的勞動（a labor for love），同時具備勞動與情感兩者，更透過性別規範中對女性情感性任務的期待而將兩者與女性身分綁定（姜貞吟2010：6-9）。上述性別規範與實際發生的性別分工、性別化勞動環環相扣，從三位女性村長的經驗中的確能看到他們與男性親友的性別分工。此外，參考Hao提出村里長「全天候保姆」角色的歸納，對應田野地中觀察女性村長如何回應村民的期待，進而理解三位村長實務上在執行村務時，對高齡村民的高度投入的情緒與照顧勞動。
另一方面，在女性村長進入村民的私領域提供服務後，自述自己像是家人的角色。在人類學親屬研究中，同樣有討論非血緣性親屬關係的相關概念作為分析。Schneider在針對人類學親屬研究的批判中指出，過去人類學認為「親屬關係」是建立在血緣（生物性）連結之上，也因此在人類學家發現無生物性關聯、卻有親屬社會功能的關係時，將其命名為「擬親屬」。擬親屬是模擬「真實親屬」並提供社會功能的關係，但該名稱的出現背後依然保有親屬必須有生物性關係的預設（Schneider 1984：163）。Schneider進一步透過在雅浦島（Yap）的研究案例說明，當地人將彼此的付出視作維持親屬關係的關鍵，故親屬關係的核心在於「作為」（doing）而非生物性的存在（being）（Schneider 1984：33）。Carsten（2000）則提出「關聯性」（relatedness）的概念，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來自日常不斷地互動與實作。在馬來西亞蘭卡威（ Langkawi ）將共做共食的實踐視為透過食物共享同樣的血，進而「創造」出真實的親屬連結（Carsten 2000：18-19）。可見在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親屬關係不再僅是由血緣所凝聚的社會關係，也可以是透過實踐創造出的親屬連結，該概念能夠與女性村長投入村民的私領域勞動相互對照。
三、村莊概況與女性村長介紹
本研究田野地位於雲林四湖鄉的三個村落，分別是鮭魚村、藍鵲村與石虎村，而在地理分區上，鮭魚村與藍鵲村共同屬於魚鵲厝的範圍，石虎村則是在魚鵲厝北邊的大貓厝聚落。
目前大約剩300個居民常住在藍鵲村，大多都是沒有工作的老人，在更年長的村民中女性比例較高，大多喪偶（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06）。鮭魚村則是不到250人，鮭魚村長更詳細的說明各年齡層的人數：「65歲以上的100多個，80以上的30多個，裡面女的比較多啦，三個老人裡面兩個是女的。我辦活動帶的婆婆媽媽10個裡面有9個是喪偶。」（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石虎村則大約有250人，村民性別結構跟藍鵲村類似，都是女性更多：「我們這裡的女的大都喪偶，非常多都獨居，因為男人勞務工作比較多，也走得比較早。男女比用五分來算女生三男生二啦。」接著詢問村裡老人平時的活動：「他們有些會請工人種田、種蒜頭，行動力還好的就賴賴趖（luā-luā-sô），有的加減撿回收，或是聚在一起泡茶。」（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簡單介紹村莊的狀況後，接著分別介紹三位村長。
（一）藍鵲村長
藍鵲村長是筆者去到田野後第一個訪談的對象，藍鵲村長一開始並沒有預料到訪綱洋洋灑灑列了一整面A4紙，不過還是一邊有耐心地回答問題，一邊熱情地不斷倒茶、問筆者要不要吃東西，親切的表現與臺灣人對阿媽（a-má）的想像十分吻合。
村長是嘉義人，約莫七旬，在結婚後才隨著丈夫來到藍鵲村生活，「我以前是在隔壁村木材行當會計，做了20幾年，做到我先生要選村長我才辭職，後來他當選我就做文書的事，他就負責割草、整理村內環境。我現在是第一屆啦，以前我老公做過兩屆。」（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於是筆者好奇，在丈夫做村長時藍鵲村長會幫忙做什麼事。「我先生當選的頭幾年，農曆正月迎新春，想說年輕人都回來了就辦活動，但辦活動麻煩啦，要寫企劃書、拍照、蓋章、還要寫成果報告去要經費，沒要到就要自己出。」除了幫忙丈夫辦活動、處理行政之外，協助村民跑公所代辦文書「也都是我在處理的啦。」藍鵲村長語氣自然的說。此外，藍鵲村長在丈夫任期內也會一起服務村民，並在過程中開始與村民認識。村長提到疫情期間他也有幫忙接送老人去打疫苗：「他做村長但是我去載」。後來村長也補充，在接送打疫苗後跟村裡的阿桑（a-sáng）變比較熟。（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藍鵲村長在先生當村長時，就開始投入村民服務中，也開始透過「勤走動」、文書處理、老人接送等服務建立與村民的情感連結與信任。相較起丈夫負責割草、衛生照護等體力活，藍鵲村長的服務項目屬於傳統歸類的女性勞動。不僅是與丈夫的性別分工，更進一步來說，筆者認為藍鵲村長也透過「女性化勞動」加深與村民的感情。
進一步詢問藍鵲村長參選的契機，「他（丈夫）就說他年紀有了，81了，所以叫我出來選看看哈哈哈。」、「就想說退休後閒閒（îng-îng）沒事做來服務村民。」（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在問到下屆要不要選時，村長說選上服務村民也開心、沒選上到處去旅遊也不錯。
藍鵲村長根據這屆選上的經驗告訴筆者，選舉重要的是服務：「有在服務都ok啦，……，像我們去遠一點的地方都會跟村民說，怕他們找不到人」、「若是他們覺得我們服務好，就投給我們讓我們繼續做啊。」（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雖然在筆者與一位村民聊天時，他認為村民們其實將藍鵲村長與丈夫視為「同一組」，選誰都一樣（田野筆記，村民，2026/01/11）。不過結合藍鵲村長所述「服務基礎」對選舉的重要性，筆者認為藍鵲村長身為女性卻能夠在沿海村落當選的關鍵，還是在於丈夫擔任村長八年期間的付出，他才有機會透過村長妻子的身分協助村民服務，進而奠定與村民的信任基礎並在這屆當選。
（二）鮭魚村長
鮭魚村長在過去兩屆的文化田野實習就對人類系的同學很照顧，也在不同主題上接受了同學們的很多訪談。因此在筆者與組員第一次跟老師去村長的檳榔攤拜訪時，他也是十分熱情的招呼我們。也因為有過去訪談的經驗，村長在受訪時，更是知無不言、詳盡的回答所有問題。
鮭魚村長是土生土長的魚鵲厝人，曾經因為結婚跟丈夫搬到嘉義，不過在懷孕後因為幫忙家裡的生意而回到魚鵲厝。在當上村長後，也依然經營家裡的 生意與檳榔攤作為副業。
後來我爸爸出來競選村長後，因為他不識字我就幫他處理一些村務、資料文書之類的，他做13年我就幫他13年了
像以前我爸爸當村長的時候，中秋節、端午節的時候會辦大型的活動，都是我一手操辦的嘛。（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可見鮭魚村長在還沒當村長時就對村務很熟悉，特別是文書與行政方面的工作也都是他幫父親處理。
鮭魚村長的父親第四次當選後不久因身體不好去世，但任期未過三分之二要重新補選，而鮭魚村長決定參選。
做久了就比較有感情，但登記的時候是我爸爸還在喪事，就會有一些話是認為，嫁出去的女兒不能回來選舉，我就說我為什麼不能選？我戶籍沒有遷出去我也有資格，我認為就是要改變這個狀況。
在訪談的中後段時，鮭魚村長也補充當初參選的動機。
我本來只是想說幫他做完，但就很多因為政治出來的閒言閒語，但他們講的也是事實阿，我本來就是嫁出去的女兒，但你要改變，讓那些老人家改觀，就不管你是什麼身份來選這個村長，回來做村長也做得很好。（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參選的動機並不僅僅是對村莊的熱忱與感情，也想要打破村莊傳統的性別觀念。
不過，村長也強調，服務基礎對於能否選上十分重要，
我爸爸是跟前任村長拚第三次才當選的，前面是做了八年的白工
我爸爸怎麼當選的，我都常常都會想說做這件事情不知道值不值得，老人家生病我們就載去看醫生、拿藥我們也會幫，疑難雜症、芝麻小事，只要他敢講，我們就幫他做。
上禮拜帶村民去拿藥，他說你們在做我們有在看，所以我們才會支持你。村長要走進村民的心他們才會投你。（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過去將近 20 年鮭魚村長與其父親對村莊與村民的付出，可以說是打破部分村民對女性參政疑慮的關鍵，但鮭魚村長作為「嫁出去的女兒」得以開始村民服務，仍然仰賴父親作為村內人在村莊中的人際連結。父親在擔任村長時服務周全、與村民們關係緊密，也延續到鮭魚村長當選後。鮭魚村長開玩笑的告訴筆者：「我會說村民都被我爸爸寵壞了，我現在想改、他們要求我不想做的時候，他們就會說我爸爸以前就這樣，為什麼換你的時候就不做？」（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這使得鮭魚村長在村民服務時，依然要維持先前父親包山包海的村民服務模式。
鮭魚村長在提到下一屆選舉時說，他想繼續服務村民是覺得，服務村民會被感謝，而有被需要的感覺，也覺得村民服務只有自己可以做到而產生成就感。當筆者分享觀察到村長的工作內容像是「處理家人的私事」時，鮭魚村長也表示贊同。
同時村長也對工作中的不愉快看得很開：「你做很多，但嫌棄的人也會有阿。我當作職場的工作不順利而已，也不會很當真，你就是自己要看得開，因為挺你的人關心你的也很多啦。」（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三）石虎村長
石虎村的石虎村長和我們約在早上訪談，進入村辦時石虎村長一邊招呼我們，一邊向我們介紹在村辦公室和村長聊天的村民阿姨和村民阿媽。石虎村長很熱情的招待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也總是笑笑的，讓人感覺很好親近。村長在大貓厝出生，不過五歲時全家就搬到東部直到他高職畢業。畢業後到北部求職並結婚生子，後來離婚、換工作，並在親戚的介紹下帶著孩子回到雲林合夥創業，不過並沒有維持很久。後來到一家養殖場求職，因緣際會下他的老闆去競選村長。「他選上之後除了去開會，其他服務的業務100%都是我做的」石虎村長自豪地說，一旁的村民阿姨也補充：「雖然是當一屆，但是等於有兩屆的資歷，我們村長就是很熱情，又很好幫忙」。現在石虎村長一邊服務村民，也在村辦後有一塊空地養鵝當作副業。
就有熱心、想服務老人家阿，想說我們也認識幾個字，鄉下老人有需要幫忙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啦，我自己也有年紀大的爸媽在外地。從疫情的時候開始，我還沒當村長，但就想說他們去快打站，這邊都是獨居居多啦，小孩子都在外地，我又怕他們去打完疫苗會有不適的症狀，所以我就帶他們去帶他們回來，就很多人認識我。後來也會做一些小服務，有時候出去幫他們看一些信、或者他們有一些問題就去，幫他們拍照傳給他們的小孩什麼的。我覺得那是舉手之勞，也沒什麼。（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村長輕鬆地說，更接著補充自己決定出來選的過程「那時候要登記的時候，我就跟他（前村長）說，我已經幫他跑四年了，我也很喜歡、很熱衷這個工作，我也比較會寫一些文件什麼的，村長讓我下去選」，村長也提到認為可以選上的原因：「那次是同額競選，但在他當村長的那四年我有奠定一個服務的基礎，村民有認同有被肯定」（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石虎村長認為先前服務建立的信任是選上的關鍵，不過在石虎村長的經歷中，男性親友僅是提供石虎村長服務村民的契機，較沒有提供石虎村長融入或認識村民的協助，筆者認為石虎村長能夠當選更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與付出。
村長在訪談的過程中多次提到當村長服務村民很開心，也告訴筆者是因為自己感情比較豐富，看到村民老了會不忍心、難過，所以看到有需要的人就會想幫忙。認為自己對於村民來說就像是家人：「因為我就像他們的女兒啊。我不會嫌老人家，年紀大還是囉嗦什麼，但他們做了讓我覺得不高興的事也是會教訓一下，老人家也要教育啊」（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對村民照顧卻也不會一味順著他們的意，而是會考慮對村民好的方式，更能看出村長與村民之間的深厚感情。
在最後一次拜訪石虎村長時，隔壁村的村長也剛好在村辦。在聊到女性村長參政的話題時，隔壁村村長說四湖比較「大男人主義」，想選的女生比較少，6個女性村長中只有一位村長是自己獨立參選，是長期在社區做服務、建立人脈與信任才選上。其他大部分是爸爸、丈夫先出來當村長後才能夠選上（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14）。這也側面印證女性要在四湖選上村長並非易事，從三位村長的經歷能發現，女性在男性親友參政後才有機會漸漸參與村民服務，並得到村民的認同與選票。
（四）小結
前三個段落介紹完三位村長的基本資料與經歷，本章節的最後想呈現村長對自己性別身分的理解，並對女性村長的經歷做小結。
在被問到「身為女性村長有什麼優勢或劣勢」時，三位女性村長同樣都提到「女性比較細心」，不論是在對老人的關懷、與村民建立情感，或是作為「垃圾桶」傾聽村民的心事。
而三位村長也有分別提到性別差異的不同面向。藍鵲村長認為鄉內女性村長較少的原因「可能因為女生有家裡的事要忙、時間比較不能配合」（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4）。藍鵲村長有「女性會負責更多家務」的性別預設或許與村長負責所有家務的性別分工有關。
鮭魚村長則是補充女性的細心特質除了在關係建立上有利之外，「女生比較細心，在政治上會比男的想更多」。不過村長也講到性別在參政上的限制「我就不會跟他們一起喝酒，閒言閒語太嚴重了，人家會講說那個女的村長來跟我們喝酒這樣成何體統」（田野筆記，鮭魚村長，2026/01/12），進而會錯過一些爭取資源的機會。雖然鮭魚村長即使試圖跳脫「已婚女兒」的身分框架，但還是受到其他層面的性別規範束縛。
石虎村長則是對女性特質抱相對正面的看法，他認為女性除了細心之外，也更體貼、更有同理心，在對老人的關懷上更有利。另外，石虎村長也提到女性在人際交流上比較吃香，不過是基於「社會較同情弱者」、「會對女性比較包容」，在實際互動上相較「男性比較剛」女性更可以「姿態軟、身段軟」，故女性更不會被為難（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14）。
三位村長對性別特質的預設展現在他們實際的人際互動上，能夠貼合Hochschild提出情緒管理與掌控的情緒勞動概念（Hochschild 1979：551）。村長認為「女性更細心、貼心、身段軟」等柔性特質，可以視作社會對女性性別表現的規範，基於這些規範，村長們在與村民互動交流的過程中，不斷透過管理自己情緒（放軟身段）與展現情緒（安慰村民、關懷），實現社會的性別期待。
除了人際互動之外，在女性村長的參政過程也遭遇性別預設與偏見。首先是三位村長共同面臨的參與困境，村莊中「大男人主義」的風氣讓女性要透過男性親友才有進入公共服務的機會。甚至有兩位村長在進入公共服務後依然遵循著性別分工，負責處理想像上更柔性的文書、行政工作；女性負責的家務勞動將女性大多數的時間綁在私領域，不利於女性的公共參與；將「結婚的女性」視為外人也排除女性進入家鄉的公領域；在某些公共討論的場合，佔多數的男性透過「酒局」排除女性的加入。總結來說，從三位村長成為村長前的經歷，及他們對性別特質的看法，就可以略知四湖當地的性別規範，往下將繼續從村長執行村務的狀況分析其性別處境。
四、女性村長的人際互動
在了解女性村長進入政治場域的歷程後，本章節將呈現村長在日常村務的實踐中和「與村民互動」相關的部分。就如同Hao在南投埔里對村長的研究發現，村長的工作內容不但「包山包海」，更與民眾生活深度連結，被 Hao稱為全天候保姆 （Hao 2023：183）。從訪談的材料中也確實發現與Hao所提到的相同狀況：在村長的實際工作項目中，含有大量與村民互動或交流的內容、其服務內容更是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章將其分成四個段落，其一是村長工作中較固定的「村民服務」，包括行政庶務與文書代辦等等法定職務。其次是村長工作中十分重要的「老人關懷」，在雲林高齡村落的背景下，村民有高比例是需要投入關懷與照顧實作的獨居老人。第三是村長載老人關懷與行政服務之外與村民的「日常互動」，著重討論村長在固定的服務之外，如何與村民建立情感連結與互動。最後「公共服務」則是敘述村長在一般村務之外的事務與互動。石虎村長相較另外兩位村長多一些工作項目，包括在大貓宮的擔任公關組長的職務，以及額外協助其他機關、大學接洽舉辦活動。
在開始討論女性村長與村民的互動前，先釐清本章節的分析概念。「情緒勞動」指的是在社會規範之下對個人感受與行為的管理與掌控（Hochschild 1979：551）。故本文女性村長所受到的社會規範除了村民對村長職務的期待，更包含對「女性氣質」的規範。不論是村長們提到的女性會更細心、更貼心，或是社會將家務與照護勞動視為女性天職並貶低（藍佩嘉 2009：27）；姜貞吟更指出照顧作為「愛的勞動」更強化情緒勞動與照顧勞動的綁定。筆者認為村長投入的情緒勞動與照顧勞動，其成因融合了女性村長內化的性別規範，以及村民對村長角色的期待。「女性期待」與「村長身分」兩種社會規範，深度交織並作用於村長執行村務時所付出的勞動之中。
（一）村民服務
村長的村民服務有些是村長的法定職責，有些是村長身分固定要有的人情往來，三位村長也有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服務項目。首先，三位村長都共同提到的是村長的行政文書工作，包括簽蓋章文件、協助申請轉作金、保險證明、清寒證明、醫療補助等社會福利相關的申請作業，不過三位村長在執行的細節有所不同。「有些人不知道要準備什麼就會拜託村長代辦」（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藍鵲村長也提到自己從丈夫當村長時就在幫忙做了，不只簽蓋章更會接送、陪同村民去到公所申請（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4）。
石虎村長則是在訪談過程中，不斷撥接電話聯絡公所的課長、協助村民詢問轉作申請中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或是協助村民申請函補助的相關事項等等。筆者觀察到石虎村長總是十分迅速的處理所有事情，在收到村民問題的當下就會立即聯絡公所或是能提供協助的人（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08）。
除了行政文書工作之外，第二個共同提到的工作是基於村長身分衍伸出的人情往來。通常是在村內較大型的活動或婚喪喜慶，舉凡村內大小宮廟慶祝、儀式、學校運動會、消防局尾牙、村民的婚喪喜慶等等。村長作為村中最基層的政治人物，不僅需要出席，也需要透過紅包、送禮、贊助酒水罐頭飲料等方式實質表示心意。
而石虎村長與鮭魚村長也有各自的村民服務。石虎村長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有建立村民的LINE群組「石虎資訊站」：
我們有一個LINE的群組，裡面有100多個人，不識字老人我們會叫小孩子加，看到可以跟爸爸媽媽講一下，這也算親子的互動啦。因為我們這邊風大，廣播可能聽不清楚會漏掉，就當作補強。我就會在上面po像是公所發有機肥、哪裡在清水溝、長青食堂什麼時候暫停這樣。用LINE是想說大家都有，連剛剛來那個阿媽83歲了，也會看你的頭像接聽跟撥打電話，所以頭像都不能換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在訪談之中石虎村長兩三次說：「村長工作就連絡一些事情而已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筆者確實觀察到石虎村長電話打不停，科技的進步讓交流變得更方便快速、村長處理事情時可以更有效率，不過筆者認為這也是讓村民可以更容易向村長尋求協助，讓村長需要投入更多心力。
鮭魚村長也有村民的聯絡方式，雖然鮭魚村並沒有村民的大群組，不過鮭魚村長對村民的服務也沒有少。不論是「芝麻小事」或「疑難雜症」只要做得到就會「盡量滿足，但是不要做無理的要求」，可以看出鮭魚村長努力在服務村民的同時劃出自己的底線。不過鮭魚村長還是做了許多額外的村民服務，「我每年都會辦旅遊阿，使用者付費啦，我就規劃適合他們老人家的行程，就盡量減少走路。比較年輕的團有去過花東三日，老人家比較多就一天，他們住不習慣。」鮭魚村長甚至會幫忙村民辦喪事：「他只要來拜託我，我就要從頭到包到尾」、「我處理過的喪事很多啦，我接手的、從頭包到尾超過5個有」（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另外，鄰長在制度上是協助村長進行村民服務的角色。在初次拜訪石虎村長時，同樣在村辦公室作客的兩位女性是村民也是鄰長。石虎村長告訴筆者，石虎村的鄰長女性居多，「因為我們交情比較好、叫得動」（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11）。具體會請鄰長幫忙的事包含協助廣播、每年向村民收做平安（當地民間信仰的歲時祭儀之一）與神明遶境的錢，以及過年幫忙發放春聯。而在藍鵲村與鮭魚村的鄰長，則是協助發放公所的通知或選舉文件，「我們這裡的鄰長超輕鬆的，他們認為說村長都會做啊他們不需要做」鮭魚村長補充（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比起鮭魚村與藍鵲村，石虎村的鄰長也更多是女性，石虎村長與鄰長間的交情更好、交辦更多事情給底下的鄰長，這也能夠與下一段落「村民互動」中，女性村長與女性村民關係更緊密的現象相互對照。
從三位村長的村民服務內容中，確實能夠看見大量性別化的情緒勞動。首先，行政文書工作內，村長協助村民申請文件、接送村民，要與村民交代該攜帶的證明、也需要噓寒問暖。從藍鵲村的村民服務內，也能看出村長與丈夫在村務中的性別分工。此外，村長們也有提到在協助申請補助時，有時會因為資格符合與否感到壓力與為難。最後，村長們需要出席各式活動，當然不可能丟下紅白包或禮物就轉頭走人，總是需要寒暄周旋一番，而如何在不同場合展現出合宜的模樣，也是村長們情緒勞動的實踐。
不僅如此，在與村民確認狀況、聯絡公所課長詢問轉作申請條件的一通通電話中，石虎村長要時刻管理自己的情緒、耐心回應村民並有禮地與課長交談。雖然石虎村長沒有提到建立群組後增加多少工作量，但可以從他的手機不斷響起的LINE通知與來電響鈴看出，在增加與村民的聯絡方式後，村長要處理的人際互動與村民透過訊息的要求變得更多、更頻繁。而鮭魚村長在接續父親的村長職後，也需要承擔父親對村民「照顧得太好」的結果。包括村長主動舉辦村民的旅遊行程，以及村長為了劃下底線而拒絕村民要求。村長擔任導遊時要時刻注意村民的狀況、需要思考如何委婉拒絕又不得罪人，更可能需要承擔村民對行程的抱怨等等，同樣是額外需付出的情緒管理與展演。
（二）老人關懷
本段聚焦討論村長有關村內「高齡者」關懷與照護的行為，而村長們在互動過程中不僅要投入情緒勞動、更摻入許多被認為是「家務事」的私領域照護勞動。如同前面村莊介紹所提及，在本研究的三個村落中，「80、90%是老人了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年輕人很少」，因此對高齡村民的服務也佔了村長工作的很大一部分。
三位村長都提到，村長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在村莊內走走逛逛、關心村民。「我平常就逛逛、看看老人，跟他們講一些話，看看他們的身體狀況這樣，我也有在幫老人送餐啦。」（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我都是去泡茶啦，我知道老人家有在泡茶我就會去坐一坐，聊天，路上遇到老人家也會問一下他最近怎麼樣這樣子，看一下獨居老人最重要啦，…….，所以我們都要跑攤啦。（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開玩笑地說。更分享之前遇到從麥寮走失到魚鵲厝的老人：「我想說他怎麼坐在路邊，一問才知道他是從麥寮騎腳踏車來我們魚鵲厝，我就趕快把我媽媽載到診所交代給護士，再趕快回去把他帶到派出所，我們沒辦法說看到這些事情不管。」由此能看出鮭魚村長發自內心對老人家的關懷（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在問到村長的日常工作時，石虎村長這樣說：「剛剛打給我那個阿媽他也是獨居、小孩子在外地，有事情他就會跟我講，我也會LINE他兒子，都是做這些關懷老人的事情比較多啦。其他像燈亮路平水溝通，最基本的一定要的維護之外，其他投入比較多的，真的就是對老人家的照顧」（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在和石虎村長去拜訪大貓宮的路上，遇到一位年老的村民在馬路的另一頭逆向騎車經過，石虎村長熱情地和他打招呼，結果村民阿伯直接把車停在路邊，並招呼石虎村長過去、拿出手機詢問他使用的問題，石虎村長也親切並駕輕就熟地幫阿伯處理。從一次平常的偶遇中就可以看出，融入石虎村長生活中瑣碎但不間斷的服務與情緒勞動（田野筆記，2026/01/14）。
除了日常關心村莊內的老人之外，三位村長配合政府的長照送餐政策，也有不同的做法。原先政府的規定是要在村莊設立據點讓村民集中去打飯菜，餐食則是從公所的中央廚房載送過去，政府也要求要有志工在據點幫忙打菜。
藍鵲村長皺著眉笑說：「這些老人行動不方便，連走到門口都有問題了。要去中央廚房拿菜我們不就還要去載菜回來？阿打菜的志工要哪裡找？」於是藍鵲村長和隔壁的大貓宮配合。
大貓宮有在和政府配合啦，就包便當，我就每天去拿回來，挨家挨戶送給村民，還好啦 31 個而已，我這樣高興做，隔壁男村長是放在廟口，但我想一想每個人走路都比較不好，我乾脆都送一送。便當送去，我也都會看一看有沒有正常啊、跟他們聊兩句。
（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訪談的隔天剛好有時間，於是問村長能不能跟他去送餐，藍鵲村長挨家挨戶和村民噓寒問暖，也順便向村民介紹筆者與組員。筆者也發現出來拿便當的村民是女性居多，村長說送餐對象確實大多是獨居喪偶的女性。
石虎村長同樣是從大貓宮拿便當，「因為我們這邊分布的比較散，老人不可能去據點吃飯嘛，也都不方便，我們就請一個司機送到七八個據點，請一個長輩幫忙顧，有人沒出來拿再告訴我，我要追蹤他去哪裡、看他確實安全。」石虎村長提到因為村莊範圍較大，自己沒辦法每天都巡，也會仰賴村民互相照應來減輕負擔（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而鮭魚村長在父親擔任村長時，也曾經辦過三年多據點式的長青食堂。
早年我們是有辦長青食堂啦，就想說他們自己煮一餐不方便，所以我們盛多一點，讓他們晚上帶回去再吃一餐。因為我還有其他的工作，我就想說給老人家吃好一點、多花一點沒關係。做到後面就有人覺得我賺太多錢，再加上我爸爸生病就收起來了。
後來我就改變我的作法，幫他們去跟日照中心或紅十字會申請居家服務可以幫你煮飯，中午煮多一點晚上也可以吃到新鮮的。……。我就會去聯絡他們的子女、取得同意，我現在做了好幾十個人的申請人啊。（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不辦長青食堂後，認為到府煮餐食的方式對村民來說更好，因此選擇協助村民申請居家服務。不僅如此，村中有一對年輕村民夫妻也在經營自己長者關懷據點，因為鮭魚村長有相關經驗「他就找到我，我說好年輕人想做的話，我有空的話我會去幫你稍微煮一下」，但並不像鮭魚村長所說的只是「稍微煮一下」，「最主要大部分是我買菜啦，煮飯就我跟（鄉民）代表夫人一起」（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雖然現在的關懷據點中只有幾個鮭魚村的村民，不過村長仍然願意投入性別化的煮飯工作，可見他對村民服務的熱心。
長青食堂、居家服務與送餐等服務，因為有政府或外部資源（大貓宮）的挹注，還是具有公領域的性質，但在女性村長對老人關懷的實作中，更多是以村長的身分直接進入村民的家務事中。這樣的現象不僅是高齡村落的脈絡下村長職務擴張，與村長的性別身分也息息相關。結合前述村長們所說女性「較細心、更能同理、關懷村民」、又或是「像家人、像女兒」，使得女性村長的身分轉變為類似「女性親屬」的角色，因此會更需要承擔高齡村民們私領域的勞動。三位村長都有提到，在前幾年新冠疫情期間，會協助接送村裡的老人去接種疫苗，帶村裡的老人就醫、拿藥也是鮭魚村長與石虎村長會做的事。
鮭魚村長也分享他和石虎村長做法的改變，「以前我們會自己載老人去醫院，但後來還是會怕在車上出事，就變成跟著救護車去醫院，若是小孩子在外地我們也是要幫忙簽一些文件。」（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可以看出女性村長代替了一部分身在外地家屬的照護勞動。
在石虎村長談到村莊老人照護時，提到自己提供服務還是有界線。村長說，自己以前常常幫忙那個村民，幫他跑腿、買東西，但後來村長認為該村民的言行踩到自己的底線，「我也不是一定要照單全收啊。像那一種個案只有一個，我就選擇放棄他，其他生病的啦、老的有需要幫忙，我都會義不容辭啊」（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在筆者問到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時，石虎村長分享了這個故事。
之前有一個老人家生病，剛剛那個村民阿媽就打給我說他身體不舒服，我就過去看看。過去他就說他肚子痛，但不想叫救護車覺得會驚動大家，可是他這樣動不了要怎麼叫計程車？我就說，那我叫救護車不要鳴笛過來好不好？他就說好。上救護車之後，因為他是獨居老人，我就幫他把臉盆啊牙膏、牙刷、毛巾、衛生紙啊鋼杯、保溫杯、拖鞋那些，住院要用到的東西，基本的都幫他準備好。
村長不僅協助獨居村民收拾就醫用品，更協助保管證件與現金並轉交給素未謀面的家屬。村長接著告訴筆者，因為村民是獨居長者、身體也不好，平常比較不方便整理家中環境，在村民送醫過後，更親自打掃家中環境。
他去醫院之後，我去拿了好幾個大垃圾袋去幫他把不要的東西收一收、廚餘啊什麼分類啊把它裝一裝。我就幫他把那兩三間整理好，他的衣服我幫他稍微摺起來、髒的跟乾淨的分開摺好，棉被摺好、棉被上面的那個髒髒的就幫他掃一掃。反正就都整個都幫他整理，地板也都拖過，就整個就是煥然一新了啦！我想說他出院回來，可以有一個舒服的居住環境，但後來他就沒回來了，他就去世了。（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從原先對自己整理成果的成就感，到最後一句時，石虎村長語氣逐漸變得低落，更停頓了一下。「但就是我當村長」石虎村長輕笑了一聲，不過更像是為了要掩飾他的難過，但還是忍不住哽咽「看這些老人一天天老就覺得捨不得，就是把他們當成家人了。沒關係一下就好了」村長眼眶泛淚但卻還是不忘安撫慌張的筆者，勉強地笑了一下說「我們這裡就是老齡化了嘛，幾乎都是老人」（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從石虎村長講故事中流露的不捨，能看出石虎村長真的將村民視為自己的長輩。不論是實際上整理村民家的性別化家務勞動，更不能忽略的是在勞動中投入的情緒，包括對村民的失望、又或是面對村民離開與老化的難過。
在另外兩位村長的老人關懷實作中，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村民不斷地投入關懷與龐大情緒勞動，更摻入了私領域中的照護勞動。而這些作為在傳統上是期待女性在私領域應承擔的勞動，也能扣回女性村長對「家人／女兒」角色的說法，看出女性村長對於自己進入村民的私領域勞動是有所覺察的。女性村長從原先應該在「公領域」的村長身分，因為結合了其女性性別身分的期待，因此在村民照顧上加入許多原屬私領域的情緒勞動與照護勞動。
（三）村民互動
本段落將呈現女性村長在上述兩章節提及的行政服務與老人關懷之外，在公領域以外如何與村民日常聯絡感情。換言之，本章節在說明女性村長在正式村長職務以外與村民的互動。進一步筆者將本章節的互動歸納為，女性村長基於性別期待與職務身分交織下自主投入的額外服務，其中包含了大量公領域以外的情緒勞動。此外，本章節與村民的聊天互動和上一段的老人關懷常常是同時進行，不過本章節更強調互動時，在交談與回應過程中女性村長投入的高度情緒勞動。
三位村長都有在訪談中提到身為女性會更細心，也能夠做為村民的情緒垃圾桶、聽村民講心事，不過在互動上也會因為性別身分而有所差異。
我覺得女性從政有一點是比較細心啦，村民比較會跟你講一些心裡的話，有時候村長很像垃圾桶。如果你村長是男的話，村民怎麼會來跟你講這些話？所以我說我這邊是「八卦站」，跟我親近比較好的人，他們家幾乎大小事我都知道，他們都會跟我抱怨跟我講。
不只是婆婆媽媽會講，男的（村民）也會，通常是我帶他去拿藥，或是我去他們家泡茶。（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不過鮭魚村長接著補充到因為自身性別而產生的限制：「我會去他們家泡茶通常年齡就會比較大，八九十歲可以當我阿公的這一種，我才會進去他們家。如果你現在五十幾歲，我只會在外面打個招呼、閒聊幾句而已，畢竟男女有別，會有閒言閒語，就只會出來（外面）問一下最近怎麼樣」（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可見鮭魚村長明確知道自己女性身分的限制。
「大家以前就會常常來檳榔攤聊天」鮭魚村長除了會去到村民家串門子之外，村民們也常會到他經營的檳榔攤聊天，訪談同樣是在檳榔攤進行，訪談過程中有許多村民自在的來來去去，有空的村民就會坐在一旁聽我們講、偶爾一起聊上幾句 （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石虎村長也有提到他認為女性更會聊天，也與鮭魚村長有類似的互動方式：「因為我單身嘛，我也會避免有閒言閒語，通常是夫妻檔或一群人來村辦才會邀約男性，其實男生也不太好意思要來（村辦），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啦。會來（村辦）的都是固定比較好的幾個女的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在後續幾次去村辦拜訪石虎村長時，遇到的村民或村長的客人確實大多是女性，也驗證了石虎村長的說法。
藍鵲村長則是分享他跟丈夫都會去找村民家聊天、串門子，「但是我老公不會在村民家坐太久了，坐一下聊兩句他就跑了，那也沒有意思。他都會罵我長舌婦，我說我去也沒有說話，人家在說話我都安靜聽。」藍鵲村長接著補充：「待久比較有感情啦。你如果兩三天沒有去，他還會問說你怎麼那麼久都沒有來」（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後續村長也有補充說明，村民也會到村辦聊天、而通常是女性村民居多。從藍鵲村長與丈夫和村民互動頻率的不同，以及丈夫提到「長舌婦」的性別化負面評價，能看出女性與男性村長與村民互動上如何受到性別影響。
女性村長除了互動地點與對象會因為性別受限外，與村民的面對面互動的形式也會有所不同。鮭魚村長提到：
跟這些阿桑都很好啦，以前做長青食堂都有在一起，他們就會說要幹嘛幹嘛叫我帶他們去。去年帶他們去嘉義拿年菜，那間在山上，我也不知道路，想說幹嘛不叫宅急便就好，運費我出，他們說不行，因為要去吃雞肉飯，還要叫我請。……他們會想說我比較知道哪裡有在賣東西，他們說他們想買東西我就會帶他們去，有一次我真的覺得這才是無理的要求！（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好氣又好笑地繼續說：「他們叫我帶去買內衣！一次載四個歐巴桑去買內衣還當場試穿，我的臉整個很尷尬，我說你們買我先迴避一下，這才是真的尷尬」（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從鮭魚村長的分享可以看到性別身分讓他與村民有更多專屬於女性間的互動，但在過程中鮭魚村長需要付出更多的身體勞動（接送、逛街）與情緒勞動（聊天交流）。雖然若他不是村長，可能也會以朋友的身分這麼做，不過村長身分讓村民更有理由要求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鮭魚村長的工作量。此外，年長村民需要要求村長帶他們去購物，能看出當地交通或許不甚方便，也能扣合當地年輕人大量外流、照顧人力缺口的問題，導致女性村長工作內容的擴張。
前段女性村長與女性村民的互動也讓筆者進一步好奇，男性村民會對女性村長有什麼要求。「他們只會說路燈壞了，不然就是公所有什麼事情要做、拿藥，或者是說他們接到公文不會看就叫我看，或者是說他們要寫什麼東西，不會寫，叫我幫他們寫這樣子的，其實還好」（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對比之下可以發現，鮭魚村長確實會因為村民性別有不同的互動。
最後，三位村長皆提到相同的村民互動策略，以及避免社交而產生的問題。石虎村長說的最直白：
我偶爾會去泡茶啦，但我怕泡茶泡太多了會出問題，鄉下就喜歡東家長西家短，我都不能偏袒誰，不要聽太多才是上策！就跟他們就是聊一下、打打招呼。我也會避免說，有些人逮到機會就要跟你告狀那個某某怎麼樣，這個某某怎樣，然後我就會說喔喔喔（敷衍過去），但是你也不能每次都這樣，就是避免避免太接近，也不要太疏離這樣。但是他有需要我幫助的時候，我一定就是不會缺席，平常的那種喝茶、大家攪和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少，我會避免。（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鮭魚村長則提到自己的檳榔攤從以前就是村民的八卦站，不過自己在當上村長後講話要很小心，不會主動傳八卦、避免得罪人，這樣就不用擔心有誤會，而需要花更多時間解釋（田野筆記，鮭魚村長，2026/01/13）。藍鵲村長也說他雖然常常去和村民泡茶走動，但是「我去也沒有說話，人家在說話我都安靜聽」（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由此可知，女性村長雖然需要時不時和村民走動聊天維繫感情，卻也要在互動過程中謹慎管理自己的言行，在面對村民的抱怨或告狀時，不能夠選邊站，也不能夠一直敷衍。結合上述村長們對自身女性特質「細心、好聊天」的認知，發現女性村長往往需要在與村民的互動過程中投入大量的情緒勞動，以展演出村民期待的「女性村長」形象。
（四）公共服務
村長們除了上述職務範圍內的工作及對村民的服務、互動之外，還有一些因為村長身分衍伸出與其他單位或組織的互動。以下將說明村長與村莊主要廟宇的互動，還有石虎村長另外協辦活動的狀況。
鮭魚村與藍鵲村同屬於魚鵲厝的範圍，而魚鵲厝主要的廟為魚鵲宮，性質上較類似聚落內共同的信仰中心。藍鵲村長提到魚鵲宮內有廣播，若是村長有事情需要通知村民會向廟方借廣播，公所有打疫苗也會在廟口進行。不過平常村長與廟方的互動大多僅止於有活動時會送禮或贊助，雖然村長是魚鵲宮的當然委員，但也僅僅是掛名（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4）。
鮭魚村長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告訴筆者，因為廟委會內部既有的人際關係與網絡，不論是鮭魚村長或他的父親、藍鵲村長與他的丈夫在做村長時，也都是擔任較無實質影響力的廟監事，廟方不會希望村長對廟務插手太多。此外，鮭魚村長提到，因為魚鵲宮委員的性別與互動方式使他覺得自己身為女性難以進入，因此鮭魚村長與魚鵲宮就維持「關係平平」（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而石虎村所處的大貓厝地區中心大廟是大貓宮，大貓宮屬於全臺性的廟宇，規模更大、信眾來自四面八方，會需要更多人手投入廟務。前文提到，鮭魚村、石虎村及附近其他村落的送餐便當是由大貓宮主辦，能看出大貓宮的資源與人手之多。故除了大貓厝地區的村長要參與廟務之外，鮭魚村、藍鵲村等周邊的村長也會參與廟的活動。在田野期間適逢大貓宮休閒大樓剪綵，藍鵲村長提到有受邀參與。不過相較起其他村長是參與廟宇活動，石虎村長作為大貓厝地區的村長，則是有參與廟務並擔任要職。
我也有職務啊，公關組長。我們假日都要去服務接待，就是迎賓、去幫忙工作，接洽客人啊。你就要跟來這邊進香的宮廟團體social一下，這樣子。六日都要去，過年香客會變很多就要輪值班這樣。
（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石虎村長分享他投入大貓宮廟務的緣由：「我當村長之前都不太拜拜、不太懂，但因為現在人口老化年輕人很少，村長也要去協助這樣。大貓宮以前是有一個專門的招待組長，但我們當選那年他過世，所以我跟隔壁村村長就要去接他的位置。以前的村長不用，只要說有活動或是祭典參與一下而已。」村長更提到大貓宮的廟委會組成，在約20人的委員中多數是男性，女性負責的工作大多是接待香客。雖然與魚鵲宮的規模不同，廟委會組成中同樣是男性主導居多（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村長接著補充公關組長的工作，包括協助招待香客、用餐應酬。村長委婉地告訴筆者自己對應酬場合與酒局的看法。筆者認為，女性村長在喝酒應酬的場合中為難與尷尬的狀況，能夠呼應文獻回顧中提到，政治場域的陽剛敵意環境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排除現象（曾聖惠 2022：138-150）。
在訪談的過程中石虎村長常常提到大貓宮，也對於大貓宮的歷史與大型活動的時程侃侃而談，村長不僅對大貓宮的事務瞭若指掌，也能在村長的話語間，聽出他對大貓宮的驕傲。村長提到大貓宮為當地提供許多社會福利做為回饋，包括提供附近的學生獎學金、籌辦老人送餐，請石虎村長協辦的銀髮健身活動也是其一。石虎村長ㄍ在訪談過後，親切的帶筆者去參觀並介紹全新剛落成的休閒大樓，更邀請筆者一起去參與幾天後的銀髮健身活動。參觀完休閒大樓供香客入住的客房後，村長被大貓宮主委找去幫忙寫文件，筆者觀察到石虎村長與主委的互動十分自然、熟悉（田野筆記，2026/01/11）。
銀髮健身活動在大貓宮旁大樓的教室，石虎村長熟悉地和教室裡的阿桑、老師點頭招呼。活動原先是公所委託大貓宮舉辦，但適逢農曆年底公家機關關帳，所以最近的教練費用都是由大貓宮負擔。不久，石虎村長被主委找去休閒大樓的接待室，一路上石虎村長都熱情地和遇到的人打招呼。村長把筆者與組員也一起帶進接待室，不過主委並不在接待室。接待室內有身兼廟務的中年男性村幹事，以及更顯資深的女性社會課課長。村幹事、課長與村長在討論銀髮健身的形式。筆者觀察到，石虎村長在談話中表達的是主委的立場，與公所的意見有所不同，在談話中石虎村長擔任協調不同意見的角色。談話結束後在接待室外遇到主委夫人，石虎村長與主委夫人及主委互動時，互相有挽手、拍肩等互動，與筆者過去和長輩互動的場景類似，能感受到石虎村長對主委夫婦親暱中帶著尊敬的態度（田野筆記，2026/01/14）。
石虎村長在大貓宮不僅有接待香客、協助舉辦銀髮健身等廟務，也承接休閒大樓一樓禮品店的經營。在看完休閒大樓後，石虎村長也邀請筆者去看他正在布置的禮品店，一邊幫忙布置村長一邊分享會承租下這間店的原因。起初是受到主委的請託，同時村長也想為地方與廟盡一份心，希望周遭熱鬧一點並吸引更多人願意在地方停留，故即使店內租金與進貨、裝潢等等的成本都需要石虎村長自己負擔，他還是決定承租並經營禮品店（田野筆記，2026/01/11）。
筆者在大貓宮連續兩日的觀察中，發現主委會直接指派任務給石虎村長、也能夠得知主委對事情處理的想法並代表協助溝通，村長與主委夫人及廟方人員之間也互動十分熱絡。不僅能看出主委對石虎村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能察覺村長平時在與廟方人員的關係維繫上，投入許多的心力與情感，這也是村長在自己的村務之外額外要投入情緒勞動之所在。此外，從石虎村長對大貓宮歷史、社會福利等介紹，能看出村長對大貓宮的認同，也從石虎村長在廟務及禮品店的實際行動看出他對大貓宮的付出。
三位村長除了與宮廟的互動之外，有時候也需要協助舉辦活動，這類的工作石虎村長的接洽經驗相對豐富。包括海洋大學、林務局等單位會在附近舉辦淨灘、淨林或固砂等活動，會需要村長協助舉辦、找人參與等等。在石虎村村辦公室時，石虎村長也自豪地介紹掛在牆上的海洋大學聘書，除了會幫忙大學協辦活動之外，石虎村長也是合作的講師。
在舉辦活動或是辦講座時，三位村長都提到會幫忙主辦單位找村民參與。石虎村長更笑著說：「他們（辦活動）需要人都找我就對了，我覺得我比較會叫人」，這不僅是靠主辦單位提供餐盒或禮物等作為村民參與的誘因，石虎村長更補充：「撿垃圾（淨灘淨林）就是拜託啦，這個就是人際關係、靠交情啊。你可能跟五個（村民）通知，五個就會叫另外的十個，就放射性的叫人這樣」石虎村長也提到，會找村民參與活動除了是協助主辦單位，另一方面是希望年長的村民有機會可以出門活動、與人交流。石虎村長對村民的照顧也體現在與風力發電公司的交涉，因為大貓厝地區的補償與回饋金不多，石虎村長曾經在中秋節時向風力發電公司爭取為村民舉辦餐會的經費（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在村長與宮廟的交流中，能發現根據廟的性質不同，會影響村長進入廟務的可能性，而石虎村長在大貓宮中不僅與主委及其他廟方人員熟絡，更負責許多廟務。石虎村長擔任公關組長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接待香客，必須頻繁地與人「social」，更需要在招待、應酬中花費心力委婉地避免喝酒。石虎村長作為廟務體系中少數的女性，更需要負擔高強度的情緒勞動。另外，村長們在協助外部單位舉辦活動時，需要和外部單位溝通，更需要透過交情說服村民參與活動，過程中也涉及相當多的情緒勞動。
五、村莊維護
「村長的工作就…燈亮路平水溝通，基本的」在問到村長的日常工作時，石虎村長輕描淡寫的說（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村長的工作除了許多面向村民的人際交流之外，另一個重要且日常的部分，是村莊的基礎建設與維護。舉凡路燈、電線、路面日常維護與水溝疏濬，以及路樹、雜草的清除，又或是在颱風天時被風吹倒擋住路面的樹、下大雨後協助村民家中抽水，都是村長們都有提到的日常村務維護項目。
在第一天訪談石虎村長時，他撥了幾通電話向對方確認清溝車的進度，並轉頭向筆者解釋：「如果我們常做（清溝），就不用一次做這麼久」（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鮭魚村長也這樣說：「我做事是喜歡先預防……颱風天七八月，我就會在六月先把高的樹除掉、先請公所的清運車來清水溝」（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皆顯示村長們對日常村莊維護的重視。
甚至有些在基礎建設維護之外的疑難雜症也會被村民要求。「有些事情村民可以自己做，但還是會想叫村長做，像是路上貓狗死掉我也要處理……有一個村民家裡跑老鼠進去也叫我去抓，我也只能幫你買黏鼠板，我要怎麼去幫你抓啦！」鮭魚村長無奈笑道，接著補充「你要體諒他年紀大、子女又不在身邊，所以你會覺得說，啊……反正算了，能做多少就多少啊」（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高齡村落的村長在與年紀大的村民溝通時，需要額外付出心力與情緒勞動。
此外，四湖一帶特殊地理環境，使得村莊更需要頻繁維護。因為處在沿海，含鹽與沙的海風不斷吹拂，沒有遮蔽物阻擋颱風肆虐，再加上地層下陷等因素，使得路燈與電線常會面臨吹落或生鏽的問題。水溝容易淤沙讓颱風天的風雨造成更嚴重的災情。更重要的是，四湖一帶和都市習慣的修繕申請不同，石虎村長因為在都市生活過故發現相異之處：「我們修路燈是照輪，一個月大概兩三次，不像市內只要掃QRCODE就好……里長不用自己巡會有人去報，我們村長前一天要自己去巡、檢查，壞掉的路燈就綁上紅繩子，隔天再帶工程車去」（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不只是修路燈需要排隊，村長們在村莊的維護修繕也無法都仰賴鄉公所。「你要申請、往上呈報也是慢，而且整個四湖有21村，大家要均分的話經費有限啦……這個都自己花錢的，我們沒有那麼多經費，就村長從事務費裡面拿出來花的。」石虎村長繼續分享到：「路樹雜草之類的，我都是請人或自己來…….你要等到鄉公所做就太慢了，真的不行才會拜託鄉長或科長處理」（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在鮭魚村也是如此，往往需要村長自掏腰包進行村莊維護。不過鮭魚村長也會透過維護村務的勞動協助經濟弱勢的村民：「我會請村莊經濟比較不好的村民幫忙、給他們一些工錢、加減幫」（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藍鵲村長通常會和丈夫分工合作：「要準備三餐給他吃啦，他就負責看路燈啦」、「割草的話也是我老公在用」（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能發現村長與丈夫習慣的性別分工。不過藍鵲村長在被問到女性村長的辛苦之處時表示：「像噴藥割草這種體力活男生做會比較輕鬆，但我自己做累了貼痠痛貼布就好了啦！」（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也有提到：「女生做這種勞力會比較辛苦啦」（田野筆記，鮭魚村長，2026/01/13）。雖然兩位村長都有表示覺得勞力活女性做起來比較不容易，但實務上他們還是可以獨立完成與村莊維護相關的體力勞動。
在日常的路燈電線修繕之外，建設經費也需要村長主動爭取，而三位村長爭取的對象有所不同。「如果要做水溝做路，你沒有親自去拜託鄉長的話，等到路爛掉他也不會來用」藍鵲村長接著說：「以前我老公也會跟議員、立委或縣政府請經費，旁邊的大水溝就是我去討的」（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鮭魚村長則是會向鄉長爭取修繕的資源與經費。
雖然「燈亮路平水溝通」看似是單純的村莊建設維護，但其中仍有女性村長與男性親友基於體力的性別分工。在爭取建設資源時，女性村長仍需頻繁與人溝通、建立關係並執行情緒勞動。
六、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的田野地雲林四湖的三個村莊中，人口嚴重老化、多數村民是高齡且獨居，在高齡人口中女性略多於男性。從三位村長對女性特質或分工的說法能發現，村長們對女性特質的看法接近傳統觀念，包括較細心、更關懷、身段軟，及體力相對男性較弱等等，這些同時也是女性村長會在他們的實作中遵守的性別規範。訪談中幾次提到形容村莊與廟的「大男人主義」說法、「出嫁女兒不能選」則是點出當地一部分的性別觀。
在四湖鄉本屆的村長當選人中，僅有一位女性村長是獨立參選後成功當選，其他五位村長都是接續男性親友參與政治，本研究的三位女性村長也是如此。藍鵲村長代替丈夫參選、鮭魚村長是在父親後參選。而石虎村長則是和前任男性村長交情好，故後來接續參選。之所以筆者認為石虎村長的參政並非獨立參選，是因為石虎村長能夠在當選前先投入村民服務，並得到村民信任的關鍵，在於石虎村長與前任男性村長固有的人際連帶；而四湖獨立參選的那位女性村長，並沒有透過前任男性村長累積自身的政治資本。
三位女性村長參選狀況呼應了姜貞吟提到的併同型式，女性政治人物在參政過程中，往往會有意識地累積自身政治資本，而非全然被動的依親（姜貞吟 2009：281）。根據鮭魚村長與藍鵲村長的訪談，他們是出於協助男性親友的動機而參與服務，不過難以從訪談材料中得知女性村長是否「有意識」地在累積自身的政治資本。但村長有提到服務是得到選票的關鍵，因此不論女性村長是否有意識累積服務與信任，其結果都是透過協助男性親友服務村民，奠定未來選上村長的政治基礎。特別的是，鮭魚村長認為過去父親把村民照顧得太無微不至，他不僅僅是繼承村民對父親的信任與聲望，還有村民過去對父親的期待，導致他在當村長後需要承擔更多村民的要求。
在過去尚未擔任村長時，女性村長在當選前協助男性親友處理村務的過程，其意義不僅是奠定往後的服務基礎，從服務項目也能看出性別分工的狀況。藍鵲村長與鮭魚村長在協助男性親友共同執行村務時，男性親友負責較多傳統認為男性主外的事物，包括村務中的修繕、體力勞動等等；女性村長則負擔傳統上認為女性主內該負擔的文書行政及村民服務。能看出女性村長在未當選時，就已負責需要高度情緒勞動的村民服務。另外，在藍鵲村長擔任村長的任期內，依然與丈夫維持大致類似的性別分工，不過他還是會基於村長身分，在日常村務多負擔一些傳統上被劃分給男性的體力勞動。
過去對女性參政的研究提到政治場域由陽剛特質主導（曾聖惠 2022：141）。女性政治人物同時受到對政治人物的陽剛期待、與對女性特質的陰柔期待下的雙重束縛（楊婉瑩 2019：172）。村長們實際在執行村務與村民互動時，的確有看到政治場域與女性村長性別身分的衝突。在陽剛的酒局中，女性村長受其性別身分中的陰柔期待影響，參與機會及在酒局中的人際互動相對受限。筆者認為這能夠類比在陽剛場域中女性陰柔形象的衝突，也使得女性村長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在陽剛場獄中保持合宜的女性形象；又或是試著解決被陽剛場域排除的影響。
女性村長在與村民互動時也是性別化的。三位村長共同提到他們在與村民聊天互動時，聊天的內容與互動方式會受彼此性別的影響。女性村長對自己更會聊天、更善解人意的性別規範認知，以及女性村長在面對村民的傾訴時，自認為是「情緒垃圾桶」，展現他們管理、展現合宜的情緒感受並給予村民期待的回應，符合 Hochschild 提出的情緒勞動概念（Hochschild 1979：551）。進一步來說，女性村長也會透過「安靜聽、不亂傳」的策略，避免參與村民聊天建立感情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人際糾紛。
訪談中可以發現女性村長在日常執行村務中，不論服務村民、與村民廟方與外部單位互動，又或是爭取村莊維護資源時，都需要大量的與人交流。在「女性」與「村長」的身分交織之下，必須要展現出熱心服務、親切、善解人意的形象，導致女性村長在與人交流時，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調整情緒、細心注意對方需求、檢視自己的回應是否得宜，更需要適時透過「放低姿態」以順利溝通。
雖然在溝通中不論對方的性別，女性村長都要付出許多心力交流，不過在實際的互動上則能看出明顯的性別區隔。石虎村長與鮭魚村長皆提及，自己在與男性村民互動時會謹守男女的分界，不會單獨進入年齡相仿的男性村民家中、也不會有男性村民單獨去村辦拜訪。男性村民通常會拜託鮭魚村長的事大多與村務有關，例如路燈或水溝需要修繕，不過女性村民與鮭魚村長的互動則私領域性質更高，包括會要求村長陪他們去買年菜、買貼身衣物等較私密的活動。能看出在實際互動的內容高度與性別相關。
不僅如此，女性村長也投入許多更涉及「私領域」的服務與勞動，也能扣合他們自述身分「像是家人／女兒」。三位村長都有提到在疫情期間會接送年長村民去打疫苗；鮭魚村長會協助村民家中喪事的操辦、藍鵲村長挨家挨戶送便當噓寒問暖，石虎村長會協助村民管錢，甚至曾經進入生病的村民家中協助打掃等。藍佩嘉指出，家務與照顧勞動被視為女性的天性（藍佩嘉 2009：27）；姜貞吟則認為照護勞動同時具備勞動與情感兩者（姜貞吟2010：6-9）。這些村民服務與老人關懷的作為，透過女性村長的性別身分作為媒介，從公領域的村長職務轉換到私領域中形同家人的照護勞動，女性村長對村民的照顧勞動性質更接近私領域的家務事，背後是村長被期待扮演全天候保姆角色，又交織著將女性身分與私領域綁定的性別框架。
女性村長進入私領域的服務不僅能夠從其性別化的勞動來說明，也能夠以人類學對「做親屬」的概念分析。在女性村長進入村民的私領域提供服務後，自述自己像是家人的角色，而在人類學親屬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研究。Schneider（1984）認為透過人際間特定的勞動與作為，能夠形成非生物性的親屬關係（Schneider 1984：33）；Carsten（2000）則是發現日常共食共作的實踐可以「創造」出真實的親屬關係。回扣到女性村長在村民私領域的服務與互動：三位女性村長都有進入村民的私領域，同時也認為自己的角色就「像是家人」，包括陪同看病、打針，送餐、打掃家務，協助管理財務，甚至是協助舉辦喪事等等。
單看女性村長與村民的互動，或許與臺灣社會中家人所做的事情類似，不過在高齡村落的脈絡下，村長與許多村民都有類似家人的互動，且私領域的性別化勞動互動模式是來源於「村長身分」與「性別身分」的交織，若三位女性村長沒有上述雙重身分，不太可能投入如此高度的服務。在人類學的親屬研究中，強調需要大量的互動與實踐形成親屬關係、也鮮少同時與許多人建立類似親屬的親密關係。因此筆者認為，在現有的材料下，難以透過人類學「親屬」的概念詮釋女性村長的私領域服務，只能夠從女性村長身分與地區脈絡的特殊性解釋他們的作為。
在上述的討論中提到女性村長對自身性別特質的描述，是在筆者問到「女性村長的優勢」的回答，故雖然在分析中，著重描述女性村長在其性別角色下可能的限制，然而，這些結合性別特質的行動恰好展現女性村長的優勢所在。女性村長對村民日常的「細心、關懷」與進入村民私領域的作為，蘊含高度情緒勞動、照護勞動，更與性別高度相關。都讓女性村長能夠提供更貼近村民需求的服務，也更容易「走進村民的心」並進一步轉化成村長的政治資本。因此筆者認為將村務納入「女性特質」實際上讓村長執行村務時更順利。
不過，在本研究中，由於田野的時間較短、對三位女性村長的訪談內容材料有限，現有的材料無法完全呼應文獻。不論是在女性村長政治能動性、女性村長對村長實務中的性別化勞動之主觀評價，又或是女性村長對「家人／親屬身分」的看法等等面向，本研究都難以透過有限的材料下定論。此外，本研究也無蒐集相似社會脈絡下的男性村長實踐，因此無法直接比較不同性別村長的實踐。故本研究即便有對女性村長的部分處境以性別視角分析，也有對村長們訪談內容的詮釋，但總體而言，本研究無意評價村長的性別身分對於其職務影響是利是弊。
本研究僅嘗試透過探討高齡村落女性村長的實務經驗，為現有研究的基層女性參政之研究缺口補上一些內容。而本研究也確實從三位女性村長的經驗中，發現許多與其性別身分高度相關的實作，期待本研究能夠描寫出三位女性村長的韌性，並脈絡化地記錄下女性村長在高齡村落中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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