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予弦（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吳 靖（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
本研究以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視角出發，聚焦雲林沿海四湖、臺西、三條崙與萡子寮一帶，透過2026年1月的田野調查，藉由訪談蚵農、中盤商、剖蚵工以及串蚵工，探尋蚵在浮游、著生到流動的生命歷程中，如何與人類勞動者的生活節奏、身體實踐與情感網絡相互糾纏。
臺灣西部沿岸蚵業近年面臨多重衝擊，包括六輕工業區突堤效應與集集攔河堰的建置導致外傘頂洲萎縮、內海淤積；天然蚵苗附著條件日趨不穩，越南蚵大量進入市場壓低本地收購價格；加之勞動者高齡化與年輕世代陸續退出，種種困境交疊，不僅改變了沿海地景，也深刻牽動在地居民的生計與日常。本研究依循蚵的移動路徑，在蚵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穿行，試圖在著生、流動與等待三個相互交織的主題之間，描繪人與蚵共同編織的關係網絡。
研究發現，雲林沿海的地形、節氣與水文條件構成人蚵共生關係的物質基礎，而環境變遷正直接重塑這一基礎之上的生產條件；「著生」既是蚵苗尋求附著的生物現象，也是人在流動與不確定中反覆尋找依附位置的隱喻；流動不只是空間位移，更是關係持續生成的場域；物質接觸與身體勞動，則是跨物種知識得以被生產與傳遞的核心。本研究指出，等待與停滯並非流動的缺席，而是流動得以持續的必要節律。人與蚵的共在形式，正是在著生、流動與等待的不斷交織中持續被生成，而非作為某種穩定結構先於關係而存在。
關鍵詞：多物種民族誌、著生、等待與流動、蚵產業、雲林海線、部分親密性
一、前言
隨著潮水退去，本來幾乎完全沒入水中、僅露出一兩串蚵串的棚架逐漸被「立」了起來，一根根纖細直挺的竹竿在沙灘上排排站好，彷彿是從沙洲上長出來的；儘管牠的存在如此「不自然」，卻似早已成為潮間帶生態系的一部份。令人想起那關於藍色機器的隱喻，當海洋被視為各種基礎設施計畫的場域——一部與陸地生命各個面向相連的藍色機器——這些計畫的實施模糊了人與非人之間的界線（Dua 2024）。海潮離去，蚵貝因而不再飄移，安靜地著生在潮間帶等待下一次潮來。人與非人、自然與人為、陸地與海洋、固著與飄移……這些本就模糊不清的對立在這潮水的反覆漲退的沙地上似乎顯得更加曖昧；在這淡水與鹹水相互交會的灰色地帶，界線被一再浸潤和曝曬而產生褶皺，要指出一條明晰的界線因而變得困難，於是我們改為探問關係。1
這些蚵架從何而來？由誰搭建？蚵仔又為何會如此「乖巧地」附著在這片人工礁石上度過餘生？在成為人們得以「品嘗海洋」的珍饈之前，這些軟體動物和與之工作的人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承接著這些疑惑，我們聚焦蚵於不同生命階段下在多物種世界中的著生與流動，並進一步探問：當蚵由浮游的幼體發育出眼點與足、經歷反覆游動與爬行附著到懸於棚架的蚵貝上（參見Yoshida 2024），從而開啟了與人類的一連串糾葛（entanglement），蚵如何在這個不只是人（more-than-human）的網絡中經歷多次的著生與流動？這些位移又如何攪動了蚵業從業者的生活與情感，乃至於全臺灣甚至跨國界的蚵產業動態？
然而，田野的經驗告訴我們，蚵的故事並不只是流動的故事。在追隨蚵從浮游到著生、從海域到市場的移動過程中，我們同樣被那些停滯的時刻所吸引：清晨坐在蚵棚下專注串蚵的阿嬤、退潮時緊閉雙殼靜待潮水歸來的蚵仔、路旁堆置等待下海的蚵串，乃至溪仔崙海邊那些在風化中與植物根系相互糾纏的廢棄蚵殼。這些停滯的時刻並非流動的缺席，而是流動得以持續的必要節律。與此同時，田野也不斷提醒我們，人與蚵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是在抽象的網絡層次上發生的，而是在具體的身體勞動與物質接觸中被生成的。蚵農甩洗移蚵的手感、剖蚵工反覆開殼所積累的身體技藝、盤商在市場流通中對蚵性格的語言轉譯等，都使蚵的物質特性得以在人的世界中持續再現。
因此，本研究以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視角出發，在著生、流動與等待三個相互交織的主題之間，描繪人與蚵在雲林沿海潮間帶上所共同編織的關係網絡。在這樣的探問之下，著生不再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固著，流動不再只是空間上的位移，而等待也不再只是空白的時間。牠們共同構成了人與蚵在這片不斷漲退的海域上的共在形式。
二、研究主題文獻評述
（一）在人類世書寫多物種的故事
Ian Hodder（2012）於其所著的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一書中指出，人類作為社會行動者對物質的關注往往是相當自我中心的——我們往往將焦點放在物質能對我們所造成的效果，而鮮少真正深入地注視物質本身的紋理、色澤，感受其重量與材質；我們鮮少將物質置於視覺中心，仔細地去凝視其本身的物質性和與之相關的多重連結。進一步而言，物具有所謂的物性（objectness），這種特質使物質得以抵抗、形塑、束縛並纏繞著人類，於是人與物之間形成複雜的糾纏關係——人對物有依賴、受其影響，可這相互依賴的關係中同時也包含了擺脫彼此的慾望（Hodder 2012：13-14）。
因此，Ian Hodder認為我們應該轉向一種以物質為中心的研究視野，去理解物與物、人與物之間如何相互連結、依賴。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劇烈影響促使部分地質學者提出了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概念（Crutzen & Stoermer 2000），宣告了人類活動對於地質年代全面性的影響。儘管並未受到地質學界的全盤認可，對許多社會科學家而言，人類世仍是一套有效概念化人與自然關係的敘事框架，也使過去以人類為中心的眾人文學科開始轉向以自然、地球為中心的書寫，使得描述人與非人物種間對等關係成為可能1。
Tsing（2013）則進一步指出，自然／文化的二元對立將阻礙我們理解人類本就寓居於多物種歷史場域中的事實，從而無法了解環境如何在多物種共同建構的社會世紀中變遷。Tsing更邀請我們思考一種「超越人類的社會性」（More-than-Human Sociality），嘗試去想像在人類世的地球上，在明確的人類意圖之下或之外，產生了哪些超越人類的社會性。
在人類世之下，我們不得不去注意到非人行動者在生態網絡中的能動性，人與非人行動者間的共演化、共生成關係正是在各種複雜的糾纏與解糾纏過程中發生。然而所謂共生，並不僅是人與其他非人行動者和平互利的樂觀故事，共生中有合作、有協商，亦有衝突、有侵蝕甚至是背叛；共生同時也意味著義務和責任。正如Haraway（2008）所呼籲的那樣，我們被捲入與多個物種的糾纏，並持續相互依存、共同成為。與多物種相遇的遭逢裡可能有諸多不悅，即使如此，我們仍要肯認這些糾纏關係，肯認這些關係中的責任與回應能力（response-ability），以實踐與伴生物種（companion species）共生成（becoming with）的、尚未完成的未來。這也意味著，當物種相遇，那些關於殖民——他者化非理性人類、將之簡化為某種類型的過程——的遺產必須被解開，肯認彼此的差異，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式共存。
因此，書寫多物種民族誌不僅是要賦予非人行動者能動性，更是要我們重新思考關於物種邊界的問題：物種的概念究竟是不是一個適用於所有生物（甚或非生物行動者）的分析範疇（Kirksey and Helmreich 2010）？因此，在人類世下進行多物種民族誌的書寫，便是書寫多物種社會的文化，這要求人類寫作者將視角聚焦於人類與多物種社群間的在地連結，並關注在此種連結下，人與多物種同伴共同形塑環境變遷的過程（ibid）。
（二）媒介與水生生物的流動
作為陸生哺乳動物，人類很難直接浸入（immerse）海水中，而須透過各種物質中介才有辦法沉入其中。此種生理上的限制而導致的人類在海水裡的陌生感，反而成了邀請我們去思考一種「超越人類」的存在、多物種共生未來的契機（Dua 2024）。
而在和水生生物共生成的過程中（參見Haraway 2008），人類亦須透過各種界面和技術物（如漁網、蚵架、蚵繩、電子監控裝置等）來「想像」這些水生生物的存在，實現與之相互了解、回應的共生關係（參見Lien 2015；Yoshida 2024）。從而，水面不再是將人與海水中的非人分離的界線，而是讓兩者得以互動、交流的介面；同時，這樣的介面是具有滲透性的，如Lien（2015）所描繪的鮭魚養殖場，雖然鮭魚被圈養在箱網之中，但牠們並不因此而完全受制於人類，相反的，鮭魚仍有可能從這些箱網的縫隙間逃逸，人類則須利用各種技術和監控系統來避免此種逃逸的發生。於是我們看見了水面成為建立關係的關鍵媒介，而在這建立關係的過程中，人與非人（鮭魚）的能動性佔據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關於扇貝的轉譯社會學研究當中，Callon （1984）亦強調人類行動者（科學家和漁民）和非人行動者（扇貝）能動的對稱性，並描述不同行動者如何在自身塑造的變動網絡被安置與轉化。對Callon而言，扇貝的流動性不僅來自於其浮游態的幼體在海中隨海流擴散的運動，更在於其身分於養殖網絡中的一連串位移。為了建立養殖體系，科學家需透過一系列的位移工作來「看見」這些軟體動物的存在。要實現這樣的工作，一方面是透過利用「收集器」捕獲幼蟲，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將有關海洋與扇貝幼蟲的資訊數據化，使這些數據在網絡中流動，而使科學家獲得了（看似掌握扇貝生命史的）權力。更進一步而言，養殖所使用的技術物使扇貝的生物學特質與人類的科技一同被編入一個社會－技術網絡之中，並形成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漁民或扇貝都必須遵循這些「科學的路徑」來行動，使發散的社會與自然需求匯集到同一個由科學家所設定的瓶頸上。
Callon更強調，養殖產業實際上乃是一連串協商的結果，看似緊密的養殖網絡事實上遠不如看起來的那般在科學家的掌握之中，而是既脆弱又動態的，無論人類還是扇貝都有可能「背叛」（偷偷捕撈受保護的扇貝或幼蟲「拒絕」附著）這個原本「堅固」的同盟網絡，導致了一種災難性的流動，及養殖網絡和其中權力關係的崩塌。
（三）人與蚵在勞動中所形塑的關係與情感
現有關於蚵產業的研究多聚焦於蚵的產業經濟發展、技術轉移、生產與勞動等研究，往往將蚵視為被動的、等待被生產的資源與客體，因而忽略了人與非人物種之間的互動往往是「共生成」的過程（許雅斐、潘文欽 2004；王舒薇 2013；林雅容 2005a；簡妤儒 2011；楊天成 2012；楊清閔 2023）。本研究採取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視角，便是希望能夠將人類、蚵、自然環境、技術與物質、市場等變化視為互為主體的互動網絡，進而協助我們理解人與蚵的勞動共作關係不再僅是單向的支配，而是一場物種間的協商、競爭與共生的過程。
在理論上，多物種民族誌強調物種間的邊界是流動且相互滲透的。Lien（2015）在《Becoming Salmon》一書中便指出，物種的本質並非先於存在，反而是在具體的養殖實作中生成的。例如，鮭魚在不同技術場域當中會呈現不同樣貌，在漁業管理與生產統計當中，牠們多呈現為一個可計量、可管理的資源；在鮭魚產業工作者眼中，牠們亦呈現為對環境具有感知且會做出相應行動的主體；而在跨國貿易與品種引入的脈絡中，牠們同時亦被視為異國物種，帶有文化與地理上的他者性。因此，物種的身份與特性並非單一固定，而是透過各種技術操作、環境條件與人類介入而動態生成，每一種實作場景都可能塑造鮭魚的不同「版本」，形成多重存在的複雜網絡。
再者，在Yoshida（2024）對日本與塔斯馬尼亞（Tasmania）的蚵產業研究中亦顯示，蚵具有一種物質的敘事創造力（The narrative creativity of matter）。蚵殼上所留下的痕跡、形狀的差異，以及內部蚵肉的肥滿程度，不僅是自身生長的成果，背後更承載了蚵與潮汐、海洋環境條件以及人為技術持續協商的歷程。每一個痕跡與形態變化，都是蚵在環境與勞動者行動互動中生成的「故事」，以及人與蚵之間的跨物種協作關係。
對於蚵產業勞動者而言，養蚵勞動實作中往往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包括潮汐和節氣等。這樣的勞動形式使得人類無法單方面地向蚵進行支配，反而時常需要依靠身體五感所累積的具身知識（embodied knowledge）進行實踐，包括眼睛如何觀察水流與蚵型態的變化、身體對於海上溫度與濕度的感知，都作為與蚵協作的知識基礎。Despret（2013）所提出的「部分親密性」（partial affinity）便提供了分析這種關係的方向與指引。即養殖者與蚵之間的情感並非先天存在，而是在重複性勞動中生成。透過觀察水流與蚵生長狀態等實作，勞動者與蚵進而進行一種「具身溝通」（embodied communication）的關係，並且在生理節奏與感知上達成動態的調適過程，使得勞動不再只是單純的生產行為，更成為跨物種互動與情感共生成的場域。
此外，在分析具體的養蚵勞動實作時，部分親密性的生成與技術中介物的互動亦有所關聯。例如，蚵從業者操作蚵繩、調整吊掛深度或清洗網具，不僅是為了維持生產效率，更是一種與蚵建立動態知識關係的過程。通過手感、視覺與身體節奏的調整，勞動者逐漸理解蚵的生長狀態、環境變化與水流動向。在Yoshida（2024）的廣島案例當中，為了應對海水貧瘠化（oligotrophication），從業者進行的「海底耕耘」方法被視為一種「代償式的照護實踐」。這樣的勞動形式不僅改善蚵的生長條件，也打造了一個臨時的生活場域，讓養殖者透過翻動底泥提供氧氣，對當地環境不確定性做出回應。在這樣的過程中，翻動底泥的設備與蚵繩已不再只是工具，反而成為媒介化互動的橋樑，將蚵的生長狀態、環境變化等感官資訊傳遞給養殖者，使人類在操作過程中能持續感知、回應蚵的反饋，並與蚵建立動態、持續的互動關係。
最後，人與蚵之間的情感與生活網絡亦交織於生物學特性與社會意識形態之中。在臺灣西部沿海，剖蚵長期被視為女性化的工作，這不僅影響了漁村內的權力分配，也塑造了從業者的身體處境（林雅容 2005a；王舒薇 2013）。剖蚵者長期固定姿勢、肌肉僵硬及蚵殼割傷的疤痕，亦透露出蚵的物質特性如何形塑人類的「身體技藝」以及如何在人類身上留下痕跡。
綜上所述，蚵產業其實是一段動態的「共生成」的歷程，其勞動關係與形式不再只是單向的資源榨取，而是在水文、水體中不斷編織出的跨物種情感網絡。蚵從小小的眼點隨水流飄動、被採苗、吊掛於蚵繩、再到市場，最後再回到海洋，這樣的過程反映的是自然環境、技術與人為介入如何相互交織與影響。
而多物種視角的價值便在於打破人類中心主義，將勞動視為一種「不只是人的社會性」的實踐，使我們看見蚵的生命力如何反過來形塑人類的認同、季節性認知與社會結構（Tsing 2013）。透過這種「具身溝通」的勞動實踐，養殖者發展出觀察水流、蚵殼生長與環境變化的專業感知能力，與非人主體建立隨勞動生成的親密性，進而發掘出在勞動實踐中的隱微情感，揭示物種間流動的、不斷編織的互動關係。
三、區域脈絡介紹
（一）臺灣西海岸蚵業地景的生成
臺灣的牡蠣（俗稱蚵仔）養殖產業，作為我國極為重要的經濟貝類產業之一，每年總產值約為新臺幣40億元，佔全臺養殖貝類產值的大宗（簡妤儒 2011：25；楊清閔 2023：45）。從空間分布來看，臺灣蚵仔主要養殖區多集中在西南沿海，包括彰化、雲林（麥寮、臺西、四湖與口湖）、嘉義與臺南等地區（楊天成 2012：1；楊清閔 2023：45）。
由於沿海地理條件的差異，各地區也因而發展出不同的養殖方法，在彰化王功、芳苑等潮間帶沙岸地區，多採用固定式平掛式蚵棚；而雲林、嘉義與臺南等海岸線較短且水深較深的區域，因為缺乏綿延沙岸，則主要使用浮棚垂下式或樁柱垂下式蚵棚，使蚵仔得以終日浸於海中吸收養分，進而快速成長並以肉質肥滿作為其特色，詳看圖一（簡妤儒 2011：23-25）。
固定式平掛式蚵棚
浮棚垂下式蚵棚
樁柱垂下式蚵棚
圖一 牡蠣養殖蚵架介紹 （資料來源：謝青岑、沈湘寧 2022）
| 表一 | ||||||||||
| 114年牡蠣與箱網放養查詢統計 | ||||||||||
| 平掛式 | 插篊式 | 垂下式 | 浮筏式 | 延繩式 | ||||||
| 設施 | 養殖 | 設施 | 養殖 | 設施 | 養殖 | 設施 | 養殖 | 設施 | 養殖 | |
| 總計 | 10,034 | 1,795 | 0 | 13 | 967 | 46 | 22,005 | 629 | 1,546 | 90 |
| 嘉義縣 | 2,021 | 536 | 0 | 0 | 0 | 0 | 11,996 | 326 | 0 | 0 |
| 臺南市 | 3,852 | 498 | 0 | 0 | 13 | 4 | 7,541 | 195 | 0 | 0 |
| 彰化縣 | 1,185 | 52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雲林縣 | 2,972 | 198 | 0 | 0 | 954 | 41 | 2,192 | 103 | 0 | 0 |
| 澎湖縣 | 0 | 31 | 0 | 0 | 0 | 0 | 226 | 2 | 1,227 | 75 |
| 總數 | 20,064 | 3,578 | 0 | 26 | 1,934 | 91 | 43,960 | 1,255 | 2,773 | 165 |
（由吳靖整理）
（資料來源：農業部漁業署 2024a）
除了養殖方式的差異之外，蚵仔養殖業的發展亦帶動了明顯的產業地域分工。例如，嘉義縣作為全國最大的蚵仔集散與剖蚵加工中心，而雲林臺西鄉則長期作為蚵苗供應的重要生產區（楊清閔 2023：46），每年約生產2,000萬條蚵苗，多由此供應至嘉義、臺南與澎湖進行後續養成（楊語芸 2024a）。若從生產量能的縣市比較來看，如圖二所示，嘉義縣於民國104年至113年間皆維持最高牡蠣產量，顯示其作為全國最大的蚵仔集散與剖蚵加工中心的核心地位；雲林縣的產量則居於中高水準，但年際波動明顯，反映其養殖活動高度受制於環境條件與產業結構變動。相較之下，彰化縣與澎湖縣的產量規模相對較小，變動幅度亦較為有限，呈現不同縣市在養殖方式、自然條件與產業定位上的差異。
圖二 民國104年至113年各縣市牡蠣產量表
（由吳靖整理繪製）
（資料來源：農業部漁業署 2024）
然而，西部沿岸的養蚵產業正在面臨到諸多的挑戰，包括海岸環境驟變（如淤沙堆積）、水質汙染、地層下陷、土壤鹽鹼化、養殖密度過高、缺工，以及越南進口蚵引入等議題。種種問題都嚴重影響蚵農進行蚵苗的採集與育成（楊清閔 2023：46-47；華叡民、蔡嘉軒、江冠螢 2025：384-385；黃則鳴 2025：331-3335；蘇穎欣 2025：31-32）。
雲林沿海的養殖環境尤其受到濁水溪影響。濁水溪所攜帶的泥沙與營養鹽是形成外傘頂洲及內海沙洲的基礎，提供蚵農穩定的養殖水域（楊語芸 2024b）。然而，近年來上游集集攔河堰阻斷了部分沙源，加上六輕工業區建設所引發的「突堤效應」，導致外傘頂洲萎縮並內陸化，進而造成內海淤積嚴重。主要淤積區域包括四湖、萡子寮及五條港等採苗區，未來這些地區將可能因為水深不足無法進行蚵苗附著與育成（楊語芸 2024b）。
再者，楊語芸（2024c）提及雲林養蚵產業約三分之二的蚵農年齡超過55歲，剖蚵工作主要由高齡婦女所承擔。因工資偏低且工作性質不穩定，年輕世代的接班意願較低。而在制度層面，多數蚵農因為缺乏正式的養殖登記證或區劃漁業權，因此申請合法外籍移工常常受到限制。而礙於沿岸港口淤積以及本地勞動力不足的挑戰，部分蚵農不得不以「漁撈」名義向政府提出申請合法外籍移工。然而，這樣的申請方式卻帶來操作上的難度以及潛在法律風險，因為蚵農必須在公文書上說明與實際工作內容不符的事項。倘若移工實際從事養殖作業（如整修蚵棚、掛苗），將可能被認定為非法調派，面臨裁罰風險（楊語芸 2024c）。
除此之外，進口越南蚵的議題亦對本地產業造成衝擊與挑戰。楊語芸（2024d）指出，臺灣自2015年起開始進口越南蚵，初期進口量僅1公噸；自2018年起，因夏季西南氣流帶來的豐沛雨量，使西部沿岸牡蠣養殖區受到重創，盤商轉而大量進口低價越南蚵，甚至混充本地蚵販售。截至2023年，進口量已增至3,937噸，對本土牡蠣價格及市場造成龐大的壓力與影響。
將視角拉回我們的寒假田野場域，雲林沿海四湖鄉的牡蠣養殖面積自1990年代中期便開始急遽下降。四湖鄉作為此次田野區域的一部分，如圖三所示，因其地勢低窪且平坦，長年面臨地層下陷和土壤鹽化等環境問題，自清代以來，沿海村落便時常面臨海水倒灌或洪患的威脅，進而持續性地影響蚵農的生計狀況。（郭天祐和劉曉語 2024：7-8）此外，如表二所示，雲林縣牡蠣養殖面積自民國104年起呈現長期下滑趨勢，由約3,399公頃減少至113年的約2,977公頃，產量與產值亦呈現高度波動，特別是在113年產量大幅下降至2,312公噸，呈現顯著的下滑現象。
圖三 四湖鄉地圖
（資料來源：四湖鄉公所 無日期）
| 表二 | |||
| 民國104至113年雲林縣牡蠣產量、產值、面積 | |||
| 年別 | 產量（公噸） | 產值（千元） | 面積（公頃） |
| 104年 | 5,202 | 1,647,844 | 3,399.43 |
| 105年 | 5,490 | 1,126,600 | 3,388.00 |
| 106年 | 5,406 | 1,351,500 | 3,388.00 |
| 107年 | 4,969 | 1,242,275 | 3,300.00 |
| 108年 | 3,600 | 900,000 | 2,771.00 |
| 109年 | 4,455 | 1,403,325 | 3,296.00 |
| 110年 | 4,167 | 1,250,100 | 3,266.00 |
| 111年 | 4,000 | 1,260,101 | 3,232.00 |
| 112年 | 4,405 | 1,387,575 | 3,070.41 |
| 113年 | 2,312 | 572,079 | 2,977.25 |
（由吳靖整理繪製）
（資料來源：農業部漁業署 2024c）
綜上所述，臺灣西部沿海的蚵業，從養殖方式到產業分工，都和各地的地理與水文條件息息相關。例如，嘉義縣作為主要的集散與剖蚵加工中心，而雲林縣則是長期向其他區域提供蚵苗。再者，不同的海岸地景，也塑造了不同的養殖方式，例如平掛式、浮棚垂下式或樁柱式蚵棚。
然而，當今蚵產業發展也面臨許多挑戰，包括西部沿岸環境快速變化（如淤積、地層下陷、土壤鹽化、六輕工業區的建設等）、蚵農高齡化與產業勞動力不足、制度上外籍移工申請的限制，以及進口越南蚵對市場的壓力等。種種因素使蚵產業從生產、流通到加工的各個環節，都面臨新的壓力與調整。以下將從蚵農、中盤商與剖蚵工三個面向，說明當今雲林蚵產業所面臨的處境。
（二）從上游到下游的當今雲林蚵產業處境
1. 蚵農
雲林蚵農長期以臺西、萡子寮一帶的天然附苗漁場作為主要蚵苗來源。近年受到氣候變遷與沿海地形變動影響，天然蚵苗的附著時間與數量變得不穩定，養殖作業的不確定性進而有所增加（楊語芸 2024b）。外傘頂洲作為雲嘉沿海的天然屏障，其面積與高度持續縮減，防浪功能減弱；同時沿海淤積加劇，可使用的養殖水域面積縮小，養殖條件下降。市場方面，越南牡蠣進口量增加，盤商可混充進口蚵肉販售，使本地蚵的收購標準提高，部分情況下出現壓價或拒收，蚵農收入因而減少。
2. 中盤商
雲林臺西為臺灣蚵苗主要供應地之一，年產量約兩千萬條。近年越南牡蠣進口量上升後，臺南蚵農在成本考量下調整養殖方式，減少中間育成階段，改為直接掛養新苗，對臺西中蚵的需求下降（楊語芸 2024a）。同時，因天然蚵苗供應不穩定，部分臺南蚵農改用中國進口人工蚵苗，進口量由前一年約四十萬條增加至超過百萬條。這些變化使臺西苗農的銷售量減少，也使蚵苗來源逐漸出現外部依賴的情況。
3. 剖蚵工人
雲林蚵農缺乏在地剖蚵人力，多數蚵需運往嘉義東石集中處理。東石剖蚵工人以年長婦女為主，常被稱為「千歲團」。剖蚵工資依蚵肉重量計算，每斤約三十元，沒有勞健保與退休制度，工作機會也隨產季變動。因工作條件與收入限制，年輕勞動力較少投入。而越南進口蚵肉多已在當地完成剖殼與分裝，進口後不需臺灣剖蚵人力，在成本與處理效率上較具優勢（楊語芸 2024c）。
四、蚵的流動史
（一）流動之前
一歲蠔田兩種蠔，蠔田片片在波濤。
蠔生每每因陽火，相疊成山十丈高。
冬月珍珠蠔更多，漁姑爭唱打蠔歌。
紛紛龍穴洲邊去，半濕雲鬟在白波。（屈大均 〈打蠔歌〉 明末清初）
詩中所描繪的蚵田景象，不只是某一個時代或時節當下的畫面，反而指向一段更長時段的蚵仔養殖實作與技術積累的過程。在起步談論蚵產業勞動者與蚵之間的關係之前，有必要先梳理牡蠣養殖產業的發展歷史。根據屈大均〈打蠔歌〉對於蚵殼堆積如山的景象描寫，可見在先民尚未遷徙至臺灣之前，中國沿岸地區即已發展出牡蠣養殖技術（中國古詩文古書籍網 無日期）。至於臺灣牡蠣生產的相關記載，最早可追溯至荷治時期；明鄭時期則已有牡蠣課稅的制度。另據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所載，臺灣的牡蠣養殖方式源自中國（曾人口等編 2011：4-77；張玉欣 2015）。綜上所述，約三百多年前，牡蠣早已成為臺灣重要的水產食材之一，而其養殖技術亦隨先民渡海來臺而逐漸傳入並發展。
早期牡蠣養殖主要採行「插竹式」的方法進行養殖。即將老蚵殼穿插於竹條縫隙之間，固定後插置於近海潮間帶進行養殖。在與萡子寮當地仕紳蔡茂源大哥的訪談中，他亦回憶早期的養殖方式如下：
以前最早的……最早他不會用這種整串的。他去撿那個蚵殼，拿一個竹竿、竹子把它剖成了，把他綁起來。……它只用竹子、竹片撿那個蚵仔的殼，鑽一個洞綁、綁、綁一串，直接把它……把它插在海裡面。（田野錄音，蔡茂源大哥，2026/01/07）
這樣的養殖方式不僅是一種技術實作，也深刻嵌入地方生活之中，並反映在空間與地名的形成上。例如，位於萡子寮東南方、隸屬口湖鄉的蚵寮村，其地名中的蚵寮即意指「供採收或養殖牡蠣使用的草寮」（曾人口等編 2011：4-77）。據口湖鄉志所提及，口湖一帶的牡蠣養殖是自1765年先民渡海來臺後，最早即在口湖南側及牛挑灣溪一帶的湖泊區域從事插蚵養殖。蚵農為便利採收與管理，通常會搭建臨時草寮作為作業據點，因而有「蚵寮」地名之稱（曾人口等編 2011：4-78）。
直至1960年，水產試驗所（簡稱水試所）開始協助引進並推廣牡蠣垂下式養殖技術（丁雲源 2004）。約於1970年代前後，水試所進一步研發出以竹條與保麗龍組裝而成的浮棚式蚵架，使蚵串得以懸掛並漂浮於潟湖或近海水域，並透過錨錠與繩索加以固定。相較於早期養殖方式，浮棚式蚵架讓牡蠣能長時間浸於水中持續攝取養分，從而提升其生長速度與育肥效率（簡妤儒 2011：25）。
在與蔡茂源大哥的訪談中，他提到，水試所之所以協助引進並發展新的牡蠣養殖技術，主要是因應早期產量不足的問題，藉由技術改良來提升整體養殖效率：
經過水產試驗所認為說你（蚵農）這樣生產不夠，它都改為用兩個竹竿插著，用塑膠繩（在兩邊）綁一個弦（狀）的；一個是垂的，垂的就是上面搭一個棚子。然後每一個就綁著、吊著。一個是弦垂、一個是垂直。（還）有一種就是固定式的，在海邊上插上去以後它永遠泡在水裡面（指浮棚式蚵架）。（田野錄音，蔡茂源大哥，2026/01/07）
牡蠣作為鹹水養殖的海產，其生長與周遭沿岸地形及水流條件密切相關。換言之，前述養殖技術與聚落發展之所以得以在此落地，有賴於特定自然環境條件的支撐。雲林沿岸屬沙岸地形，長期的沙洲堆積逐漸形塑出廣闊且相對封閉的內海空間；同時，該區位於濁水溪出海口，河川所夾帶的營養鹽與有機物質，隨著西海岸洋流的運移與擴散，持續補充至沿岸水域。在地形平緩、水體交換適中的條件下，形成水深較淺且養分豐富的灘地環境，進而提供牡蠣附著與濾食生長的理想場域（曾人口等編 2011：2-14；劉曜華等編 2006：71；陳婷芳 2019）。
然而，這樣的良好養殖環境條件卻於近年有所改變。近年來沿海養蚵產量明顯下滑，尤以淺海區域受影響最為顯著，收成甚至不及過去的一半。多數蚵農將此歸因於沿海抽沙與填海造陸等工業開發，認為相關工程改變了河川與潮間帶的地貌條件，導致淤泥與泥沙堆積加劇，進而影響牡蠣的生長環境。（曾人口等編 2011：4-78；楊清閔 2023：26-27）。此外，近年頻繁發生的天然災害亦進一步衝擊產量，使養殖風險提高。值得注意的是，雲林作為重要的蚵苗生產區，近年也出現品質不穩的現象。例如蚵苗附著時間延遲、生長遲緩，甚至出現附苗中斷的情形；而當這些蚵苗被移植至其他地區時，也常因環境不適應而死亡（楊清閔 2023：27）。
關於相關工業開發對牡蠣養殖環境的影響，蔡茂源大哥在訪談中如此描述：
六輕它這個工業區，是臺灣極西點突出來北邊這一塊、濁水溪這一塊。那我們萡子寮這前面（指沿海沙岸）以前是，他會有帶沙進來，可以插蚵殼、蚵仔養殖。六輕蓋著出來以後，濁水溪的沙它沒有辦法回流進來了。……原來我有沙洲可以插蚵仔，沒有地方可以插了。（田野錄音，蔡茂源大哥，2026/01/07）
這段敘述不僅指出工業開發對水文與地形的改變，在雲林當地居民的感知當中，沙洲的消失不只是地貌的改變，更意味著一種生產基礎的流失，使原本得以進行的養殖實作逐漸失去依附的空間。與此同時，進口蚵的大量流入、盤商壓低本地蚵的收購價格，以及經營成本上升與勞動力短缺等因素相互交織影響，進一步壓縮了本土產業的生存空間，使得近年投入蚵產業工作的勞動者人數明顯減少（楊清閔 2023：27）。
為了回應當前蚵產業所面臨的困境，並提升本土牡蠣的品質與市場區隔，水試所與蚵農逐步投入多項技術的開發與調整（楊清閔 2023：32）。例如，「單體牡蠣」指在養殖過程中避免牡蠣彼此黏附、使其個別生長的方式，此類牡蠣外型較為完整、大小均一，較符合高端市場需求；「三倍體牡蠣」則是透過染色體操作技術培育而成，使其多半不具繁殖能力，因而能將能量集中於生長，提升肉質飽滿度與生長速度。
此外，「人工附苗」指的是在人為控制的環境中培育牡蠣幼苗，並使其附著於特定基材上，以提高附苗率與穩定供應；其中所謂「優質人工附苗」，強調的是在水質、溫度與營養條件皆經過管理下所培育出的健康蚵苗。另一方面，「延繩式養殖」則是將繩索橫向延展於較深水域，再將牡蠣吊掛其上進行養殖，相較於傳統潮間帶或淺海插竹式養殖，此法可避開淤泥堆積與水質變動的影響，並利用較穩定的水層環境促進牡蠣生長。種種技術的引入，不僅回應產量與品質的不穩定，也反映出產業在環境變遷與市場壓力下，試圖重新調整人與牡蠣之間的生產關係。
總結而言，無論是歷史的累積、技術的轉變，或是自然環境與市場的壓力，皆不斷形塑著牡蠣與人之間的關係。牡蠣不僅在海域中生長，也在不同場域之間流動，牽動著各種勞動實作與人際關係。而下節將依循牡蠣的移動路徑，進一步描寫從「浮游、著生到流動」的歷程，探討人在其中如何與牡蠣交織出情感與生活網絡，並思考牡蠣如何作為一種行動者，參與並形塑這些關係。
圖四 院落中庭區堆放的蚵殼堆 （由吳靖所拍攝）
（二）浮游、著生到流動
本節試圖從蚵產業的上游至下游，依序描寫不同位置的蚵產業勞動者及其勞動實作，並呈現人與蚵之間所形成的情感與生活網絡。同時，在田野的過程中，我們並非固定停留於單一場域，而是隨著蚵產業的不同環節在村落中移動：從養殖與生產的上游，到加工、販售與再分配的下游，在不同的勞動現場之間穿行。這樣的移動經驗，使我們得以逐步體會人與蚵如何在日常實作中彼此連結，並在流動之中持續生成關係。
圖四 院落中庭區堆放的蚵殼堆 （由吳靖所拍攝）
1. 流動的開端
下交流道不久後便可透過車窗開始看見一落一落、白白亮亮的蚵殼堆置在家屋旁。部分蚵殼堆沿著家屋旁的矮牆堆置，或被堆置於院落的中庭區域。部分的蚵殼則已經被用綠色的塑膠線串成一個個方塊並堆疊起來。由於風勢強勁的關係，許多蚵殼及其碎片被吹到周邊的道路、混合著垃圾和雜草的沙土上。蚵殼光滑的、亮白的內面反射著午後的艷陽，顯得更加耀眼。（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05）
上述田野筆記記錄了當日自臺北南下至雲林沿海漁村途中所見的街道景觀（見圖四）。1月5號初抵萡子寮時，我們最先接觸到的報導人並非蚵產業的勞動者，而是對當地歷史、社會及社區發展皆有所了解的蔡茂昌大哥。當日下午兩點我們抵達民宿，安頓行李並牽出腳踏車後，隨即於民宿大廳集合。此時，大廳內的人群圍成一圈，身在中心的便是蔡茂昌大哥。當天氣溫稍涼、東北季風持續吹拂，大哥戴著貝雷帽、身穿棕色羽絨衣和藍色牛仔褲，用平穩、從容的語調，向我們初步介紹萡子寮這個村落。隨後，他一邊領著眾人繞行村落，一邊沿途補充說明，逐步展開地方的歷史與日常。
我（吳靖）原先預期，在聆聽導覽的同時，也能順利接觸到潛在的報導人。然而，實際置身於這座沿海漁村時，導覽內容多聚焦於地方宗教信仰的發展、聚落遷移史與社區營造歷程。相較之下，與蚵產業相關的知識與勞動經驗並未直接進入講述之中。儘管如此，在移動與觀看的過程中，各式與蚵產業相關的物件仍不斷出現在視野當中，像是竹筏、蚵殼、蚵串等，散布於村落之間，彷彿以另一種方式持續標示著蚵產業在當地留下的日常痕跡與物質存在。
導覽進行至途中，大哥忽然帶領我們轉入一處正在進行蚵串作業的串蚵棚。棚旁堆置著數桶尚未打洞的蚵殼、已經打孔、等待以尼龍繩串連的蚵殼，以及高及一人身的蚵串堆，層層疊起，佔據了四分之一的庭院區（見圖五左）。串蚵棚本身以竹片、木板與尼龍繩綁束搭建而成，上方鋪著黑色塑膠棚布，用以遮陽並阻擋東北季風吹拂。坐在棚下的是曹阿嬤。當日陽光偏強，他戴著花色防曬頭套，身穿粉色條紋的薄長袖與長褲，雙手套著一雙使用已久、起毛且略有破洞的手套，專注地挑揀已處理過的蚵殼，為後續的串蚵作業做準備（見圖五右）。
圖五 曹阿嬤的串蚵棚區域
（由吳靖所拍攝）
蔡茂昌大哥向我們分享道：
通常曹阿嬤早上七點便開始串蚵殼，這些串好的蚵殼會再放回海中讓蚵苗能附著生長。通常串一條大概五塊錢（十條為一串）。若工作順利，阿嬤一天最多可以賺一、兩千塊。雖然串蚵殼工時較長，但是工作時間相對較彈性。若勤勞一點，三至四個小時便能將當日工作量結束。（田野筆記，吳靖，2026/01/05）
有趣的是，我（吳靖）沒有預期到，最先接觸到的蚵產業勞動者，不是養育蚵仔生長的蚵農，而是在蚵仔的後生命旅程中扮演要角的串蚵工。當下看著曹阿嬤低頭專注於手中的勞動，因為周遭行人稀少，幾乎沒有其他噪音。午後豔陽直照，季風持續吹拂，耳邊只剩下蚵殼彼此敲打與碰撞的聲響。那些關於茂昌大哥對於工時與報酬的說明，也在此刻有了不同的重量。也讓我們開始好奇與想像在這樣一個藉由潮汐、勞動節奏與蚵的生長週期交織而成的實作場域中，蚵產業的日常運作究竟如何被組織與理解？而人與蚵之間的關係，又是在何種具體實作與感知中被持續生成的？
帶著這樣的疑問，在接下來的田野中，我們開始嘗試尋找蚵產業上游的蚵農。最初向大哥與其他報導人詢問時，得到的回應多表示當地過去確實有蚵農，但現在多已退休，或已不再實際從事養蚵工作。之後我們也向幾位居民與店家詢問，得到的說法大致相同。雖然蚵殼、蚵串與蚵料理在村落中隨處可見，但實際從事養蚵工作的對象卻不容易被指認或找到。多數時候，我們接觸到的並非直接參與養蚵的人，而是其他居民或店家。他們對蚵的生長方式與產業流程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能夠描述相關的工作內容與知識。
這樣的現象，也在田野筆記上記錄下：
或許正是因為蚵和這人的生命有或深或淺的連結，他們在生命不同階段被以各種不同方式捲入蚵產業的各個階段，從而能對蚵「侃侃而談」，這或正是一種蚵和其生命相互糾葛後所留下的痕跡。（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06）
直到田野後期，我們才在行程接近結束的幾天內，接觸到仍在從事養蚵工作的蚵農。而下一節我們將進入蚵的養殖現場，聚焦蚵產業的上游生產實作。
2. 著生的源頭
（1）聯絡過程與相遇
由於在田野前、中期始終未能順利聯絡到可以接受訪談的蚵農，因此我們轉而透過「雲林縣牡蠣養殖發展協會」查詢潛在聯絡報導人對象，並取得理事長丁健家的聯絡方式，於1月10日下午致電與其聯繫。電話中，丁大哥語氣爽朗，很快便答應與我們約時間。他表示早上需出海進行牡蠣養殖作業，下午則需顧店，因而與我們約1月12日晚間七點，於臺西901咖啡廳見面。
1月12日傍晚，我們依約前往臺西901咖啡廳。天色已經暗下來，路上車流不多。抵達時，咖啡廳外觀沒有亮燈，門口也沒有開啟的跡象。我們在門前停了一下，確認店名與地址，才確定這裡確實就是約定地點。再往裡看，店內完全沒有燈光，也看不見有人活動。我拿出手機查看營業資訊，才發現這間咖啡廳的營業時間只到傍晚六點，當時已經超過時間。現場沒有其他可供等待的空間，我們便站在店外一側稍作停留（見圖六）。
圖六 打烊的臺西901咖啡廳 （由吳靖所拍攝）
大約過了十分鐘後，我們決定撥電話聯絡丁大哥。電話接通後，丁大哥在另一端表示自己忘記與我們有約。隨後我們向他說明咖啡廳已經打烊的狀況，他在電話中簡單回應後，提出可以改到附近的7-11碰面。確認新的地點後，我們便離開咖啡廳門口，步行前往7-11。抵達7-11後，店內燈光明亮，人潮眾多，每隔幾秒就會聽見入口感應鈴聲響起。我們在店內找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等待丁大哥到來。原本安排在咖啡廳進行的訪談，轉移到7-11的座位區繼續進行。
（2）隨潮而作
丁大哥一進門後，我們便起身打招呼、簡單問候後，便坐下準備進行訪談。原先預計要先說明研究目的，大哥卻先行開口，提到想要加LINE交換聯絡方式。加完後，便直接傳了兩份文件，一份是「蚵產業發展陳請書」，另一份是約十六頁的簡報資料。還沒進一步詢問，他便開始談起當日下午去嘉義參與「漁業署長與東石蚵民座談會與陳情蚵況」的事情，並分享座談會內容在「東石之美」Facebook專頁有直播紀錄可供查閱。
訪談隨後轉向詢問近期工作狀況。他提到目前主要工作為「分苗」。所謂分苗，是將蚵苗自附著階段後，分散整理成單條養殖單位，並依養殖方式掛上蚵棚。他補充說明，蚵苗通常在十月至十一月附著，之後再進行分條作業，分佈密度依據水域深淺與養殖條件有所調整。養蚵全年工作流程大致從農曆八月十五之後開始準備，九月至十月間便會進行下苗作業（見圖七）。下苗後便會同步進入整理蚵架、分苗作業。丁大哥亦分享分苗作業需在農曆年後持續進行，並且必須在三月前完成，否則就會趕不上後續生長和收成時間：「那到過年這段期間就盡量能分完就分完。大概三月之後就太晚了。……所以我們都一定要在三月之前分完。」（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圖七 等待下放至海域中的蚵串堆 （由予弦所拍攝）
進入農曆四、五月後，環境條件開始出現變化。丁大哥表示，有一個時節下雨過後，蚵螺等天敵便會大量出現，並在水域中進行繁殖（見圖八）。紅豆大小的小型蚵螺會吸附在蚵殼上，透過分泌酸性物質鑽孔並腐蝕蚵體，丁大哥分享：「牠吃蚵仔是用牠的那個……牠的那個觸鬚去吸住啊，分泌酸化物把蚵殼打洞之後把牠腐蝕掉。」為了應對這樣的現況，蚵農會進行「移蚵」和「疏養」作業。移蚵主要是將原本密集排列的蚵串重新分散，例如將每棚六條減為三條，以降低密度、增加生長空間。這樣的作業方式可以避免蚵仔個體間相互競爭作為營養來源的藻類，使蚵體成長能夠更加穩定。
圖八 蚵螺 （由予弦所拍攝）
移蚵作業的同時，也會同步進行「甩洗」作業，進而去除附著於蚵體上的蚵螺與雜質。完成移動後，還需再進行一次水中清洗，使附著物脫落，避免天敵持續侵蝕。大哥表示：
全部移完蚵之後，會再洗一次蚵。把每條蚵都拿起來，在水底下甩一甩、洗一洗阿。……洗掉蚵螺，還有就是我們多附著在蚵上面，可能卡沒那麼緊的……我們會經過水面拍打，阿這樣甩一甩，阿把蚵螺掉下來，牠才不會去吃蚵仔。（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到了農曆五、六月便會開始進入採收期。此時牡蠣養殖與採收作業仍採同步進行，並且將會依據水域條件進行分批收成。丁大哥提到，水流較佳、藻相較好的水域將會優先採收，隨後將蚵架移動至較好的水域持續養殖，並且同步進行數輪的收成：
大概農曆的五、六月之後，就有部分的蚵可以開始採收了。就是邊收的過程，我們原本比較密的地方、我們有空的蚵架，我們會再把牠移過去。因為水源比較好的地方蚵仔會肥、會比較快。藻相會比較好。那我們都盡量把我們原本比較密的地方、藻相比較差的、水流比較慢的，移到藻相比較好的。就是這樣不斷的循環。大概在農曆的8月15之前牠全部採收完。8月15之後，北風下來之後（蚵）大概就瘦了，就（開始）排精、排卵。然後就又輪迴到我們開始要育苗、放苗。整年度的（工作）大概就是這樣子。（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從丁大哥對於全年養蚵工作的敘述可以得知，養蚵的歷程其實是一種跟隨海洋生命的分段性、循環性勞動實作。從附苗、分苗、掛棚到收成，其背後反映的是蚵在水體中的生命歷程，即從浮游幼體的漂移、著生於介質之上，到逐漸成長，最後採收的一個進程；並且在季風和時節轉換所觸發的生殖週期中不斷重啟。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蚵農的勞動時序安排必須不斷回應與調整這些非人節律所開展出的時間窗口。如同Hodder（2012）所強調的物質糾纏關係，人與物在互動之中，形成依賴、制約與回饋的動態關係。而蚵的生命階段也並非預先存在的自然事實，反而是在一連串的技術實作中不斷持續「生成、組織與分類」進而顯影出來（Lien 2015）。
總歸而言，蚵產業以及蚵的生產不僅依循著時間推進，同時也在環境條件與蚵的生物週期與特性之間反覆對拍、重組。蚵的生命史也在此與人的勞動節奏相互交疊，共同編織一個以海域為基礎、以時間為軸線的多物種協作關係（Callon 1984）。蚵產業的循環性，不只是經濟生產的節律，更是在人與蚵共生成的過程中不斷被調整與維持的多物種時間秩序。
（3）淤積、苗荒與進口蚵的衝擊
然而，這種人－蚵共生成的多物種時間秩序卻逐漸受到更大尺度的環境變動所重構。本節將進一步討論蚵產業如何在國家治理與基礎設施設置的介入下被重新形塑，並連帶改變西部沿海地景與生產條件；同時，也將關注蚵農在面對苗源取得、市場競爭壓力，以及技術與產業結構轉變時的回應與調適。換言之，從附苗、分苗到沙洲消失與市場競爭，蚵的生命史已不僅是單純的生物生長過程，而是一個同時受到地景變遷、政策制度與國際貿易相互交織影響的動態過程。
在這樣的脈絡下，「著生」不再只是蚵苗附著於殼上的生物現象，更是一種跨越海域、技術與勞動實作的關係網絡。人與蚵之間的依附、海域條件與產業運作的連動、以及地方與全球市場之間的牽引，皆在不穩定且持續變動的環境中，不斷尋找得以安置與延續的位置。
因此，本節亦試圖進一步呈現，在這樣的變動條件下，蚵農如何與蚵建立起情感連結與日常實踐網絡。這些關係不僅體現在勞動分工與技術操作之中，也滲透於生活節奏、風險承擔對未來的想像之間，使「養蚵」同時成為一種經濟活動，更是一種深植於地方生活的共在形式。2
當我們詢問丁大哥自身現在的主要養殖方式時，他表示自己現在以「浮棚式」蚵棚為主，因為牠較能順應潮流與水域變化，蚵農每天都可以進行養蚵作業。但丁大哥後續分享：「那其實現在浮棚也水域都很低，其實要養垂下式也OK，要往橫掛式都OK。因為其實很低了。……對，所以淤積的關係阿。」（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進一步詢問其原因，大哥表示海沙淤積議題的產生受到諸多原因影響。包括六輕工業區建設所造成的突堤效應改變沿海流域、集集攔河堰的建置，將濁水溪下游泥沙供給阻斷等原因，進而導致潮間帶空間不斷內縮，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沙洲內陸化」現象。六輕以南的沙洲消退尤其明顯，使原本可供養殖與活動的水域地帶逐漸消失（詳見圖九）。
圖九 受海沙淤積的潮間帶 （由吳靖、予弦所拍攝）
這樣的環境變化，也讓大哥不禁回想起兒時對於沿岸地景的記憶：
以前如果你有到雲林海岸線，以前啦齁，以前海岸線退潮的時候，你徒步要走個兩三公里。甚至再早之前可能甚至五、六公里才能到外海。可是退潮的時候是整片都是沒有水，你可以用人走，走很遠、很遠、很遠，走到你會覺得厭世。但是現在變成這些區域都不見了。阿以前這塊地，就是我們說的潮間帶這一塊是有很多的生物，很多的魚蝦貝都在這一塊裡面。（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過去潮間帶中豐富的魚蝦貝類資源，如今卻明顯減少，而沿海也在近年逐漸成為不穩定的生產空間。因為養殖空間的限縮，加上蚵產業養殖方式從低密度逐漸走向高密度養殖，雖然這樣的轉變，帶動蚵產量顯著的提升，卻同時引發養殖水體含氧量下降、藻相改變，以及弧菌風險上升等議題。另一方面，氣候變遷所引起的水溫上升議題，使原本適於約為攝氏25至30度環境下生活的太平洋牡蠣，其養殖環境和條件變得更加不穩定，進一步提高蚵苗存活難度。
因為蚵苗存活難度提高，原先自產自銷的蚵苗養殖，陷入蚵苗短缺議題。丁大哥分享臺灣長期以天然採苗進行養殖，雖然國內早有人工苗養殖技術，但因為成本過高且市場效益不大，始終未能普及。相較之下，中國與越南逐漸建立的人工孵苗與冷鏈系統所形成的一套供應鏈，促使盤商轉向依賴進口，成為蚵產業結構衰亡的起點之一：
因為我們臺灣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以那個天然苗為主，因為我們以前不缺苗。所以臺灣對這一塊一直沒在重視。天然苗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容易採集。你用人工苗去繁殖符不符合經濟效益。但是（如果）我們用人工的方式去做，我們的成本跟那個整個地價人均所得的關係，我們現在天然苗就已經比大陸的人工苗還貴。（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我們現在買白蚵串還沒有附、還沒有苗的就12塊。那大陸它從附完苗的白蚵串一條……運來臺灣成本16塊而已。……我們天然苗賣22塊，一條賺五塊算多了。（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除了蚵苗市場受到影響，成蚵市場同樣受到進口越南蚵的衝擊。丁大哥提到越南蚵養殖近年發展快速，產量不僅在短時間內超越臺灣，還建立起包含養殖、加工、冷鏈運輸在內的一條龍體系。使得越南蚵可以在採收後迅速進入臺灣市場，並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販售。過去臺灣盤商看見其商機，便透過「混充臺灣蚵與越南蚵」的方式操作利潤，進一步改變市場結構。
以前是我們臺灣的盤商買越南蚵來包裝臺灣蚵，混充臺灣蚵再賣。那個利潤就嚇人啊，我標榜東石蚵，我一斤賣到180塊，我100塊進來，120塊的成本，他們就覺得這樣子很好。臺灣的消費者也不是傻子，這些越南的人也不是傻子。他知道你在臺灣賣180塊，你跟我買多少錢而已。我叫我自己的人在臺灣賣。現在你在網路上看到的全部在打140塊。它會導致什麼效果？連盤商它現在都受到威脅。最早去做越南進口蚵的，打壞自己市場。（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丁大哥亦直言，若從處理流程與冷鏈條件來看，臺灣蚵未必比進口蚵更具優勢。反而是在地現剝、不泡水的處理方式，保留了較濃的風味，成為少數仍可區辨的差異。然而，這種差異並不容易被一般消費者辨識，甚至在外觀與保存形式上處於劣勢。
（4）老人家與蚵的共在
雖然看似這樣的產業結構變動僅只影響身在產業鏈的群體，然而這樣的變動卻是深刻的影響到地方社會的勞動關係與日常生活。丁大哥提到，綁蚵串、剖蚵等工作，在蚵產業當中，多由地方年長者承擔。這些工作雖然收入不高，卻是許多長者維持日常生活與經濟自主的重要來源。一旦產業衰亡，影響的並不只是蚵農本身，也包含整個依附其上的生活與關係網絡：
今天這個產業收起來，你要叫這些老人家幹嘛，是不是要找其他工作給他們做？我們是讓他們綁蚵串、給他們生活。他們如果不能綁蚵串他怎麼生活？很多老人家其實很不想跟年輕人拿錢。他們一天6、700塊（工錢），就可以過他們的生活。雖然有些人會覺得少，甚至年輕人不願意做，但有沒有想過，老人家只要不跟年輕人拿錢，年輕人的壓力就可以減少多少？（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2）
大哥分享對鄉下的漁村來講，蚵業是一個很傳統、大家很習以為常的產業，所以如果消失了，原本沒落的鄉鎮會更沒落。因為老人家已經走不出去外面了。現在還可以看到老人家出來綁蚵殼，至少有些事情要忙，生活有重心，但若沒有了這種重心該如何是好？有些人去都市跟小孩住又住不習慣。很多在綁蚵的都是喪偶的老人家，或是夫妻倆一個人綁蚵、一個人剖蚵。都是上了年紀的、沒有其他謀生能力的老人家，待家裡加減做點手工藝。（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3）
從分享內容可以看見，這些話語背後反映的是，蚵產業除了是高度依賴人力的產業外，也隱約映照出當前漁村所面臨的人口結構問題。包括人口老化以及年輕世代逐漸退出農漁業勞動場域的現象。而在談到這些長時間參與綁蚵工作的老人家時，丁大哥這樣說：
有時候對這些老人家算錢都很「隨便」，都會盡量算整數給他們，因為雖然對自己來說沒多少錢，但對老人家來說要「摸一整天」，沒有這些老人家幫忙，自己也沒錢賺。所以面對這些老人家，大哥都覺得很珍惜，還會常常叫老人家們不要做太拼，不要做到七早八晚或超早就起來做，生活有個重心就好，也不會去催他們。有時凌晨四、五點出門，就看到已經有老人家開燈在做，甚至晚上十點多還有人說自己「睏袂去，加減綁」，大哥說看他們這麼拼但沒賺多少錢其實心裡會很難過。（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3）
同時，這些長者在年老之際仍持續投入勞動，其背後其實牽涉了許多考量因素：
大哥也說，這就是一種鄉下的生活方式。有些老人家是真的沒錢不想跟小孩子要錢，但其實也有些是很有錢的，做這個是為了以後多留一點錢給小孩。大哥去跟這些老人家聊天有時候會發現，他們比我們還要樂觀。很多人是小孩已經不在了，或沒有一個固定的家。鄉下就剩下這些老人家而已了。（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3）
在雲林沿海漁村，勞動本身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行為，也是一種維持生活節奏、回應家庭關係，甚至面對孤獨處境的方式。有些人為了不增加子女負擔而工作，有些人則試圖在有限的時間中為下一代多累積一些資源；也有人單純透過勞動讓生活「有事情做」，在重複的動作中維持與世界的連結。
因此，蚵產業中的人力結構，不只是「缺工」的問題，更是一整個地方社會如何在高齡化社會與產業漸變之間持續運作的縮影。這些老人家的存在，使蚵產業得以持續運作，也同時讓這項產業承載著超出經濟層面的生活意義。
（5）著生，再次尋岸
最後，回到丁大哥自身的生命經驗，當被問到為何會持續堅持做蚵農工作時，他提及國小三、四年級時與父親一同出海的回憶：
天還沒亮，就要看潮汐出海……常常工作做完，天也還是沒有亮，船也還沒浮因為海水還沒漲上來。等天微涼的時候，就會去潮間帶抓一些小螃蟹之類的生物，可以帶回去吃。而且小時候愛玩，覺得招潮蟹之類的東西很可愛，就去抓，會有種滿足感。但看到六輕來了之後，就覺得自己以前生活的地方開始逐漸消失。以前雖然辛苦，但可以愜意地討生活。或許沒讀什麼書，但靠自己的能力餓不死。（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3）
然而，面對熟悉的環境逐漸消失的現況，他質問道「誰說六輕來我一定要去六輕上班？他也不一定要我勒，我還要看他臉色、還要靠關係……他（六輕）憑什麼掠奪我們的生活環境？」（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3）。這樣的提問背後反映的是對工業區開發的批判，以及投射出一種對地方生活被改寫的情緒感受。對他而言，海不只是生計來源，更是一種情感連結的所在；而他也在日常勞動中不斷回望那些曾經共同生活於海上的人與故事，思考他們所堅持的究竟是什麼，以及這些經驗是否還能被下一代延續。
與此同時，他的養殖場域也不斷移動，從臺西到口湖，再到北港溪，如今已經轉往到東石，只為「尋找一些漂亮的地方，讓蚵仔能夠好好地被養」（田野筆記，吳靖，2026/01/13）。這種持續移動的狀態，使人與蚵都共同處於一種不斷尋找「可附著之處」的狀態。無論那是海中的蚵殼，還是產業鏈中的一個位置，抑或是一種仍能維持生活的可能方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蚵共生成的多物種時間秩序，並非穩定存在的結構，而是在地景變遷、產業移動與生命經驗交織之下持續被重新配置與生成的動態關係。
因此，在這樣的流動之中，著生也逐漸顯現出其不穩定的特質。潮汐漂移，著生看見自己的不穩定；著生在流動的海域中辨認自身為著生，人與蚵在附著與脫落之間反覆生成自身的位置與關係，著生再次生根。
3. 流動的中介
相較於直接在海上工作的蚵農，處在蚵產業中游的盤商主要的工作地點多半發生於陸地。然而，其勞動實作依然跟隨著蚵的流動所展開。包括從清晨收貨、載運、清洗、分裝，到聯繫客人、出貨與議價，這些看似分散的工作流程，實際上築構了一條連結海域生產與市場交換的移動路徑。而本章節將要介紹的C阿姨便是在這樣的節點上工作並持續流動的行動者。
（1）抵達之前
回顧與C阿姨的相遇契機，源自春天民宿蔡文進老闆的介紹。當時我們仍在尋找合適且願意接受訪談的蚵農，便向文進老闆詢問是否有潛在的訪談對象。經文進老闆聯繫後，提供C阿姨的聯絡資訊，並說明他們過去家中曾從事蚵農工作，目前主要擔任盤商一職。獲得聯繫方式後，我們進一步與C阿姨接洽。起初他因身體狀況有所猶豫，但經過思考後仍同意受訪，並約定於1月11日上午前往三條崙進行訪談。
在田野的這段時間，由於萡子寮於冬季長時間受到強勁的東北季風吹拂，我（吳靖）多半需要穿著連帽外套、長袖與長褲，甚至在外套兩側口袋各放一個暖暖包以抵禦寒風。然而，在1月11日清晨出發時，風勢卻略有所轉變，因此在路途中我與予弦便產生了這樣的對話：
我在路上便詢問予弦「你不覺得今天的風還好嗎？」予弦回應「有嗎？我覺得今天跟前幾天差不多。」我便回應「但是今天的我只要帶一個暖暖包就夠了。」回應完後，我暗自想著或許我開始越來越適應當地的天候和風勢了。（田野筆記，吳靖，2026/01/11）
同時，從民宿出發後的路途中，身體的感官經驗也逐漸被放大。可以聽見「鞋子踏在地板的聲音、一些人聲、串蚵阿姨在路旁使用打動器的咚咚聲，甚至是自己的呼吸聲，都在跟周遭環境共鳴。」（田野筆記，吳靖，2026/01/11）沿途景色則可以見到以蚵串裝飾的椰子樹群、早已串好等待被載送的蚵串堆以及大片延展的大蒜田與玉米田，於季風與農地之間交錯鋪展（見圖十）。
圖十 前往三條崙的周遭地景
（由吳靖所拍攝）
步行約半小時後，我們抵達C阿姨住家附近，但距離約定的訪談時間仍有二、三十分鐘，便暫時在住家對面的中華電信電話亭旁欄杆處等待並進行紀錄。寫著寫著突然聽到阿姨家門口的狗，向著我們不斷地吠叫，我們短暫抬頭確認後，便隨即又低頭繼續書寫與整理田野筆記。接近約定時間時，阿姨便拉起家裡的鐵捲門，稍微向自家門前的狗打招呼後，隨即抬頭看見我們，向我們打招呼，邀請我們入內就座。
（2）蕃薯變芋頭
進入屋內客廳後，C阿姨先從門旁鞋櫃取出室內拖鞋遞給我們，並將臺式馬卡龍放置於大木桌上，邀請我們至沙發區就座。家中室內格局描述如下（見圖十一）：
我跟予弦分別就坐在大木桌前的兩側，阿姨則跟我正對坐，桌上有茶具、腰果、臺式馬卡龍等。大木桌對面則是阿姨國二女兒的書桌，桌上擺設著一些國中教材和用具，書桌那側牆壁兩旁有兩面大木窗,並且掛著一台時鐘。時鐘旁則是通往屋中內部的走道。走道旁則有一台監視器和電視機，監視器的畫面呈現的是家外監視畫面。（田野筆記，吳靖，2026/01/11）
圖十一 C阿姨家中格局配置 （由吳靖所繪製）
回想起與C阿姨訪談的印象，予弦紀錄道：
一進家門，阿姨便忙著招呼我們，一下拿拖鞋給我們，一下又拿點心，一下又準備燒水泡茶，一邊說著昨天載女兒去嘉義看同學的國標舞表演，說著說著就拿出手機要給我們看表演的影片。大家都坐定後，阿姨繼續說著昨天去看表演的事，接著談起自己的女兒有在學鋼琴，便又開始找女兒鋼琴發表會的影片給我們看。阿姨說起話來落落大方，十分開朗，偶爾也會開些玩笑，似乎比起和我們談論養蚵的事情，阿姨更急於分享昨天去看表演和女兒學鋼琴的事。
雖然一直想插上話，不過大概有二十分鐘的時間阿姨都在分享女兒同學的國標舞、收養狗狗的過程、女兒學鋼琴和自己年輕的時候學跳舞的事情，每次嘗試問阿姨一些和工作有關的問題，他總是簡短回覆後，又自顧自地找影片給我們看，因此只能問到阿姨原是屏東鹽埔人，結婚後才到三條崙來生活。問起阿姨怎會認識文進老闆，阿姨說，這附近要買蚵仔大家大概都知道要找他們，而且阿姨也有在普天宮當公關委員，所以自然就認識了。（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好不容易找到機會，當談話轉向蚵產業時，浮現出來的第一個故事，是一個關於消失的故事。C阿姨為屏東鹽埔人，婚後移居三條崙。公婆早年從事養蚵工作，年紀漸長後轉為蚵仔中盤；他則在三十六歲時，先生說家裡需要人手，便隨之一同回來做。然而今日，家裡已不再養蚵：
三條崙附近的蚵地由於積沙的緣故幾乎都沒有了。大概十五年前，三條崙這邊還有一條「內溝」可以通到萡子寮，但因為被沙子填成了沙灘，現在早已不能通行。（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說到這裡，他隨手拿起手機和筆，模擬臺灣本島與沙洲的位置，向我們解釋作為蚵產業養殖的「護城沙」如何消失。六輕工業區填海造陸所引發的突堤效應，阻斷了北邊海流帶來的沙源；加上東北季風的吹拂，外傘頂洲萎縮南移，原本作為蚵地的內海逐漸淤積成沙灘。阿姨最後說：「海岸線不斷向外延伸，所以臺灣從一顆（瘦瘦的）蕃薯變成了一顆（胖胖的）芋頭。」（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對於當地居民而言，沙洲消失的，改變的不只是沿海沙岸地貌，背後更象徵的是一種生產基礎的失去。原本得以進行的養殖實作場域，逐漸失去可以依附的空間。
（3）蚵仔的性格
C阿姨不養蚵，但他對蚵的了解，來自長年做中盤、與蚵農往來，以及每天處理蚵貨的經驗與實作知識。在這些經驗當中，他學會如何用眼睛分辨蚵的形狀與肥瘦，用身體感受海上的溫度與濕度，也知道如何把這些特性說成消費者聽得懂的話。
他問我們：「我們三條崙（也包括臺西、臺子村和五條港）的蚵仔最好吃，是為什麼勒？」（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我們還未回應，阿姨便自己解答。他說，蚵棚分為倒棚、立棚和浮棚，所謂「倒」和「立」，指的是蚵仔因橫掛而被放倒、或因垂掛而被立起；三條崙一帶多使用倒棚，秘訣就在這裡。倒棚的蚵串橫掛於竹竿上，退潮時蚵仔露出水面，漲潮後才再隱沒水中。陽光一曬，蚵仔縮起；漲潮浸水，蚵仔膨脹。
這有點像熱脹冷縮的感覺，而蚵仔在這一脹一縮的過程中，就像在運動一樣，所以肉質會比較Q、比較有嚼勁，猶如放山雞會比一般的雞肉更好吃，是一樣的道理。（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他用「熱脹冷縮」和「放山雞」來說明倒棚養殖的獨特性。蚵的肉質之所以Q彈，是因為牠在特定的養殖環境中，隨著潮漲潮退反覆收縮舒張，那是一種蚵仔與海洋的相互回應所留下的痕跡，同時也與雲林當地沿岸地形條件有所關聯。相較之下，臺南一帶多以浮棚為主，蚵仔始終浸在水中，不受潮汐影響，收成方便，但「因為蚵仔不會運動到，所以沒有那麼有嚼勁」（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不同的養殖方式，最後會反映在吃起來的口感上。
談到臺灣原生蚵的特質，阿姨說到：
牠是很膽小的蚵仔，怕初一十五（潮汐的關係，特別是颱風逢大潮）、怕颱風、怕大風大雨、怕地震……什麼都怕，但外來的二倍、三倍體（大多是作為生蠔食用）卻沒有這樣膽小的性格。（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膽小」是他長期於蚵產業勞動實作以及與蚵仔互動過程中，所為牠下的註解。意指臺灣蚵在面對環境擾動時的高度敏感性，而這樣的敏感性會直接影響蚵農每一季的收成。
（4）盤商的勞動實作
盤商的日常，其實就是一連串成本的計算過程。C阿姨向我們說明養蚵所涉及的各項成本費用。以東石的盤價為例，一籠蚵仔成本三千元，一籠二十二斤，起始成本約每斤一百三十六元。取回蚵仔後，需送至剖蚵工人處剖殼，工錢每斤三十五元；加上保麗龍箱、冰塊與貨運成本，平均每斤需再加五十元工本費，光是成本每斤成本可高達兩百二十元。。若是冬天，還要加上「北地南送」的雙向運費。「若要賺取一定的利潤，至少得賣到兩百五十元以上。」（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北地南送，是雲林當地蚵仔特有的、隨季節移動的養殖方式。每年白露節氣前後，三條崙一帶苗的附著率最高；中秋過後便進入蚵仔的繁殖季節，老人家說，一過農曆八月十五，蚵仔就開始瘦，就像是「孕婦生完小孩，大大的肚子就瘦下來」（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冬天東北季風強，北部海域的蚵仔更容易消瘦，因此要在中秋前後把蚵運到緯度較低、風勢較小的臺南四鯤鯓一帶養殖，約兩個月後再運回來，讓蚵恢復飽滿狀態。阿姨說：「這些在北地的蚵仔就像候鳥一樣要避冬。」（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用候鳥來比喻，是在說明蚵仔的南遷其實和整體的自然節律有關，都是在回應季風與季節的變化。對盤商來說，這樣的季節流動，同時也是計算成本的依據。包括，蚵仔來回的運費、依潮水安排的出海時間、以及隨節氣變化的肥瘦情況，彼此皆相互影響，構成他每年必須反覆經歷的工作節奏。
他亦提到，新聞總在報導蚵仔有多貴，他覺得那是不實的資訊：「這中間有這麼多一般人看不見的成本存在，特別是冬天，基本上都是賠錢在賣。」（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他隨即自嘲地補充：「做這行是『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要等到夏天蚵仔量多又肥，才能賺回來，甚至夏天還會有整臺遊覽車下來買的盛況。」（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冬天的困難不只反映在成本之上，若水域內的水溫超過二十五度，蚵仔便會因為過熱而殼開肉熟，阿姨稱這種情況為「開口笑」。有時工人出海回來就這樣告知他：「蚵仔笑哈哈……有時候工人回來都會說蚵仔『笑哈哈』，我們就這樣苦中作樂。」（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5）空窗期，與趁虛而入的越南蚵
然而近年來，原本依季節運作的「北地南送」方式，開始出現變化。近年颱風增多，蚵架被吹毀後，常隨海流漂至香港及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引發國際間的環境爭議。臺南市政府因此規定，農曆十月後才能將蚵苗放養至外海。而蚵苗抵達臺南後，還需一段環境適應期，從下海到養肥大約需要兩個月，而這段時間正好是北部蚵仔較瘦的時候（台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2026）。種種條件疊加之下，市場上會出現一段蚵仔供不應求的時間，最長可接近半年。阿姨說：「而這也就是越南蚵被引進的原因了。」（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
越南蚵大量進入臺灣市場，大約是近三年的事情。主要來自下龍灣，全年皆有供應。阿姨特別提到，這些養殖方式和剖蚵技術和臺灣相近是因為，「臺灣有人過去越南進行技術指導。」（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也就是說，養蚵的技術從臺灣輸出，再隨著產品回到臺灣市場。
談到越南蚵時，阿姨當場亦拿起電話打給一位臺西蚵農詢問詳情，言談之間可以感受到他們對臺南蚵養殖業那邊的一些不滿，偶爾提及「雲嘉南蚵農有不同的立場」之類的話。北地與南地的蚵農之間對此有不同看法，甚至帶有一些不滿。蚵的流動，同時牽動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分配。
如同田野筆記所寫：「蚵的流動，往往也意味著人際關係、產業經濟，甚至是國家政策的流動。」（田野筆記，吳靖，2026/01/11）蚵不只是在海上漂移，牠在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中都持續移動，牽引著盤商、蚵農、港務局的政策規定，以及遠在越南下龍灣的蚵產業勞動者，進而共同構成一個脆弱而動態的多物種網絡。正如Callon（1984）所述，養殖網絡從來不是穩固的同盟，而是在不斷的協商、調整，乃至「背叛」形成一個不斷變動和重組的生產網絡。
（6）泡水與不泡水
對盤商來說，了解蚵仔的特性，也是為了能夠向客人推銷自家的蚵仔。C阿姨花了不少時間向我們解釋「泡水」與「不泡水」的差別。所謂泡水，是把剛從海上取回的蚵放進淡水中，使其吸水膨脹，外觀看起來比較大、比較飽滿。他說：「老人家都說『一斤蚵仔吃四兩水』，可見泡了水的蚵仔在體積和重量上都會有所增加。」（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1）對剖蚵工人來說，泡水的蚵比較重，工錢也會多一些；但對消費者而言，泡水的蚵下鍋後容易縮水，味道也比較淡。相較之下，不泡水的蚵仔入口則先是鹹味，接著回甘，更有味道。
他自豪地說，自家的蚵仔從不泡水。有些原本購買東石蚵仔的客人，起初不解為何他家的蚵仔要賣得更貴，但只要試吃一次，往往便成為回頭客。阿姨說這叫「一試成主顧」。他平常向客人解釋時，會用簡單的比喻、具體的數字，有時也穿插幾句玩笑，讓人比較容易理解，也比較能接受價格。
當客人詢問蚵仔肥不肥時，如果真的肥，他會說「有肥喔！」；如果沒那麼肥，便說：「你自己來看看有沒有合意囉！」他也提到先生的說法則比較直接，會直接說「瘦」。兩種說法的差異，也反映出不同的應對方式，一種是直接描述，一種是透過說法讓對方自己判斷。
Despret（2013）所說的「部分親密性」（partial affinity），那種在重複性勞動中生成的、並非先天存在的人與非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在C阿姨身上有不同的展現。他與蚵的連結，不像蚵農在海上直接面對潮汐與風浪，而是在日常勞動實作中，藉由一次次計算成本、向客人說明差異，以及與蚵農和工人互動時，慢慢形成對蚵的理解。這也是盤商這個位置的特殊之處。他介於海域與市場之間，需要同時看見兩邊的情況，並在其中與蚵維持關係。
（7）流動既是終點，也是起點
訪談結束後，C阿姨詢問我們是否需要上廁所，隨後遞給我們每人一罐護手霜。待我們道謝，他便開著白色轎車，載送我們前往附近的洗蚵廠參觀。車子穿越中華電信廠房與幾塊農地，大約五分鐘後，車道兩旁的雜草開始升高，車身不斷被草葉摩擦，發出輕微的沙沙聲。待摩擦聲消失，洗蚵廠便出現在眼前（見圖十二）。
洗蚵廠由鐵皮與水泥柱搭建而成，周圍堆放著蚵桶與被機器拆解下來的蚵繩。有的呈墨綠色，有的已褪成淺灰，散落在廠房四周。採收後的蚵串由貨車運來，工人將蚵串一桶桶倒入機器。機器以水流清洗蚵串，同時將蚵從繩索上剝離，最後形成一顆顆乾淨的牡蠣。
洗蚵機器作為整個流動路徑上的一個節點，從海上採收下來的蚵，必須通過這台機器的清洗，才能進入後續的剖蚵、分裝、出貨流程；而那些被機器盤下的蚵繩索，則成為蚵殼與介質和勞動實作下的痕跡與產物。在這個空間裡，蚵的復返，彼此交合在廠房內部的氣味與聲音之中。
圖十二 洗蚵廠外觀與周遭 （由吳靖、予弦所拍攝）
訪談結束後的那個午後，阿姨也向我們分享夏天蚵殼氣味很重，帶有ammonia的臭味，每次孫子回來，都會說「阿嬤你們家好臭喔」。他就告訴孫子：「那個是錢的味道。」並順手給孫子一個紅包。
「錢的味道」，指的是勞動，是成本，是每一個早出晚歸的清晨、每一批從北地南送的蚵串、每一次接到「蚵仔笑哈哈」消息時的苦中作樂。那個氣味，對阿姨而言，不是需要捂住鼻子的東西，而是生活與工作後的證明。他用紅包將這個氣味轉換成孩子可以理解的一種形式。
綜上所述，回頭思考C阿姨與蚵之間的關係時，可以看見它是一段持續調適的過程。從蚵地因積沙消失而轉型為中盤，到冬季成本的計算與季節性流動的安排，再到進口蚵進入市場所帶來的影響與對本地蚵品質的堅持。他在蚵的每一次流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在每一次與客人、工人、蚵農的互動中，持續轉譯著蚵的物質性與生命狀態。
在這條流動的鏈條裡，C阿姨作為海域與市場之間的中介，使蚵在從生產到消費的途中，不僅作為單純的商品，也從中被賦予性格，例如「膽小的」、「愛運動的」、「會開口笑的」存在。而在這些語言的間隙之中，蚵也悄悄地留在他的生活裡，以氣味、以節氣、以一個個來自工人的消息，持續牽動著他每一天的工作節律。
然而，無論是海上、陸地或市場，蚵的每一次抵達，其實也都意味著下一次流動的開始。這樣看似永不停歇的流動縫隙之中，其實藏著大量「停滯」與「等待」的時刻，包括等待潮汐、等待運送、等待客人上門、甚至等待蚵苗附著、蚵仔長肥。這些等待看似與流動相對立，但若細究人與蚵共同生活的節奏，便會發現，等待本身或許正是流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一節，我們將從蚵自身的生命節律出發，談談「等待」如何構成人與蚵共生關係中同樣重要的一環。
4. 插曲：學習等待
「流動」看似是個不斷處於一種動態、不穩定、不平衡的狀態，但是其實在人－蚵之間的共生關係中，它同時必須要存在「等待」。例如，在路旁「靜置」準備下海的蚵串、在家前廣場「擺放」準備打洞和串線的蚵殼堆等，它們其實都在流動的節奏之中，必須嵌入一個暫時「停滯」的場域和時刻。而這種停滯作為一種必要的節律調整，因為蚵的生長本身就對時間非常敏感，牠需要等待潮汐、酸鹼值、水溫以及季節的變化；而人也必須在面對這些自然節奏中去學會退讓、配合以及適應，我想或許這種人－蚵關係某些部分講求的是「共同承擔時間重量」的一種關係和狀態。而這些看似被「停滯」的時刻和空間，反而承載著一種尚未完成的關係，它是一種介於海與陸、北與南、人與非人、生與死之間的過渡狀態，也正是在這些過渡和等待之中，讓「共生想像」得以被具體感知，讓這些蚵業從業者能夠進入到蚵的生命節奏當中，學習如何共在。（田野筆記，吳靖，2026/01/12）
田野過程中，我們不斷追尋著蚵、蚵殼、蚵棚和以蚵維生的人們移動，努力在這過程中長出問題意識，像是浮游的蚵苗一樣，汲汲於尋找得以著生的母貝或礁岩。但海洋並不總是流動的。潮汐的節律會帶走水分和營養，留下雙殼緊閉的蚵被暫時擱淺在潮間帶。
我（予弦）不禁想起串蚵殼的曹阿嬤和天祐學長的報導人（抽水站的技師蔡福大哥）都曾和我們說過，「老蚵」比新蚵好吃。老蚵，指的是養了超過一年才收成的蚵仔，一般而言是採平掛式或垂掛式養殖，因為長時間在水底下濾食浮游生物和營養鹽的浮棚養殖蚵仔，通常只要一年就可以收成。相較之下，平掛式或垂掛式養殖會有部分或全部的蚵有約一半的時間在水面之上而無法攝食，因此養殖時間較長。老人家們常說這種「被太陽曬過」的老蚵比較好吃，因為養殖時間長，風味也比較濃郁，吸收了更多海裡的營養。曹阿嬤總說，要知道是老蚵還是新蚵「一吃就知道」。
對當地人來說，豔陽的曝曬、海水暫時退去是帶來濃郁風味的關鍵。陽光不僅帶來了浮游生物行光合作用所必須的能量，為蚵提供源源不絕的營養，更象徵著能讓蚵的風味更加醇厚的「逆境」。對生物而言，潮間帶雖然因陽光充足、富含營養鹽而充滿生機，卻也危機四伏。要在潮間帶生存下來，就必須對抗鹽分和水分瞬間不斷變化的逆境，以承受滲透壓和濕度周期性大幅度震盪的壓力來換取優渥的養分和充足的陽光。同時，潮間帶生物還必須抵抗海流的衝擊，選擇附著在堅實的礁岩、蚵殼上，或隨著海流一同載浮載沉。對一些養蚵人而言，蚵是十分「不自由」的生物，牠們交出終生自由移動的可能性來換取安穩的生活，承受海流的劇烈波動。4
退潮的那幾個小時，是我們可以最鉅細靡遺地觀察蚵如何在蚵棚上生長的時光，唯有當海水退去，我們才能清楚看見蚵如何著生在彼此的殼上、蚵與蚵的間距如何、蚵串如何隨著海風擺盪。不似漲潮時的冰冷和潮濕，傍晚退潮時分露出海面的蚵串正好與火焰般的夕陽交織出一幅溫暖夕景，這便是茂源大哥最引以為傲的萡子寮美景之一，配合著圖上的的「祝福」、「早安」、「平安」等字眼，讓人內心流過一陣陣暖流。特別是當我們已離開萡子寮多時，看著這些照片總帶著被太陽曝曬過的海風一般溫暖的意象。然而，對離開水面蚵而言，牠們恐怕感受不到一絲這樣溫情的意味。
為了撐過退潮時乾燥的環境而不讓身體過分脫水，離開水面的蚵會緊閉雙殼，好讓水分得以被封存在體內，不致讓身體被太陽曬乾而死亡。被自己給封閉在殼內的蚵仔失去了流動的海水滋養，暫緩了呼吸、攝食和各種代謝活動，將自身與外界近乎是全然地隔絕。從人類的角度看，那或許是比在海中的「不自由」還要更不自由的生命狀態——附著的生活僅是一種失去移動自由的生活，緊閉雙殼的生活卻是連呼吸的自由都沒有的生活，對人類而言是多麼致命的生存逆境。儘管缺乏水份和氧氣對蚵而言一樣會帶來生存的威脅，牠們卻在長久與海洋共同演化的過程中，學會了等待，學會了暫歇。蚵與潮流之間，彷彿有著一份不成文的契約，為了生存，為了在潮間帶生存，牠們選擇信任海潮的規律節奏，在沒有浪花拍打的那些休止時刻中，靜靜地等待下一次的潮來，海水帶來濕潤的生機。對人類而言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惡劣逆境，不過是蚵生命中無可避免的一部份，或者說，一種在演化過程中權衡（trade off）的結果。
蚵在海洋的律動中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節奏，關於何時該游動、何時該固著，何時又該暫停一切來等待。蚵的生命節律和潮間帶一樣，流動並不是均勻地發生。在思考流動性時，我們的腦中經常浮現一種完美、圓滑、速率固定圖像或節奏，物質沿著一種近似正弦波那樣穩定的波型向前移動。然而，正如蚵的生活史和其與人類所累積起的種種歷史經驗所告訴我們的那樣，現實世界中的流動既不穩定也不圓滑，甚至不一定是「向前」的。流動中更有許多等待的間隙，這些間隙看似乾燥、乏味、無所事事，卻並非毫無意義。停滯預告著下一次流動的開始。
等待是蚵仔生命回環往復中不可割捨的一部份。或至少曾經是如此。進入田野中期，訪談工作開始有些停滯下來，我們一方面焦急地尋找蚵農和剖蚵工，一方面卻也只能等待。不過，這樣的等待似乎也在側面佐證了報導人們口中萡子寮蚵業凋零的現況。從並未直接從事蚵產業的茂昌大哥、茂源大哥，到身為蚵農的丁健家或盤商C阿姨，這些長期生活在雲林沿海一帶、見證蚵養殖地景變化的人們，幾乎都提到了海岸沙洲變化和漁村人口老化的兩大問題。就連在臺子村的蚵農也表示，萡子寮一帶因為沙洲飄移的關係沒什麼人在種蚵，並推測可能和六輕工業區「多少有一些關係」（儘管並未直接聽到村裡的人談及此事）。然而，無論是萡子寮北方的廣溝、三條崙一帶，抑或南方的臺子村，從沿路所堆疊的蚵殼堆數量和正在進行串蚵、剖蚵的家戶數便不難看出，蚵業在這些地方還有一定的重要性。反觀萡子寮，只有零星的老人家在做串蚵或剖蚵的工作，許多堆放在家戶中或道路旁的蚵殼堆，蚵線在強風、日曬和帶有鹹分的海風中早已退色、脆化，顯示放置已久。蚵殼本身也因為長期的風吹日曬雨淋從失去了青灰色的外衣，儼然像是史前時代的貝塚，在陽光下顯現出一種易碎的、粉末狀的、風化的白。在這樣蚵業蕭條的景況下，更別提要在村莊中找到現役蚵農，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可以說，我們在田野中所遭遇的困境，正是報導人們對萡子寮蚵業觀察的具體展現。5
人與蚵的互動，改變了流動的節奏和暫歇的頻率。事情在人類的攪動下變得更加複雜。蚵或許得經歷更久的等待——等待被運送、等待被加工、等待被再次運送。其後生命物質更以無機鹽的形式，在漁村的家戶中經歷近乎恆久的暫歇，直到被再次放入海中成為新生命的庇蔭；或者，風化為沙土的一部份，為植物根系脈絡再次固定。蚵仔生命各階段中決定代謝、呼吸和攝食的停歇與否不再只依賴對於海潮節律的信任，更有人類養殖勞動中考量效率、產量、收益和傳染病等複雜的因素。
找不到報導人的挫折逼迫我們不得不暫緩腳步。像是等待乾潮過去的蚵仔，在這個不得不「緊閉雙殼」、暫緩一切的時刻，我們尋思著如何能不讓自己陷入坐以待斃的窘境中。不過除了讓身體保持移動似乎也沒有其他的辦法。至少，蚵所經過的地方幾乎總是會留下痕跡，無論那是碎裂的蚵殼、成堆的蚵串、褪色的蚵線，又或者是被當作垃圾桶使用的蚵籃。我們循著這些線索移動，嘗試尋找新的路徑。
田野第五天，我們決定前往三條崙一探究竟。前一天，為了訪問文蛤殼暫置場的丁管理員，茂源大哥載我們經過廣溝村、三條崙一路到臺西。從廣溝到三條崙一帶，沿路隨處可見許多蚵殼堆，也有不少家戶同時在進行串蚵殼和曬烏魚子的作業。相較萡子寮，越靠近三條崙，蚵相關產業似乎越發達。而做三條崙海水浴場發展的同學也告訴我們，在海水浴場一帶看到不少蚵棚。我們循著有蚵殼堆的所在向前走，希冀能偶遇潛在報導人。
前往三條崙的路上，強勁的東北季風讓我們幾乎無法以腳踏車前行，大多數時候只能牽著車踉踉蹌蹌地走，偶爾風比較小的時候再趕緊趁機騎上腳踏車。沿途不僅可以看到村落中有許多串好、整齊疊放的蚵串，鄉道旁行道樹上、水泥矮牆上也貼了不少作為裝飾的蚵殼。那些蚵殼彷彿本就是從這些棕櫚科植物的莖幹中長出來的一樣，早已成為植物體的一部份（見圖十三）。外展的深綠色棕葉和亮白的蚵殼，綿延不絕地向經過的居民和遊客傳達某種帶有熱帶氣息的海洋意象——儘管我們在萡子寮的的這幾天有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寒風刺骨。
圖十三 廣溝村道路旁水泥矮牆上的蚵殼裝飾 （由予弦所拍攝）
到了三條崙海水浴場，我們並沒有馬上看見同學所提及的蚵棚，只見一大片廣袤的沙灘和汪洋。直到向右邊（即溪仔崙海邊方向）眺望時，我們才看到了一排排佇立在沙灘上的竹竿，顯然是沒有綁上蚵串的蚵棚。我們立刻朝著溪仔崙的方向前行。我們循著自行車道走向溪仔崙海灘。自行車道旁也擺滿了許多蚵串，且越靠近海邊，蚵串擺放得越密集（見圖十四）。一位路過的大哥向我們解釋這些是溪仔崙的蚵農要用的，預計明年八月才會下海。不過，沿路上許多蚵串明顯已經開始風化，甚至不少蚵串堆也幾乎要崩塌，地上散落著許多破碎、不完整的蚵殼破片。不過也有部分蚵串的蚵線看起來尚未脆化，還保有彈性和顏色。我們詢問大哥是否所有蚵串都會下海，大哥說：「無啦，不一定啦！」便又匆忙離開。
圖十四 自行車道旁的蚵串擺放 （由吳靖所拍攝）
與其說是在等待下海，自行車道旁的這些蚵串更像是為了滋養植物而存在。不同於鄉道沿途上貼滿蚵殼的行道樹，這些蚵殼堆與附生其上的牽牛花、木麻黃以及大花咸豐草等植物顯得更加糾纏不清。除了蚵串，樹林深處也可看見被植物攀附的廢棄膠筏和一些散落的膠管，膠筏上大大寫著「發財二號」的紅色字樣，看來被廢棄許久。道路旁佇立著兩個四湖鄉公所告示牌，警示著來往的人們「此處為 1809 號保安林範圍 請勿隨意丟棄廢棄物 違者依法辦理」，讀畢告示牌上的警語，再看一眼這片林地，放眼望去滿地的「廢棄物」，不禁顯得有些諷刺（見圖十五）。.
圖十五 發財二號與四湖鄉公所告示牌 （由吳靖所拍攝）
不過仔細觀察，這些廢棄物並非只是全然隨機地被丟棄在此處的垃圾。這些蚵殼破片有些十分輕薄且扁平，面積也不大，依據我們和串蚵殼曹阿嬤的訪談，應該是屬於要被丟棄的那種蚵殼，而這類小型的蚵殼也確實大多沒有被打孔。有些則是已經被打孔、串好線的蚵殼，不過線已經被絞斷，或許曾經過洗蚵機的處理。另外一些則是狀態較完整，成對被擺置成方塊狀的蚵串堆。較大片的蚵殼破片和攀藤植物的根莖彼此相互糾纏，蚵殼的一輪輪生長線形成的縫隙間被填滿了泥土。翻開密密麻麻的根莖脈絡，可以看見許多落葉、枯枝、碎玻璃、細碎的蚵線線段、保麗龍顆粒、碎磚和一些塑膠垃圾。細碎到幾乎變成粉末的蚵殼碎混著土壤成為植物著生的基質。
它們出現在這裡並非出於偶然，而它們之所以被遺棄，也或許並不全然是被蓄意丟棄的結果。也許們不過是在等待中無可避免地因時間而風化了。蚵農的養殖勞動讓蚵必須經歷更加持久而乾燥的停滯，隨著雲林沿海地區蚵業的變遷，這樣的等待甚至開始變得近乎永無止盡，直到蚵殼徹底成為沙土的一部份。
我（予弦）想起了在萡子寮村落中看到的那些廢棄老磚房。茂昌大哥曾告訴我們，他小時候還曾看過以蚵殼碎作為「黏著劑」添加在泥漿中所蓋成的房子，如今那些房子雖然大多已無人居住，部分的建築結構卻仍屹立不搖。
破碎的蚵殼雖然不再能作為蚵苗附著的母貝、孕育下一個世代的蚵仔生長茁壯，卻成了「黏著」陸地上其他物質／物種的重要基質，踏入了其他物種生命的循環歷程中。這些蚵殼經過風和水和鹽和生物的侵蝕雖變得破碎，而與其他的物質、植物的根系共同形成了一股聚合的力量，重新固著在了土地上，養成了截然不同於海洋的生機。屬於蚵生命史的回環看似因這「廢棄」而停止，就更廣泛的生態系而言，共生和糾纏的旅程卻從未結束。從有機到無機，從生命到非生命，從潮濕到乾燥，蚵仔和蚵殼在與其他生物、非生物共同反覆流動和等待的實踐中，串起一篇篇關於跨物種共生種種自由與不自由、流動與停滯的故事。
5. 剖開與分離
由於多日尋找剖蚵工未果，我們決定擴大詢問的範圍，去和善水咖啡的老闆探聽是否有認識的剖蚵工在附近。原本心想善水咖啡老闆畢竟不是從事養殖相關工作，得到資訊的機會應該不大，心中於是沒有抱太大期望。沒想到，老闆一得知我們想訪談剖蚵工，馬上推薦了我們住在建陽國小對面的陳嬸一家人。
經過建陽國小左轉，還沒看到阿姨家，便可以看見五、六疊蚵籃堆置在阿姨家前方的蚵寮旁，一些空的蚵籃三三兩兩地被疊在一起，其他的則裝滿了蚵殼被放在地上。我們在早上九點左右抵達，陳嬸已經開始剖蚵的工作，他一邊跟我們打招呼，手上的工作卻一刻也沒停下來過。於是我們就在阿姨那堆滿蚵籃、新鮮的蚵仔和剖完的蚵殼的蚵寮中進行訪談。
過了大約二十分鐘，陳嬸的女兒蔡姐和孫女也相繼來到蚵寮，蔡姐和我們打招呼後也開始了剖蚵的作業，孫女們則是在一旁嬉鬧，時而和我們搭話，小小的蚵寮一瞬間熱鬧了起來。
（1）來自東石的蚵鋟仔（ô-chhim-á）
陳嬸是我們田野過程中少數幾位非雲林當地的報導人之一，阿姨說自己和手上的這些蚵仔都是來自嘉義東石。只見阿姨一手握著蚵仔，另一手拿著蚵鋟仔（ô-chhim-á），將蚵鋟仔（ô-chhim-á）尖細的前端刺入緊閉的雙殼將蚵仔撬開。面積較小、較為破碎的蚵背先被丟入一個蚵籃，阿姨說這些會給飼料廠或石灰場免費載走，加工製成飼料、土質改良劑或石灰等工業產品。而面積較大、較完整的蚵底部分則是待蚵肉被挑起後，丟入另一個蚵籃當中，之後會由蚵農以每籃八十元的價格收購，主要做串蚵殼之用，也就是將來會被重新放回海中做為母貝使用的蚵殼。
從嘉義東石舅舅的蚵田到萡子寮，這些蚵仔每天晚上大約七、八點會送到阿姨家，為了趕在中午前讓老闆載走，保持蚵仔的新鮮度，周間有正職工作的日子阿姨會從晚上就開始剖，一路做到十一、二點才去睡覺，周末則是早上起來做到中午。
阿姨剖起蚵來動作俐落又流暢，不僅能將蚵肉完整撥離蚵殼，還能快速分類蚵的大小，同時注意將品質不好（生病或破掉）的蚵肉挑出來，可謂是眼疾手快。而這看似單純的剖蚵步驟，事實上也暗藏許多令我們意想不到的細節。例如，阿姨所使用的這種剖蚵手法其實並非萡子寮的慣用手法。萡子寮在地剖蚵人大多是從蚵仔後方兩片蚵殼相黏著的點把蚵鑿開，這個動作需要把蚵殼放在桌上，用蚵鋟仔（ô-chhim-á）用力戳，因此所用的蚵鋟仔（ô-chhim-á）會較粗而扁。阿姨說自己習慣用東石的方法，所以孫女們也都是跟著學東石的方法，因為萡子寮的方法對小孩子來說比較費力。
對萡子寮的人來說，剖蚵和串蚵殼大多是作為家庭副業存在，且所剖的蚵仔 多來自臺南或嘉義東石，並非在地生產。但對於東石人而言，蚵業就是「生活（sing-ua̍h）」，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從事蚵產業相關工作，且可能在單一養殖戶內就形成分工，蚵農家庭中的部份成員會負責剖蚵、串蚵殼等工作，因此有更多人主要以剖蚵維生。陳嬸表示，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東石可以看到男性在從事剖蚵工作，但在萡子寮卻鮮少看到有男性在從事剖蚵或串蚵的工作，因為大多數男性會去作穡（tsoh-sit）、上班，不會有男性要做剖蚵，不像東石人是「以此維生」。
（2）做中學的技藝傳承
阿姨表示，東石的家裡本來就是在養蚵的，自己從九歲就開始剖蚵，小孩們也都很小就開始會剖蚵，甚至以前還會凌晨騎機車載小孩到東石去打零工。阿姨最大的孫女也說自己七歲就會剖蚵、有自己的蚵鋟仔（ô-chhim-á），還示範用蚵鋟仔（ô-chhim-á）來剝橘子皮，顯然對於剖蚵的作業十分熟悉。而一旁年紀較小的妹妹們雖然還沒有辦法幫忙，卻也很習慣地在蚵寮中玩耍，時而笑鬧，時而捉螃蟹給我們看。
不過對於要如何分辨蚵的大小、有沒有壞掉，阿姨總是說「看就知道啦！」，似乎對於該如何具體形容區變的技巧感到有些侷促，蔡姐則是一邊用蚵鋟仔（ô-chhim-á）指著蚵肉示意給我們看，一邊在一旁補充說明，所謂小蚵仔指的是肚子扁而瘦的，而大蚵仔是肚子「肥肥的」。阿姨說，自己都是邊做、邊看、邊學，現在孫女們開始可以幫忙了，也是一樣從做中學。
剖蚵是需要時間積累的技藝，必須在實踐中培養手感和對蚵的觀察能力，難以直接以語言明說各種手法須注意的細節、區辨蚵仔品質好壞的界線何在，因此在技藝傳承的過程中，經常是做的、看的比說的多。對小孩子來說，要「挑」蚵仔的大小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覺得看起來大小都差不多而經常會挑錯，因此「在倒（入水盆）之前都會幫小朋友挑和檢查，但就是稍微看一下。」（田野錄音，蔡姐，2026/01/10）而小孩們便是在這個大人「看一下」的過程中，學習剖蚵相關的身體技藝。
除了剖蚵手法本身，長期勞動過程中所累積對蚵的觀察，也讓阿姨對於蚵生物學特性中得以掌握和無法預測的部分有深刻的理解。由於蚵苗附著到母貝時，一片母貝上通常不會只有一隻幼苗附著（除非有經過人工疏苗處理），所以成熟時往往會有好幾顆蚵仔聚生在一起、「結成一大丸」的狀況發生。但即使是拿到這種好幾顆聚生在一起的蚵仔，阿姨也不會有所猶豫，能順暢地一連撬下好幾個貝殼。對於我們驚訝，阿姨仍只是淡淡地說「看就知道啦！」一邊繼續將蚵鋟仔（ô-chhim-á）戳入蚵殼的縫隙。不過，阿姨也說，光看殼是沒辦法知道蚵仔肥不肥的，「剖蚵就像開獎一樣」（田野錄音，陳嬸，2026/01/10），要開了才知道。但透過最近的天氣狀況和季節，也可以大致預測蚵仔的肥度，像是遇到颱風就可能會「縮起來」。即使沒有直接從事養蚵工作，無法像蚵農一樣引用數據或科學語彙來描述蚵的生長狀況，陳嬸在剖蚵工作中積累對蚵十分親近和具體的觀察，而這些觀察也更進一步在身體的勞動中轉化為具身知識，成為陳嬸持續工作和傳承剖蚵技藝的關鍵之一。
（3）個人的變竅（piàn-khiàu）
不同大小、外觀的蚵價格不同，用途也不盡相同。一天能賺多少錢，除了寄望當日收成的蚵仔都大顆又肥美，也仰賴剖蚵工的手藝。技術不好的人會把蚵肉戳破，或讓蚵肉沾黏蚵殼，導致泡蚵仔的水變得濁濁（lô-lô）而且容易壞。然而，也不見得做越久的人技術就越好。阿姨說，這都要看個人的變竅（piàn-khiàu），有些人就算做很久也還是技術不好。
相較於做串蚵的曹阿嬤或稍後章節會提到的琴芳阿姨，陳嬸對自己的技藝似乎有更多的自豪，也更加強調各個地區剖蚵技法，以及不同個人之間剖蚵技術的差異。此種對「天分」的自豪和串蚵殼的琴芳阿姨或曹阿嬤「做久就上手」的說法形成鮮明對比，似乎對當地人而言，蚵相關加工產業中不同階的分工，有其技術門檻上的差異，參與的群體也有些不同。像陳嬸是自家本就從事蚵仔的養殖，因此整個家庭幾乎是一手包辦了蚵產業從上游到下游的各類工作，而同樣的現象也可見於臺子村。在臺子港邊偶遇的蚵農告訴我（予弦），自己家裡以前就是在養蚵的，綁蚵線、剖蚵這些工作也是分別由不同家庭成員負責。
剖蚵手藝的自豪中，不僅有人生中各個階段對承擔家計責任感，也有對故鄉東石的認同和懷念。
（4）閒不下來的剖蚵工
談到我們這幾日尋找蚵農和剖蚵工的不順利，阿姨說，近年來萡子寮一帶剖蚵的人越來越少，一個原因是因為蚵地縮減，導致雲林沿海養蚵的人越來越少；蔡姐則補充，由於地形的改變，海沙一直堆積，如果海裡沙太多，「蚵仔會不能呼吸」。此外，近年來蚵仔燒烤吃到飽一類的餐廳大量興起，也是剖蚵工減少的原因之一，因為烤蚵仔都是整顆連殼帶肉去烤，蚵農收成之後可以直接交給盤商或自行販售給商家。燒烤餐廳的興起不僅部分改變了蚵加工的上下游產業，也影響到蚵殼的回收再利用。蔡姐說：「因為他們可能會把一些物質烤掉了。烤過之後，牠有些黏性物質就被烤掉了，所以牠就沒有固著能力。」（田野錄音，蔡姐，2026/01/10）
隨著這些蚵產業內部以及大環境的流變，蚵及其後生命物質的流動路徑也產生了變化，相應地，以這些勞動維生的人們也必須隨時調整生計方式，不斷學習新技能。
在初次見到陳嬸要和他約訪談時，阿姨說自己平日白天還有班要上，所以要周末早上比較方便。說起自己做過哪些工作，除了因為家中的經濟因素，阿姨也笑說自己是那種總是閒不下來的人，很愛到處找工作做，並說工作「可以防老人痴呆」。
阿姨口中的上班，指的是長青食堂廚工的工作，大約三年前比較沒有蚵仔剖的時候開始做的。除了廚工的工作，阿姨周末還會去土庫拔鵝毛，甚至也曾向朋友學過拔草，據說隔天腰痠背痛到無法起床上班，但又不敢抱怨，深怕會因此丟了工作。而現在的剖蚵工作，則是大約一年前舅舅那邊說需要剖蚵的人手而開始做的。一開始是凌晨騎機車到東石去做，後來才是從東石那邊送過來。
由於臺灣的蚵產業不像越南是採工廠流水線式的工作流程，而大多是以家戶為單位來進行分工，或者由蚵農、盤商將上岸後的蚵仔運送到不同地方進行剖蚵、串蚵殼等工作，因此蚵農和盤商非常需要這些家戶剖蚵工人的勞力。然而，即使過去二、三十年以年來蚵仔的市場價格已經漲到一斤200元以上，剖蚵與串蚵等仰賴手工的工作工錢上漲的幅度卻遠遠不成比例。蔡姐小時候（約二十幾年前），剖一斤蚵仔的工錢大約20到25元，而今則上漲至大約30元。陳嬸進一步補充到，若大部分的蚵仔都是較小、較醜的，剖一天大約可以賺7、800元，而若大部分蚵仔都長得比較大、比較漂亮的話，一天則可以賺到1000 多元。
對於沿海漁村的老人家來說，這些工作是很好補貼家計的工作，因此不少老人家因為不想增加子女負擔，或如陳嬸一樣有扶養孫兒的需求，又或者沒有迫切經濟需求只是「單純閒不下來」，即使年過六、七十歲，依然會每日不辭辛勞地工作。因此，就如陳嬸所說，「永遠都不缺剖蚵工人」，特別是東石那邊還有很多人在做，所以即使自己向老闆抱怨工錢太少、不想做了，老闆也不怕，因為還有很多人可以做這份工作。而陳嬸過往斷斷續續的剖蚵工作經驗，也顯示出了蚵產業的不穩定性，和從業人員的高度流動。是否有工作可做，以及一天的勞動可以帶來多少收益，不僅關於剖蚵工人自身的辛勤程度，更攸關環境因素，天氣變化造成蚵仔歉收或蚵肉偏瘦小、不漂亮，都會造成剖蚵勞動的收益下降。
可即使有著此種不穩定的風險，陳嬸在到處做了各式各樣不同的工作後， 只要一有剖蚵仔的工作可以做就還是會回到這個產業中。除了有親戚的連帶關係，或許也呼應著身為東石人的阿姨所說的，蚵業作為一種「生活（sing-ua̍h）」，不僅是作為經濟上的支持，也隱含了在異地生活的東石人對家鄉的念想，從而在剖蚵勞動中生出對其不同於對萡子寮在地剖蚵工的意義。
6. 迴環往復的後生命旅程
去過雲林沿海漁村的人，一定都不會忘記蚵殼堆的味道。即使是在像萡子寮這樣蚵業凋零的村莊，堆積如山的蚵殼和其在陽光曝曬和海風吹拂後散發的味道，依然是初次來訪的外地人難以忽略的地景。堆成方塊狀串好的蚵殼串、年久無用而崩塌的殼堆以及殼貝風化形成的白色碎末，或堆在三合院的埕裡，或散落在廢棄家屋半倒的的紅磚牆間，或飄落在路邊的柏油上、蚵籃充當的垃圾桶邊。對蚵產業尚不熟悉的人而言，這樣雜亂無章的地景或許是種待被解決的混亂——蚵殼被「隨意」堆置造成環境的髒亂、鹹腥的氣味在悶熱的空氣中發酵，隨之而來的是鼠輩、蒼蠅、野狗等人們不樂見的生物，侵擾了村莊的安寧和衛生。盤商C阿姨就曾在訪談時告訴我們，每到夏天孫子們回三條崙時，總是抱怨蚵殼那種ammonia的味道很臭。阿姨會笑著和孫子們說：「那個是錢的味道。」
進入田野前，我們讀了不少關於廢棄蚵殼所滋生的問題，以及這些蚵殼可以如何被再利用的相關報導，卻在自以為對田野地現況做足了功課時，不知不覺間陷入某種認識論困境之中。那是，儘管文獻資料所闡述的現象也並非不實，我們卻仍無法對這個現象達成正確的認識。僅透過這些報導的文字和圖片，易令人誤以為，只要某天有種魔法可以將沿海村落中所有蚵殼一次清除，人類就能一邊享用鮮美的海味，一邊從這種混亂和不潔之中被「解放」出來。
然而，唯有踏入田野後，我們才能開始意識到，廢棄蚵殼議題的背後，不僅是公民對環境與衛生議題意識抬頭與否的問題而已，而是牽連著養殖業實作的慣性、漁村養殖產業鏈的變遷以及政府面對國際水產貿易衝擊之下的決策。蚵仔的死亡，並未將其從與其他物種糾纏的共生關係之中給解放出來。相反的，其後生命物質——那些層層疊疊又酥鬆脆弱的蚵殼——為這座漁村的土地，以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視覺、聽覺、觸覺和嗅覺經驗，持續地附上一層不均勻的碳酸鈣基質。
顯然，此種蚵仔在死亡後持續為人類帶來的「混亂」，並非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Ammonia臭味的持續存在，或者消失，都意味著蚵與人、與環境的糾纏發生了變動。蚵仔不只是透過人類的養殖活動被動地被捲入了這場共生之中，牠們帶有特定節律、依賴特定場域的生活史，也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節奏和環境。我們總以為養殖（只）是人類肆意將某個物種圈養在人類劃定的範圍內的故事，卻鮮少意識到，這其實也是一個關於人類如何被蚵仔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生命的故事——綁蚵工串出讓蚵栽得以附著的「人工礁石」、蚵農計算著如何透過疏苗讓蚵田的範圍內保有適當的營養物質濃度、剖蚵工夜以繼日地工作以和倒數計時中的「新鮮」賽跑、盤商斤斤計較著成本與買賣的時機以謀取最佳獲利。人們努力製造出最適合蚵仔生長和被運送的環境，以致於自身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被限制。
人與蚵的部分親密，從來都不只是全然諧和的共生美談，其中有協商、有背叛、有生命的終止、有相互限制。人類將蚵仔從潮間帶的岩石帶到了成串的蚵殼上，蚵仔也將自身那做為庇護和著生之地的雙殼，帶到了陸地上。從被剖蚵工取下，到重回串蚵工手中，透過蚵線與工人們的手，蚵的生命與非生命被人類一系列的養殖實作給串聯起來，形成一次又一次迴環往復的旅程。
（1）在生死之間與時間賽跑
蚵仔的後生命旅程始於從離開海水的那一刻，其死亡卻並非由海與陸的界線一刀切開的。蚵仔的死亡——如同多數生命的逝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同於人類對於海洋與陸地、潮溼與乾涸、含氧與窒息、生命與死亡等一系列對立概念的戲劇性聯想，比起自賴以維生的海水中打撈上岸，被剝離殼貝的時刻對於蚵仔的生命似乎更具衝擊性。
讓蚵仔得以附著的基質是其能持續維繫生命的關鍵。如前所述，蚵仔作為能在潮間帶環境生存的物種，為了應對水分、鹽分與陽光的急遽變化，在退潮離開水面時能暫時將雙殼緊閉，並降低自身代謝速率，以度過沒有海水滋潤、帶來氧氣和營養的乾潮時刻。將肉身與外界隔離，看似是「作繭自縛」，事實上是長期適應潮間帶環境的結果，這也使得蚵仔能在離開海水後延續一段時間的生命。而這離開海洋後依然能延續的生命，亦代表著人類要與之競爭時間的「新鮮」。
蚵農丁健家大哥說，蚵仔在剛被剖開的時候還不會馬上死亡，甚至在剛剝離蚵殼時，若剖蚵工技術夠好，還可以看到其心臟在跳動，也就是蚵仔貝柱旁、有水流持續流動的部位。若將蚵仔的背殼掀開，雖然能延續生命的時間也有限，但尚能存活一段時間。然一旦將蚵肉完全從蚵殼中取出，蚵仔幾乎是立刻就會死亡，而這也是為甚麼剖蚵的陳嬸有時必須要工作到半夜十一、二點，因為蚵仔一離開蚵殼，盤商就必須和時間賽跑，加上剖蚵和運送過程中對蚵肉造成的損傷，都會加速蚵仔的腐壞。
對蚵仔來說，在殼上著生是能否穩定延續生命的關鍵。在雙殼的一開一闔間，其生命得以順應逆境、吸收富含營養的藻類，並行呼吸和排泄等作用。看似屬於非生命的蚵殼，卻是蚵仔對環境充滿生命力層層泌出的回應，亦是其肉身生命中使海洋的滋養成為可能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蚵殼與蚵仔分離後，蚵殼也將再次進入滋養下一輪生命的旅程，無論是作為母貝，抑或是被粉碎後混入土壤。
（2）重新滋養生命
事實上，並非所有地區的蚵仔都是以蚵殼作為蚵苗附著的母貝。丁健家大哥便和我們分享，世界各地養蚵產業用以讓蚵苗附著的基質其實也各有不同，像是日本是使用白鐵鋼絲綁著扇貝殼，並用機器將這些扇貝殼串吊入兩、三層樓深的水中；也有其他國家會用水泥塊或者塑膠作為母貝使用。
蔡茂源大哥告訴我們，做為蚵苗著生的重要基質，養殖戶會先把好的蚵殼挑選起來作為母貝使用，不好的蚵殼就會提供給大盤商。大盤商就會將它們進行分類，分成高級和次等的蚵殼。生技公司會去找大盤商挑選他們想要的蚵殼，然後就會帶回去萃取作成面膜，而生技公司所需要的量也不多。次等的蚵殼通常是蚵殼的貝或是不規則的底座，這些就會拿去提供給建築業，磨碎製成建材。蔡大哥說道「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就讓這些廢料能夠被再利用」。
在訪談剖蚵陳嬸的過程中，我們也剛好遇到了來自臺西飼料廠的郭先生來進行收蚵殼的作業。郭先生說，整個臺西有兩家飼料廠會收蚵殼，公司的兩個司機一個跑雲林海線，另一個則跑嘉義東石。蚵殼粉除了作為飼料，農人和養殖業者也很常用來調整土壤或魚塭底泥的酸鹼值。類似的說法，我們也從茂昌大哥、茂源大哥、丁管理員甚至曹阿嬤口中聽說，顯示出雲林沿海漁村的居民們，即使沒有直接從事蚵相關產業，對於蚵殼再利用的方式都略有所知。除了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觸到石灰廠或飼料廠的工作人員，這樣的認知可能也和政府政令宣導下，「隨意」堆置的蚵殼堆減少有關。
若上網查詢蚵殼暫置場等關鍵字，可以發現不少嘉義東石蚵殼暫置場與相關政策的新聞，因此我們本也想在田野過程中訪談雲林縣境內蚵殼暫置場的管理人員，卻不料萡子寮與口湖一帶都僅有文蛤殼暫置場。
關於這個問題，臺西文蛤殼暫置場的丁管理員解釋，這和一方面和蚵的養殖減少有些關係，另一方面則和蚵殼本身的物理特性有關。由於海洋皆為國家所有，蚵農僅有蚵田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因此蚵田不像養文蛤的魚塭，可以私有財產的形式傳承給下一代，就算下一代不接，也往往會承租給其他養殖戶。隨著漁村人口老化，願意接手年輕人不多，雲林沿海一帶蚵的養殖量下降的幅度就較文蛤更為顯著。另外，蚵殼本就較受回收廠青睞，因為蚵殼比較厚，而且比較容易磨成粉，可以製成的石灰量也較大，故大多的蚵殼會被石灰廠收走，而不會進到暫置場來。
丁管理員也補充，他小時候路邊經常可以看見有阿姨在剖蚵，而蚵殼就堆在一旁。當時雖然沒有合法的殼類堆置空間，但有一個處於灰色地帶的堆置方式，就是石灰廠可能會和這些剖蚵的人約定好堆在某個空地，他們再去收。這種堆置雖然並不符合法（即使當時也沒有明確的法條對貝類廢殼的堆置進行規範），卻似乎是社區中的人都有共識的做法。換言之，那些看似雜亂的堆置背後，事實上有著外人所無法看一眼就理解的產業邏輯和社區共識在運作。而許多後來政府所成立的貝殼堆置場，其實也是本就有人在傾倒廢殼的所在。
正因如此，雖然成立了暫置場進行集中管理，仍有許多養殖業者會想要在暫置場中丟棄其他類型的廢棄物，因為這些地方對他們來說本就是「垃圾場」。丁管理員說，自己當公務員當久了，其實倒也不怕被罵，但最怕的是「遇到不能解決的問題。很多養殖戶也不是故意要找麻煩或亂丟，但就是沒有管道可以處理，或者因為貝類大量死亡，無法負擔去處理這些廢棄物所需的經費」。管理員這一席話，娓娓道出了偏鄉地區廢棄物傾倒問題背後潛在的更深層議題。
然而，也並非所有蚵殼都有機會重新進到蚵產業的循環當中。如臺子港邊就可見到一個用鐵網圍起來的區域，看起來有點像小小的豬圈，裡面的水泥地上有一圈白灰和明顯燒灼過的痕跡，儼然是個灰坑。臺子港的海巡人員告訴我（予弦），這是用來燒蚵殼的地方，而之所以沒有石灰廠或其他工廠來收，是因為量太少了，成本上不划算，僅能將這些殼燒成灰（見圖十六）。
圖十六 臺子港燃燒蚵殼的灰坑 （由予弦所拍攝）
而即使是被堆置在暫置場的廢殼，也僅有少數品質較好（沒有混雜太多螺或石頭、泥沙等雜質）的廢殼會被廠商取走，供給遠遠大於需求，大多數的廢殼只能在暫置場中等待風化。丁管理員有些無奈地說：「大概我還會在的未來十幾年（這塊地）還夠用啦！」（田野錄音，丁管理員，2026/01/08）
訪談丁管理員的過程中，不時可以聽到外頭有貨車倒車的聲音，原來是有養殖戶載著一籮筐一籮筐的文蛤殼要來倒。我們隨著管理員的腳步走出工作站。一籃又一籃的文蛤殼被「唰～」地倒在暫置場的沙地上，許多鳥兒在意旁虎視眈眈，等著要吃藏在殼堆裡的文蛤肉。殼堆的另一面傳來踩踏廢殼時發出的喀啦喀啦的聲音，有個阿伯正在殼堆裡翻翻找找。管理員似乎和阿伯相當熟識。丁管理員像我們解釋，其實經常有老人家會來撿拾還活著的文蛤或土蝦，可以自己撿回家吃或拿到市場去賣點小錢。阿伯笑著說，土蝦的味道很好，比一般的白蝦還好吃，是當地人才懂的美味（見圖十七）。
儘管有所不同，但阿伯的話讓我（予弦）突然驚覺，在（主流）人類社會中被視為廢棄之物的這些貝殼，事實上僅是雙殼綱軟體生物後生命旅程的起點。逝去中的生命滋養著新的生命循環，牠們或被攝入，或被風化而形成土壤、為根莖所固著，或被人給串起，再次成為浮游的幼苗著生成長之處。
圖十七 在文蛤殼暫置場撿拾土蝦和文蛤的老人家 （由吳靖所拍攝）
（3）自由的工作
從普天宮前廣場旁的小巷彎入，沿著小巷走大約一分鐘，便可找到在堆滿了蚵殼堆和蚵串的小廣場綁蚵殼的曹阿嬤。面對廣場的右手邊有一大疊約一百七十公分、已經綁好的蚵串，這些蚵串每兩束被綁成一捆，每一捆又被對折綁起來，並疊到之前已經綁好的蚵串上，疊成一個方塊。廣場左手邊則有成堆未打孔的蚵殼和一些已經打孔並被裝在黑色簍空塑膠籃裡的蚵殼，約有十幾籃。在蚵串疊成的大方塊後便是阿嬤的工作區，這個小小的工作區是由木條和黑網搭成的小工寮。工寮裡面有阿嬤用來為蚵殼穿孔的打孔機、放蚵殼的大鐵盤和用來串蚵殼的塑膠繩和掛蚵串的S形鐵勾。前一天蔡茂昌大哥帶我們進行社區走讀時，阿嬤正在為蚵殼打孔，而我們再次去拜訪阿嬤的那天，阿嬤則是正在串蚵殼（見圖十八）。
圖十八 正在進行串蚵工作的曹阿嬤 （由吳靖所拍攝）
阿嬤說起話來有濃濃的海口腔，平時能聽得懂八九成臺語的我也只能聽得六七成，一時間不禁有些手足無措，不知該從何和阿嬤聊起。我（予弦）向阿嬤介紹自己是來自臺大的大學生，想和阿嬤聊聊天、了解串蚵殼的方法，阿嬤很爽快的答應了。
不像剖蚵的陳嬸，曹阿嬤家裡原本並非從事蚵相關產業，而是種植地瓜和花生，一直到七十歲左右阿嬤都還在種田，不過近年來土地太鹹，很多人都不種田，阿嬤也因為年紀大了就順勢退休了。從小就住在萡子寮的曹阿嬤自然也對剖蚵或串蚵殼的工作不陌生，但是年輕時並沒有做過，直到五、六年前三條崙那邊有人來問要不要做，阿嬤才開始學。阿嬤自豪地說，自己做事很細心、都有在「用頭腦」，所以老闆都會稱讚他做得又快又好。就連琴芳阿姨也說曹阿嬤是附近串蚵殼串得最認真的老人家。
阿嬤說自己天氣好的時候，早上六、七點就會起來做到中午，午休後再從下午一點左右做到天黑。最近（一、二月）天黑的早所以大概做到五六點。不過每天工作的時段也和天氣有關，有時風太大、下大雨或太冷就不會出來做。有時候做累了或身體不舒服就自己休息，因為不會有人來催進度，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要工作，什麼時候要休息。阿嬤說，這樣的生活很自由因為「不會被人家管」。
一開始我們問阿嬤能不能教我們怎麼打蚵殼、串蚵殼，阿嬤總是笑說我們讀書人的手太細嫩做不來，又說串蚵殼沒有這麼簡單，我們一定學不會。直到後來我們向附近也在做串蚵殼的琴芳阿姨學會了怎麼串蚵殼，阿嬤才說怕我們無聊，決定要教我們串蚵殼。阿嬤從屋子裡拿出了一雙手套出來讓我們一人戴一隻，接著開始跟我（予弦）解釋怎麼串。阿嬤先是從籃子裡幫我們倒了一些蚵殼出來，接著把一束線（頭有打結的地方用S鈎掛在木頭上）分成兩小束（各五條）拉過來、順好，要我（予弦）用腳踩著。然後拿出最外面的那條線，開始把蚵殼串上去，每條要串16 個，前15個都是殼的內面朝下，第16個則是內面朝上（見圖十九）。串好的線要整齊地擺在地上，等一下拿起來才不會亂掉。接著阿嬤也拿了一串線給吳靖，於是我們三個就開始一起工作。兩個人一起做需要注意不能把不同束蚵線混在一起，不然等一下線就會打架。
圖十九 正在向予弦解釋如何串蚵的曹阿嬤 （由吳靖所拍攝）
「食緊弄破碗」，阿嬤說。阿嬤開始整理我們剛剛串好的蚵串，把多餘的線綁到旁邊的木條上，避免散落在地上多餘的線互相勾來勾去或絆到自己，阿嬤說這樣才會整齊、好工作（見圖二十）。接著又走進屋裡拿出新的蚵線放到廣場上曬，說曬過的繩子會變軟，才好綁，不然放在陰影下受寒會縮起來，不好用。「做代誌都是有方法的！」阿嬤說。
圖二十 我們和曹阿嬤一起串好放在木條上的蚵串 （由吳靖所拍攝）
一邊串蚵殼一邊我才恍然大悟，為何有時和阿嬤聊天，阿嬤回覆得有些遲緩。一開始我總以為是自己臺語不好的緣故，或是阿嬤年紀大了有些重聽。不過自己學會了串蚵才發現，做的過程中若沒有時時注意，很容易就會數錯數量。每每在串蚵殼時阿嬤若和我說話，我總是很緊張，一方面不想錯過阿嬤的話題，聽一方面又深怕自己會數錯蚵殼的數量。
串好一束之後，就要將十條線同時拿起來甩一甩，讓蚵殼集中到前端有打結的地方，等一下才好綁，阿嬤先示範給我們看，第二次的時候就讓我自己試試看。阿嬤說我們很聰明，一下就學會，因為他之前有教學生做，都做不好，不但沒有上忙，反而越用越亂。做到一半，阿嬤說要拿涼的給我們喝，便進屋去拿。
就像蚵農丁健家口中那些在做串蚵的老人家一樣，阿嬤也總說自己是「加減賺！」並說要懂得「加減賺才袂散」。做工作不僅貼補家計、減輕兒孫的負擔，也可以保持身體健康。阿嬤說自己如果不工作反而覺得怪怪的，不知道要幹嘛，有時候被兒孫載去都市玩也覺得沒什麼有趣的，在村莊裡的生活比較自由、不受拘束。說起自己不喜歡人多的地方，阿嬤提到當年還有很多人來看社區的壁畫時，也常有經過的遊客會來看自己串蚵殼，阿嬤因為覺得太吵了不堪其擾，所以看到有遊客要來都會跑去躲起來。
不管是琴芳阿姨還是曹阿嬤，都形容串蚵殼是一份「自由」的工作。
琴芳阿姨是我們透過茂源大哥聯繫到的。一走進阿姨家的就可以在前庭看到一大堆蚵殼，阿姨說，因為剛被送來的蚵殼很多都好幾個殼黏在一起，需要被分開，或混雜著一些太薄、太小、長得醜的蚵殼，需要把這些品質不好的殼挑出來，所以一開始會先堆在前庭進行分類和挑選（見圖二十一）。不過這些蚵殼也已經放了兩三年了。事實上，因為我們去訪問的關係，所以阿姨才示範串蚵殼和打孔的技巧給我們看（儘管阿姨的身手還是十分靈巧）。由於串蚵殼一串只能賺四十五塊，光做串蚵難以支應中年人的日常生活，只能當作副業來做，所以近年來阿姨開始在村莊裡做司機，接送老人家到市區的醫院看病，而這些蚵殼也因此被長年堆置在阿姨的家中。不過老闆也不會來催，知道阿姨比較沒有在做了，漸漸的也就不太會來找阿姨收蚵串。曹阿嬤也說，老闆底下有好幾十個人在做，所以會輪流到各家去收蚵串，只要有需要就會請人來載，或者有時候蚵線用完了阿嬤也會傳訊息和老闆說，請老闆送過來。
圖二十一 正在向我們解釋如何挑選好蚵殼的琴芳阿姨 （由吳靖所拍攝）
所謂的自由究竟是什麼？有些蚵農會說，蚵仔是不自由的生物，因為蚵苗一旦附著在蚵殼或礁岩上便不能夠再移動，終其一生只能被雙殼之間那狹小的空間給束縛。起初我也是這樣看待像曹阿嬤這樣的老人家們。串蚵殼的工作雖然技術上並不算太困難，卻耗時耗力，由於每單位蚵串能賺得的工錢不多，老人家們只能以量取勝。而雖然曹阿嬤總說自己是「做身體健康」，長時間的勞動仍讓老人家們的身體出現不少病灶，像是因為屈身打蚵殼造成肩頸、腰背痠痛，或者為將綁好的蚵串甩到比自己還高的蚵串方塊上，需要耗費不少腰力，對年過七旬的老人家而言並非易事。用我們自己對自由的既定想像來看這些老人家，總覺得他們像是被蚵殼困住的蚵仔，將自己束縛在這小小的蚵寮和無止盡的勞作當中。蚵仔隨著潮起與潮落開閉雙殼，老人家們則是隨著太陽的起落進出工寮。只要天氣不差，總能聽到家戶的前院傳來打孔機和蚵殼銳利的邊緣刮磨水泥地的清脆聲。曹阿嬤所感受到的自由究竟是什麼？顯然，那不是一種全然無拘無束的自由，但這份工作帶給阿嬤的也絕不（僅）是某種「被困住」。
自由，是受限但仍有選擇的權利。
受限於天氣，受限於經濟現實，受限於時間，受限於身體；但仍能選擇寧靜的生活，選擇要付出多少勞力，選擇活動身體而不是靜靜地看著歲月如何讓身體老去。
做工課就愛認真做，讀冊嘛是仝款。
做工作要細心，是因為體諒討海人的辛苦。阿嬤說自己並不是為了賺更多前才這麼認真、細心地工作，賺的錢足夠吃飽就好。琴芳阿姨和曹阿嬤在串蚵殼的時候，都會特別強調要把長的不好（又薄又小或形狀太畸零）的蚵殼挑掉，因為如果把這種蚵殼綁上去，蚵仔在生長的時候容易破掉或被海流沖掉；而若有太多蚵殼黏在一起的也要撬開，要不然好幾顆蚵仔長在一起結成一大丸的話，對剖蚵的人來說太重了。阿嬤說，人家出去討海很辛苦，做得隨隨便便害蚵農「無收成（bô siu-sîng）」不好。
自由，也是因體諒和同理而自律。
而從曹阿嬤口中所說的「自由」好像更看到了一種更內在的狀態，這種自由是從對他人勞動的同理作為出發，漸漸轉化成一種對自身勞動價值的肯定。我想或許正因為他看見了討海人、小孩出走社會以及自身的其他經驗在他串蚵的過程中，不斷地攪動，讓他所做的每一個細心和努力，好像都在替某些系統（家庭支持系統、蚵的產業鏈等）分攤一些重量。（田野筆記，吳靖，2026/01/09）
曹阿嬤口中的自由不僅是一種個體是否能恣意分配自己所擁有的時間、空間和錢財的決定權，更是在長時間的勞動實作中自主建立起的勞動價值。透過串蚵殼的勞動，阿嬤有足夠的生活費可以不用和孩子拿錢，甚至可以偷偷塞紅包給孫兒；讓辛勤討海的蚵農的努力不會因此毀於一旦；讓剖蚵工的手腕不至於承受難以負荷的重量；讓蚵仔得以順利著生於母貝，成長茁壯。在一次次穿與綁的動作間，阿嬤串起的不僅是可以變現的蚵殼，更是母子、祖孫之間的親情羈絆，是可以不受人群目光拘束的寧靜生活時光，是使蚵產業鏈得以周而復始地流轉的基礎設施，是蚵栽得以在人類世的海洋中著生、等待成熟的碳酸鈣基質。
（4）你看這殼足媠（suí）齁
有時和曹阿嬤聊天，總會出現一些我們都不知道該如何延續話題的空白，也許是因為兩人都說話說的有些疲勞了，也許是因為前述串蚵殼時需要專心致志的緣故。在那些空氣安靜的時刻裡，我們都專注地做著手上的工作，工寮中只剩蚵殼掉落鐵盤或水泥地面時發出的聲音。
你看這殼足媠（suí）齁？
在某次我們又都沉默了好一陣子後，阿嬤突然對我這麼說。「是齁。」我回答，「而且為什麼這些蚵殼都又白又亮？是因為曬過太陽的關係嗎？」阿嬤說，是因為這些蚵殼有被洗蚵機洗過，經過海流的沖洗，所以變的比較乾淨。那些要拿去給人家剖的蚵仔也都有先洗過。
「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更能接近阿嬤的『感覺』」我（予弦）在田野筆記中這麼寫道。
阿嬤的話讓我（予弦）想起上考古學標本課時，我和朋友們時常唸叨著哪個遺物「很可愛，超想帶回家！」之類的話。石頭就是石頭，陶也不過是烤過的泥土，有什麼好可愛的呢？對考古學「沒感覺」的圈外人時常會有這樣的疑問。不過長時間投身考古學工作的人幾乎都懂那種覺得「很可愛」的感覺。那似乎是某種，僅有在實際參與考古學發掘或遺物整理勞作中的人，得以體會卻難以言明的感受；是持續地觸摸、觀看這些遺物，在烈日下的發掘坑或深夜的研究室奮鬥數小時後發生的結果。曹阿嬤所說蚵殼的「媠」和我們口中陶片和石器的「可愛」或許有異曲同工之妙。
做田野時時常困擾我（予弦）這個田野新手的問題之一，是究竟如何在短短十幾天內了解報導人的感覺？幾乎像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面對寡言又有些語言不通的老人家時更是如此。直到阿嬤告訴我這句話，我才發現，感覺或許就是這樣在不經意中從語言之間的縫隙湧現出來。對外人來說，蚵殼或許是生財的工具，或許是造成環境孳生鼠患和病菌、破壞社區景觀的不潔之物，又或許是創作具有漁村意象之公共藝術的重要基質。然而，在長年串蚵的勞動中，曹阿嬤不只是積累了許多有關蚵的具身知識（了解怎樣的蚵殼是太薄或太小、知道應該要將孔打在蚵殼的哪個位置、可以預估蚵殼之間怎樣的間距才是理想的等等），亦與蚵殼這種物質形成一種基於勞動實作形成的情感連結，近似於Despret（2013）所說的「部分親密性」（partial affinity）。
然而，曹阿嬤為我們指出的這種「感覺」，更將部分親密性湧現的場域由具有生命的跨物種間擴展到人與「無生命」的物之間的互動。而我們更想強調，這種親密感受或許並非純然對於物質外貌的美學感受。蚵殼雖為無生命的無機質，卻帶有生命的痕跡，是生命曾經／將要寓居與流動的場域，其敞開與剝離使蚵仔的肉身生命得以流轉或由生命流向死亡。而蚵殼更是人之所以能與蚵仔發生跨物種糾纏的重要中介，透過蚵殼的外觀與重量，蚵農可以了解蚵仔的生存狀態（如外表是否有寄生的螺類等），藉此洞悉這些雙殼綱軟體動物對人類而言難以捉摸、潛於海面下的「感覺」。而曹阿嬤做為蚵產業鏈中的一員，加上從小到老在海線的生活經歷，使其明確意識到自身的工作在整個蚵仔養殖過程中佔據的位置和重要性——關於串蚵殼過程中的每個動作，會對後續蚵仔的養殖造成怎樣實務上的影響，曹阿嬤皆能娓娓道來。因而，串蚵殼的重複性勞動串起了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人與各種非生命物的糾纏，調動了人的感知與身體節律，也湧現出了對蚵殼的美感感覺，以及多物種關係網絡中的情感。
（5）海流、陽光與蚵仔的味道
就像我們小時候吃某一家麵，其實你長大去吃覺得沒有好處，但是你就是懷念那個味道，就是代表說我們吃蚵仔就是一定要有那個「腥味」。這就是我們跟越南蚵的差別，因為你現在即便擺在桌上叫我分辨，我也分不出來，誰看得出來？（田野錄音，丁健家大哥，2026/01/13）
怎樣的蚵仔才稱得上是好吃的蚵仔？
丁健家大哥說，臺灣蚵和國外進口蚵的主要差異其實在於雌雄的分別。除了不同海域藻相的差異會影響到蚵仔的風味，不同性別的生殖腺也是影響蚵仔是否具有「腥味」的關鍵。如在臺南所選育的二倍體人工苗在經過檢驗可以發現這些蚵幾乎都是公的，牠們並沒有生殖腺，相對牠就不會有類馬爾太蟲寄生的問題。但相對的，這些蚵仔會失去那種類似「蟹黃、蟹膏」的味道，所以吃起來的腥味比一般的臺灣蚵還要低。這也是為什麼有些老人家會說越南蚵吃起來「沒味道」、「少了蚵仔味」的原因。6
盤商C阿姨則以新鮮度的問題解釋這種風味上的差異。雖然越南進口的蚵與臺灣原生蚵在品種上有所不同，只要透過基因檢測便可查出，但C阿姨認為品種並不是造成風味差異的關鍵，而是和保存有關。一般而言，由越南進口的蚵仔，從收成到剖開，再坐飛機到臺灣，至少會需要三天的時間，而若落地之後沒有做好保鮮，就有可能會比較腥。
有別於以味道來評斷蚵仔的美味，剖蚵陳嬸和訪談陳嬸時遇到的前蚵農阿選大哥則是關注蚵仔的口感。雖然判斷蚵仔肥不肥看的是肚子有「幾分肚」，但蚵仔真正好吃的關鍵卻在於上半部分有嚼勁的黑色部分與肚子的佔比，肚上方偏黑、灰色的裙邊部分佔比較多的才是好吃的蚵仔。阿姨進一步說，臺灣本地的蚵仔有嚼勁的部分比較長，相較之下，越南蚵仔肚子比較膨，不管怎麼煮都「軟心軟心」的沒有嚼勁（肚太深），這就是臺灣蚵仔好吃的原因。
所以在市場要怎樣才能挑到好吃的蚵仔？
曹阿嬤不疑有他地回答：「蚵仔愛硬才好食」。
老人家們都說老蚵才好吃。老蚵之所以老，就是因為長得慢所以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長成夠大的蚵仔（即丁健家大哥口中藻相比較不好或養殖太密集的結果，也可能是盤商C阿姨所說因為養殖方式差異造成的「熱脹冷縮」）。好吃的老蚵比較硬，而所謂的「硬」體現在兩方面：較硬的外殼，源於生長時間長，分泌出的碳酸鈣外殼自然也層次較多，厚而硬且面積大；以及較硬的蚵肉，類似剖蚵陳嬸與當地其他老人家所說的「脆」。時間、陽光的曝曬以及海潮的浸潤，不僅淬鍊出蚵仔的大小，也淬鍊出風味。曹阿嬤說只要從外表就能分辨是老蚵還是新蚵，因為老蚵會比較大顆，即使是已經剖好裝袋的蚵肉也會有明顯的差別。阿嬤也說，蚵仔肚子白白的才有肥、有營養，瘦的蚵仔較臭臊 （tshàu-tsho）也比較沒有營養。7
那要怎麼分辨越南、中國進口的蚵仔和臺灣本地的蚵仔？
「進口蚵仔都會包成長長一條，本地的會包成一丸（指塑膠袋的形狀），」曹阿嬤說，「而且從中國、越南進口的蚵仔比較不甜」。其他當地的老人家也說，「越南蚵沒有味道，要吃就要吃老蚵（養了兩、三年），比較有味道」。8
老人家口中「臺灣蚵的味道」和「脆／硬」的口感，究竟是生殖腺帶來的鹹腥？是保鮮不佳的臭臊？是經過陽光曝曬、潮來潮去「運動」過後的肉質Q彈？還是經年累月吸取海中精華的鮮美？
在蚵養殖業當道的今日，仍有人追求「野性」的美味。據說在三條崙附近，海堤邊的碎紅磚上，仍能採集到天然生長的蚵仔。由於在私人土地範圍內，一般人難以有機會接觸到這些野生蚵，地主會請外籍移工去採集，產量極少，幾乎全都是自家食用，鮮少會流入市場。這種野生蚵仔也被當地人認為是比一般人工養殖蚵仔更上一層的美味。「物以稀為貴嘛！」茂源大哥如此說道。9
臺灣本地蚵比進口蚵好吃，野生蚵比養殖蚵更美味。老人家人們所追求的，似乎是一種屬於臺灣的、「原初」的風味，這是以科學技術人工育苗所養殖出的「高級」蚵仔也無法取代的。儘管老人家們對於進口蚵的品種、育苗相關技術並沒有全盤的了解，但有鑒於臺灣蚵產業高度分工，由養殖到加工、運送及販售的產業上下游工作內容在時間、空間和人脈上環環相扣，不同階段蚵產業從業者對於彼此的工作內容和蚵相關的知識也多有基礎的認識。由於這些共享的背景知識，即使是像曹阿嬤這樣處在蚵產業鏈（時間與空間上）較為邊陲從業者，甚至是在當地僅作為消費者的茂源大哥、蔡福大哥，皆一定程度地理解到進口蚵對臺灣蚵業的影響，並感受到了某種國際貿易以及政府對臺灣蚵養殖產業的忽視所帶來的威脅。10
面對此種威脅感，不像盤商或較年輕一輩的蚵農，將箭頭直指政府對臺灣本地蚵產業不甚保護的貿易政策，老人家們更常用簡單易懂的語彙和親身的經驗告訴我們，他們所理解的臺灣蚵風味為何，又該如何在市場中快速區辨臺灣蚵和進口蚵的差異。也許保鮮的問題、品系的問題又或蚵本身生理構造的問題皆影響了最終呈現在我們口中的臺灣蚵的風味，但對長年居住在雲林海線老人家們而言，有一項「事實」是很明確的：臺灣蚵仔的風味和口感終究勝過進口蚵。這所謂的好，也許就像丁健家大哥所說，並非真的比較新鮮、沒有腥味，而是一種家附近「巷口麵攤的味道」。老人家們用以貼身的生活經驗和語言來分辨、訴說臺灣蚵 的味道，透過「越南蚵比較腥」、「越南蚵比較不甜」等說法來捍衛自己心目中的家鄉味。
在時代變遷的潮流中，海流方向因基礎設施的建設而改變，沙洲因海流改向而飄移，貨物交易的流向在國際政經情勢的動盪中更迭。這群與蚵共居、協作的海線居民們生活變得更加不穩定，人與蚵的共生成關係所交織出的網絡也顯得更具流動性和脆弱。然而，人與蚵的生命也在這些變動的節奏中共作出新的平衡，並努力守護那支持自身建構情感、認同和生活基礎的土地及跨越物種、跨越生命與非生命的共生關係。
五、綜合討論與分析
本研究以雲林沿海蚵產業作為田野場域，我們依循著蚵的生命歷程從浮游、著生到流動，並且描繪了人與蚵在海域的日常實作中所編織出的多物種關係網絡。回望這一趟田野旅程，我們認為有幾條值得進一步討論的主題路徑，分別為地形、節氣與水文作為共生關係的物質基礎；著生的不確定性；流動與等待作為關係的生成；以及物質與身體勞動如何作為跨物種知識間的生成場域。這些關係之線彼此橫豎交織，使我們得以看見人與蚵之間的共生關係，從來不是固定不變，而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下，透過著生、流動與等待的反覆實踐，持續生成與重組的動態過程。
（一）地形、節氣與水文作為共生關係的物質基礎
在討論人與蚵的共生關係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去正視這段關係其實建立在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之上。雲林沿海的蚵產業之所以能夠在此著生發展，並不是單純的歷史偶然性，而是因為當地的地形、水流與季節條件適合蚵生長，也讓人得以在此養蚵與生活。
從地形來看，雲林沿岸屬沙岸地形，長期的沙洲堆積形塑出廣闊且相對封閉的內海空間，提供了水深較淺、水體交換適中的灘地環境，適合牡蠣的附著與濾食生長。外傘頂洲作為雲嘉沿海的天然屏障，其存在進而成為整個蚵產業得以在此發展的重要生態基礎。
除了地形之外，水文條件在這之中同樣也扮演重要的角色。雲林沿岸位於濁水溪出海口，河川所夾帶的營養鹽與有機物質隨西海岸洋流持續補充至沿岸水域，形成蚵仔濾食生長的重要養分來源。然而，這樣的水文條件，同時也是當前蚵產業困境的一部分。集集攔河堰減少了河川輸沙，而六輕工業區的突堤效應，則進一步改變沿岸漂沙與海流作用，使原本仰賴河川輸沙維持的外傘頂洲持續萎縮、內陸化並往南漂移，內海也逐漸淤積，養殖水域因而縮小。這些變化不只改變了沿海環境與地景，也直接影響蚵農的養殖條件與生計。
另一方面，節氣與季風也影響著人與蚵的生活節奏，例如，分苗作業必須在三月前完成。東北季風每年固定出現，影響蚵農出海與收成的時間，也影響蚵苗附著與蚵體消瘦的時機。蚵農常說：「農曆八月十五之後，北風下來，蚵就開始瘦了。」這句話反映的是長期累積的養殖經驗，以及人們對季節變化的觀察。
「北地南送」的做法，也與季風條件有關。冬季東北季風較強時，北部海域的蚵仔容易消瘦，因此蚵農會在中秋前後，將蚵運往緯度較低、海況較穩定的臺南四鯤鯓避冬養殖，約兩個月後再運回原地。蚵的移動並不是隨機發生，而是依循季風與海況形成的養殖流動安排。
因此，在討論人與蚵的多物種共生關係時，地形、節氣與水文不應只是產業發展的「背景條件」，而是實際參與並形塑著人與蚵之間每一次相遇與協商的重要力量。正如Dua（2024）所指出的，海洋作為一部與陸地生命緊密相連的「藍色機器」，其中各種基礎設施與環境變化，都不斷重新形塑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雲林沿海的地形、水文與季風節律，正是這部「藍色機器」中最基礎的一部分。對蚵產業從業者而言，這些從來都不是可以隨意忽略的存在；然而在多物種研究的討論中，牠們卻往往最先被忽略和遺忘。
（二）著生的不確定性
在生物學的描述中，牡蠣幼體的附著標誌著浮游生命史的終結與固著生命的開始。然而，本研究的田野經驗顯示，「著生」並不只是單純的附著行為，而是作為一種關係性的狀態，遠比生物學意義上的固著更為複雜且不穩定。
Callon（1984）在扇貝的研究中指出，幼體附著於收集器這一行動，本身是一連串「轉譯」的結果。科學家透過設置收集器、數據化海洋資訊，試圖將扇貝的生物特性編入一個社會－技術網絡。然而，扇貝的「拒絕附著」隨時可能使這個同盟瓦解。
本研究中的蚵也有類似情況。蚵苗的附著時間延遲、附苗率不穩定，以及蚵苗移植後因環境不適而死亡，都顯示著生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被單方面控制的事件，而是人、蚵與環境三方持續協商的動態過程。近年來天然苗附著條件的惡化，部分原因與外傘頂洲萎縮、水溫上升有關，使得這一協商過程愈加艱難。這些現象同時反映出臺灣蚵產業長期依賴天然採苗，而人工孵苗技術仍有限的問題。
更進一步，本研究想指出的是，「著生」不只是蚵苗附著於母貝這一生物現象，也是人在地方產業中尋找位置的一種隱喻和過程。丁大哥的養殖場從臺西移往口湖，再遷往東石，是為了尋找更適合養蚵的地方；C阿姨因三條崙蚵地積沙消失，轉而成為中盤商，在新的產業位置中維持生計；曹阿嬤則每天持續在蚵棚下串蚵，透過勞動維持生活。人與蚵都需要在一個不斷變動的環境中，持續尋找可以依附與生存的位置。因此，「著生」也是一種在流動中反覆尋求、卻又隨時可能失去的狀態。
這樣的不穩定性，也呼應了Lien（2015）對鮭魚養殖的觀察。Lien指出，物種的性質並非先於存在，而是在具體的養殖實作中不斷生成。本研究中的蚵亦是如此：在蚵農的勞動中，蚵是需要照顧與觀察的生命；在盤商C阿姨的描述裡，蚵是「膽小的」、「愛運動的」等；在剖蚵工眼中，蚵則是打開之後才知道結果的存在。蚵的多重存在性質，正是在不同的勞動位置與關係網絡中被持續生成的，而雲林在地的地形與水文條件，始終作為這些生成過程的物質基礎，默默地框定著每一種存在性質得以成立的可能條件。
（三）流動與等待作為關係的生成
在生態環境的變遷、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動盪之下，蚵的養殖與加工產業鏈構築出了一幅充滿不穩定的圖像（參見Yoshida 2024）。流動，不僅作為描述此種不均勻分布的不穩定性之隱喻，更是臺灣蚵產業鏈中，上下游勞動者與各種非人行動者所共作出的現實。
透過訪談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處在產業鏈中哪個位置的從業者，甚至是僅作為消費者的當地居民，幾乎都對整個產業鏈的大致輪廓，以及其中各個行動者的角色有概略的認知。這除了是雲林海線養殖產業分布密集的結果，也與蚵產業本身須與時間賽跑的特性有關。
一旦被打撈上岸，蚵的生命便開始消逝——意味著蚵仔的新鮮度隨時間不斷下降，養殖戶和盤商必須和蚵的生命搶時間，趕在蚵肉腐敗前將處理好的水產送到消費者手中，這也是為甚麼剖蚵工如陳嬸，通常在晚上收到新鮮帶蚵的蚵仔，往往必須連夜趕工，在隔天中午之前將所有蚵肉剖出，以利接下來販售與運輸的順利。有鑑於此，從蚵的養殖到剖蚵、盤商，甚至蚵殼回收與串蚵殼，蚵產業上下游的工作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必須是環環相扣的，要達成此種緊密相連，無非是靠人際關係或血緣的聯帶（如整個家庭一條龍式的作業，由大人進行養殖與採收，小孩與老人進行某蚵或串蚵殼等技術性較低的工作），或者在地域上的親近性（配合以順暢的運輸網絡）。
此種時空上的特性便造就了蚵產業從上游、中游到下游間，一種鮮明的流動性，與此種流動性所帶動的不同角色勞動者之間的連結。
而蚵產業鏈中不均勻分布的流動性也展現在北蚵南送的實踐和進口蚵的衝擊之中。為了創造適合蚵仔生長的環境，蚵農必須配合蚵的生長節奏和環境的節律將蚵在適當的時機由北往南送。於是，蚵的流動史在與人類的生命開始發生糾纏後，就不再只與浮游態的幼苗有關，而是會同時受到人類的養殖實作、生態環境的變動，以及人類社會國家政策和國際貿易局勢的影響，使成蚵也在不同地區間被移動。在蚵的養殖中，人類為了市場需求而改變蚵棲居的地點，但也不僅如此，反過來說，人也受到蚵的生理特性的限制，而必須將蚵以特定方式在特定時節移動，造就了今日我們所見的產業分工型態。
而由於颱風增加，使政府不得不對放養蚵苗的時祭出管控措施，從而導致了空窗期的發生以及進口蚵的流入，則是顯示了生態環境變遷對於國際貿易流向的影響。這其中不僅涉及了商品（蚵苗與成蚵）的流動，亦涉及了技術人員的流動（臺灣的人員到越南進行養殖技術指導）。在臺灣境內，北地與南地不同角色的蚵農對於進口蚵的不同看法，也牽動了雲嘉南地區蚵農之間的利益分配，此種立場上不同甚至衝突，也進而造成了不同地區蚵農人際關係的微妙變化。
蚵在產業鏈每個環節中的持續移動，皆牽引著本島不同地區甚至是跨國盤商、蚵農的勞動實踐與政府機關的政策規定，進而共同構成一個脆弱而動態的多物種網絡。
而我們更想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蚵產業中不均勻分布的流動性中，乃蘊含著「等待」。流動並不總是處於動態之中，它同時存在等待；反之，等待也並非只是被動、靜態的事件。等待可能預示著下一次重新流動的開始，等待也可能只是時間尺度更寬廣的一種運動形式。
在雲林海線的漁村中，經常可以看見路邊佇立著一排排疊成方塊狀的蚵串。進入海洋流動的節律之前，這些被串好的蚵串必須經過一年甚至更久的等待才能下海。如曹阿嬤所說，老闆（養殖戶）都是有空或有需要才會去收這些蚵串，意味著在下水成為新一代蚵苗附著的基質前，這些蚵串必然會經一段停滯的時間，無論是在串蚵工的家戶中、路邊，或海邊的防風林裡（如三條崙一帶）。儘管這段停滯的時間對於產業鏈而言看似不具任何生產性，也不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無法運動、代謝、感應與繁衍，卻是蚵的生活史中最「為人所見」的時光，甚至成為建構某種漁村／海洋意象的關鍵物質。惟有在這個段時間中，人們不必透過水流或漁具等中介來觸碰、理解蚵的狀態，而能以最直接的方式來觸摸和觀看牠們。儘管，經歷此種等待並不總是意味著最終能成功進入新的生命循環之中，有時這些蚵串只是在等待中風化。然而風化也使蚵的後生命旅程暫時從與人的互動中解糾纏，而捲入與其他物種的糾纏關係之中。碎裂蚵殼逐漸被日光和海風碾成更細緻的碎末，和土壤混合，成為植物、昆蟲和其他土壤中的微生物得以吸取養分、寓居其中的場域。
就人類的視角看來，這些蚵串經過非人工的方式被碎解為不具經濟價值、無用的碎屑和粉末，脫離了人類養殖實作的循環，而似乎成為了某種廢物，進入永無止境的停滯狀態。然而就整個生態系的角度而言，蚵殼風化過後的碎屑並不是進入了靜態的停滯狀態，僅是以更長久的時間尺度和更微觀的空間尺度，在進行分解和混合的運動，而這樣的事件難以為人類的感覺器官所察覺，又無法對養殖活動產生直接的價值，從而被視為無用、荒廢的存在。
人類經常假設沒有人為介入的分解和代謝勞動不具生產性，因其產物對於人類而言沒有直接的價值，而這樣的思維乃是忽略了人作為棲居於多物種生態系中的一員之事實。茂昌大哥提到，過去的人們會將蚵殼絞碎後，混合稻殼與泥土等物質，形成建築房屋用的基質或黏著劑；而如今在防風林中風化的蚵殼遂形成土壤，使植物的根莖得以蔓生，並抓住了防風林中的種種「廢棄物」，滋養、聚合了不同形式的生命，對於廣泛的生態系而言，同樣具有某種生產性，同樣承擔了作為某種「黏著」的角色。
成功被放入水中的蚵串，也必須經歷一定的一段等待蚵苗附著的時間。新生的、浮游的蚵栽，順著潮流在海水中尋找著生的處所，流動與等待的故事因而在這一片片的殼貝上發生了交會，無生命的物質又重新被捲入有生命的世界中，並作為蚵仔肉身維繫生命、對抗水分及鹽度劇烈變化之逆境的重要庇護所。
蚵的生命節律和潮間帶一樣，流動並不是均勻、穩定地發生的。那些潮與潮的間隙看似乾燥、乏味、無所事事，卻並非毫無意義。這些等待與流動的時空，承載著人與人、人與非人、非人與非人間種種尚未完成、正在進行中的關係，這些關係打破了海與陸、生命與非生命、北與南、潮濕與乾燥之間的界線，使多物種的共生得以實現。
（四）物質與身體勞動如何作為跨物種知識間的生成場域
本研究另一個重要的觀察，是物質性與身體勞動在人－蚵知識關係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Yoshida（2024）指出，蚵殼上的痕跡、形狀差異與蚵肉的肥滿程度，承載了蚵與潮汐、海洋環境及人為技術持續協商的歷程，使蚵具有一種「物質的敘事創造力」。本研究的田野經驗，也呈現出類似的現象。同時，雲林沿海的地形與水文條件，會直接影響蚵的生長狀態，並成為勞動者判斷蚵況的重要依據。不同勞動位置的人，則會發展出不同形式的具身知識。
首先，蚵農與蚵的接觸最直接，也最全面。蚵農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同時注意蚵的生長狀態、水流與海況變化，以及各種養殖工具所帶來的感官訊息。丁大哥在移蚵與甩洗作業時所提到：「把每條蚵都拿起來，在水底下甩一甩、洗一洗……把蚵螺掉下來，牠才不會去吃蚵仔。」這個動作看似簡單，但蚵農需要透過手部施力、蚵串重量與水面的回饋，判斷蚵螺是否清除乾淨。在這個過程中，蚵串、水流與身體感知會一起作用，使蚵的健全狀態能夠被持續觀察與調整。
這種身體經驗，也體現在蚵農對養殖環境的判斷上。丁大哥提到，移蚵時需要同時考量水流速度、藻相與養分條件，再決定哪些蚵可以採收，哪些還需要繼續養。這些判斷依賴的是長期累積的經驗，例如觀察水色變化、感受流速與水溫，或透過蚵串重量判斷蚵體肥瘦。Despret（2013）提出的「具身溝通」，在此可以理解為一種透過身體勞動形成的感知能力。蚵農並非透過語言或數據來理解蚵的狀態，而是透過身體與海洋環境的直接互動，在反覆的勞動實作中逐漸習得對蚵與環境的感覺。
Yoshida（2024）在廣島蚵產業案例中所描述的「海底耕耘」作為一種「代償式的照護實踐」，在本研究的田野脈絡中也有其對應的展現。面對養殖空間縮減與藻相惡化，丁大哥選擇透過移蚵、疏養與甩洗等一連串身體勞動，試圖在有限的條件下為蚵創造更好的生長環境。這些勞動形式不僅改善了蚵的生長條件，也使蚵農在操作過程中持續感知、回應蚵的反饋，進而與蚵建立起一種動態且持續的互動關係。翻動底泥的設備也好，甩洗蚵串的雙手也好，在此都不再只是生產工具，而是成為將蚵的生長狀態與環境變化傳遞給養殖者的感知媒介。
蚵農的身體，也會受到潮汐與地形條件影響。丁大哥兒時與父親一同出海的記憶：「天還沒亮，就要看潮汐出海……常常工作做完，天也還是沒有亮，船也還沒浮因為海水還沒漲上來。」這段經驗反映出，勞動時間需要配合潮汐，而不是依照人的日常作息安排。潮間帶中的招潮蟹與小螃蟹，也成為童年勞動中的一部分，使海域不只是工作的地方，也與生活記憶連結在一起。六輕設立之後，沿海地景改變，對丁大哥而言，失去的不只是養殖空間，也包括原本熟悉的海域感知，以及那些與之共同生活的物種與記憶。
盤商C阿姨對三條崙倒棚養殖方式的描述，則呈現出地形與潮汐如何影響蚵的身體狀態。他提到，倒棚蚵在退潮時會曝曬、漲潮後又浸水，反覆脹縮後，蚵仔「像在運動一樣」，因此肉質較有彈性。他用「放山雞比一般雞肉好吃」來形容這種差異。這種口感上的不同，不只是抽象的品質概念，而是特定養殖方式、潮汐節律與地方環境共同作用後留下的結果。雲林沿海廣闊的沙岸與潮間帶條件，也成為這種養殖方式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
上述變化和剖蚵中的辨別力並無直接關係，在剖蚵過程中的勞動身體陳嬸（剖蚵工）談到如何分辨蚵仔大小時說「看就知道」，蔡姐則用蚵鋟仔（ô-chhim-á）指著蚵肉示意，說明「小蚵仔是肚子扁而瘦的，大蚵仔是肚子肥肥的」。這種難以語言化的辨別能力，正是透過長期工作累積出的手感與視覺經驗形成的。剖蚵工常說「剖蚵像開獎一樣」，因為只看外殼，很難知道蚵肉實際的狀況，必須打開後才知道肥不肥。這也表示，蚵始終存在某種無法完全被掌握的不確定性。
剖蚵技術的學習方式，也主要依靠身體模仿與經驗累積。阿姨們常說「做久就上手」，小孩則是在旁邊看、跟著做，再從錯誤中慢慢修正。知識的傳遞不完全依賴口語說明，而是透過示範、觀察與重複操作完成。
而串蚵工看似位於蚵產業較於邊陲地帶，不需要與蚵的新鮮度搶時間，也不會直接接觸到活生生的蚵仔，卻也同樣在其勞動實踐中積累了許多跨物種的具身知識。曹阿嬤說，冬天的蚵殼比較厚，夏天則較薄，卻並未向我們解釋箇中原因，顯示這些知識應為阿嬤在長年密集的勞動中觀察所得，因為殼的厚薄度會影響蚵殼打孔所需的力道，也是阿嬤在挑選蚵殼時關注的項目之一。而蚵殼上殘存的螺殼，對阿嬤來說也並非以像「螺作為蚵仔的害蟲」這樣的科學知識進入到阿嬤的生活中，而是具體有形體、有觸感的存在，會影響阿嬤決定是否要將這些帶有螺的蚵殼挑起，是透過勞動中與蚵殼接觸的視覺、觸覺經驗，建立起工作所需的知識。
而曹阿嬤對於自身勞作的成果將如何影響後續的養殖作業，也有著清楚的認知，因此而產生了對自身勞動價值的認同。如曹阿嬤對於產業上下游會強調要挑夠厚、夠大的蚵殼來串，才不會讓蚵農白作工；也十分注重綁蚵殼時要維持蚵殼間距一致，才不會造成蚵仔長得過於密集，導致單一蚵仔個體可以吸收到的營養減少，或讓剖蚵工的手腕承受過大的重量。對於蚵產業鏈中不同階段工作者的同理，讓曹阿嬤形塑了必須好好工作的「自律」，也因此種自律受到老闆的肯定，對自己的勞動成果感到自豪。正是在這樣對自身勞動的肯認中，曹阿嬤生出了一種不同於全然無拘無束、對於（有條件的）「自由」的理解。
這些在勞動中習得的具身知識，也使得某種關於「媠」的感受在工作中觸摸、觀看蚵殼的過程中湧現出來，將我們對於Despret（2013）所說之「部分親密性」（partial affinity）的認識，由人與其他生命物種間的跨物種連結，拓展到人或其他生命與非生命物質間的互動關係。此種親密的感受在個人長時間的勞動中生成——這些勞動過程調動了人的感知與身體節律——因而形成了一種非純粹理性的知識理解，亦非純粹感性上的美學感受。我們無意以過度浪漫化的方式抹去串蚵勞作中那些關於痠痛、粉末與塵土飛揚、令人難受的炎熱與Ammonia氣味的部分，而是想在此指出，串蚵工並不僅是機械式地勞動，物質也並非僅是被動地為人類所改變，而具有改變人類行動的部分能動性。在經年累月與這些物質互動的過程中，勞動者受到物質特性的影響，改變了視覺與觸覺關注的重點，形塑不同於過往（種田時）的身體技藝。這些因為勞動產生的身體變化，在曹阿嬤的口中，被濃縮為一種「媠」的美感，一再於串蚵的過程中被感知，被訴說。
綜上所述，在蚵農、剖蚵工、盤商與串蚵工這四個不同的勞動位置上，人與蚵之間形成了不同的知識與情感關係。蚵農透過海上勞動累積對環境與蚵況的感知；剖蚵工透過長期手感建立辨讀蚵體狀態的能力；盤商透過與蚵農往來、處理蚵仔商品的經驗，運用譬喻進而發展對蚵性格的理解；串蚵工則在串蚵的勞作過程中定位自身工作在蚵產業鏈中的位置，從而生長出對其勞動價值和對「自由」的認同。這些知識彼此不同，卻也相互依存，共同構成蚵產業運作的身體經驗。
（五）結語：當故事自發地著生
「這就袂壞啊！ 」
在逐漸與曹阿嬤熟悉彼此的過程中，我們的聊天話題也從關於串蚵殼和蚵仔相關的知識與經驗，轉向了更貼近私人生活的面向。我（予弦）於是和阿嬤分享自己是做考古的，並試著用臺語跟阿嬤簡單解釋考古學在幹嘛（阿嬤一開始還以為我們在盜墓）。
每每看著阿嬤家前堆滿的蚵殼堆，我（予弦）總是不自覺地聯想到史前貝塚，那正是過去的人類和雙殼綱生物有過親密接觸的證據。人們不僅食用貝類，也將貝殼製成飾品、貨幣或儀式物品，甚至將人類的遺骸埋葬於貝塚之中。有時我會想，也許幾千年前的人們就曾試著「養殖」過貝類，或至少試圖管理過這些生物。也許養殖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困難或偉大；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養殖的意義：那不過是人類與其他物種相遇的眾多方式之一罷了。我們憑什麼認為史前人類沒有從事養殖活動的能力呢？或許在兩、三千年前的臺灣，早已有人類社群和某些貝類生物建立起部分親密的關係；或許這些史前人類比我們更加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些貝類行動者的能動性——牠們能與人類協作，卻也能逃逸、背叛這個協作關係。
或許也有點像我們在訪談剖蚵陳嬸時，遇到的飼料場司機所說的那樣：「蚵仔不是放下去就會長了嗎？」不過，一旦人類決心插手介入蚵的生活史，事情便開始被攪成了一淌渾水。人類改變蚵苗浮游的路徑，改變蚵苗物著的基質，改變了蚵在其一生中得以跨足的區域——包括海洋與陸地，包括倒棚、立棚與浮棚等不同養殖形式——也改變了蚵仔的細胞套數和生殖實踐，甚至導致部分的品系必須依靠人類來繁衍下一代。在這部關於共生的歷史中，（對人類或蚵皆）有關於吞食與感染的可怖故事，有關於共存與滋養的溫馨故事，也有關於抵抗變遷與停滯的勵志故事。
這些都包含在雲林海線人與蚵共同生活的故事之中。
我（予弦）和阿嬤說幾千年前住在臺灣島上的人也會吃類似蚵仔的生物，還有留下很多貝殼被我們發現。阿嬤對此沒有感到半點訝異或懷疑，只是淡淡地說：「嘿啊，這就袂壞啊！」這句話精準道出了由碳酸鈣組成的蚵殼所具有的物理特性，這是阿嬤在長年的勞動和觀察中，所「做出來」的知識，更象徵著蚵殼在人與蚵糾纏關係中近似循環式的參與。然而阿嬤沒有看見的是，當蚵殼「壞去」會發生什麼事？蚵殼又是為何／如何壞去的？
其實，在追隨流動與停滯的蚵仔之前，我們本想以蚵殼為主角來寫這篇故事。如同曹阿嬤所點出的那樣，蚵殼「袂壞」的特性讓牠得以撐過歷時千年的遺址形成過程，最終以貝塚的形式被今日的我們給發掘。像蚵仔這類軟體動物具深時（deep time）特質的（參見Yoshida 2024）殼貝令我們著迷。我們想探問，人類的活動以怎樣的方式在這些蚵殼上留下痕跡？為何看似附有價值的蚵殼最終會變成人人喊打的廢棄物？
但是，一到達入田野地，我們很快便發現只探究蚵殼的故事是極其困難的。特別是在萡子寮這樣蚵業早已沒落的地方，僅有零星的家戶或個人在從事蚵相關的產業，甚至連社區營造時以蚵殼為媒材進行創作的藝術品皆已斑駁，若僅以蚵殼為故事主角，恐怕需要更長時間的田野。可以說，我們所面臨的此種認識論困境，正是地形、氣候、人口結構改變導致蚵產業沒落、轉移的具體展現，也反映著萡子寮及其周邊地區基礎資料的不足。
於是我們改為探問蚵與人之間如何糾纏、如何共生？因為我們意識到，要尋找與蚵殼相關的故事，便不可避免地會打聽到蚵串如何被放下海的故事、蚵串如何在海中等待蚵苗著生的故事、成蚵與蚵苗如何被人類移動的故事、蚵仔如何跨越生與死的界線的故事、人們如何理解蚵仔風味的故事以及蚵仔與蚵殼如何攪動人類社會的情感、經濟、政策與人際關係的故事。我們在前言中提及的那些有關蚵與人共同成為的問題油然而生：海邊的蚵架從何而來？由誰搭建？蚵仔又為何會「自願地」附著在這片人工礁石上度過餘生？
可以說，是蚵的生命史自發地將這些問題串聯在了一起，使我們帶著這些疑問去尋找那些值得被好好書寫的故事。是這些故事讓我們看見，養殖絕非一場人類對於非人物種和非生命物質單方面的碾壓和控制，其中有太多無法控制的意外，天災也好，人禍也好。是這些故事接二連三地「找上」了我們。
而田野的過程也是一樣的。我們像是蚵農，只能盡力將得以讓蚵苗附著的基質——蚵串準備好，並將其放置在擁有適當藻相和海相的海域中，等待蚵栽自發地附著上來。至於後續蚵仔會長多大，有多少苗會長在一起，除了透過疏苗的工作嘗試進行一些管理，大多數時候我們只能努力將問題意識串成的基岩給排列好，好讓茫茫大海中浮游著的楔子能自然而然地著生其上，而後逐漸發育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
寫作則更像是剖蚵和串蚵的過程。要將這些故事從基岩上剝下需得小心翼翼，因為當故事脫離脈絡，便不再有機地發育，而是逐漸走向死亡——被固定成一種敘事，接著經過揀選，再被我們重新串成這部有關著生、流動與等待的故事。
從做田野到整理資料，再到進入寫作階段，我們在蚵產業的不同位置（蚵農、剖蚵工、盤商與串蚵工）中位移，也持續用複數種相異的視角在觀看蚵這個物種，並與之形成了各種知識與情感關係。這些知識彼此不同，卻也相互依存，共同構成我們在本次田野中的感官和知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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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4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教授，以及蘇穎欣、盧佳秀兩位助教的悉心指導與帶領。誠摯感謝萡子寮居民曹阿嬤、剖蚵陳嬸、蔡姐、蔡茂昌大哥、蔡茂源先生、蔡文進先生（春天民宿）、盤商C阿姨、李龍飛先生（口湖鄉長）、丁建家大哥、林進郎大哥、臺西鄉暫置場丁管理員，以及所有在萡子寮對我們友善相待的居民朋友們，感謝你們的支持與分享，使本次田野得以順利進行。亦感謝郭天祐學長對本文所提供的寶貴建議與評論。最後，謝謝所有參與田野的同學，在過程中相互支持、完成這份報告。此外，本研究於外文參考文獻閱讀階段曾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協助文本翻譯，以利文獻理解；惟研究設計、田野資料蒐集與分析、論述建構及全文撰寫均由作者獨立完成。惟文責由二位作者自負。
- 不過，人類世的概念在人文社會科學界也受到不少批評，如Haraway（2016）指出人類世在本體論上仍是人類中心的且採取的是個體式的主體性，因而提倡持續進行的、共生成（becoming-with）的「克蘇魯世」（Chthulucene）；Thomas Nail（2021）則批判人類世隱含靜態、非歷史的地球觀，並提出以「動世」（Kinocene）來描述日益不穩定、快速流動的地球。
- 本文原使用「生活世界」一詞，旨在強調蚵農透過具身感知、勞動實作及人蚵互動所開展的日常經驗與意義世界，而非僅指涉地方生活。然而，由於本文未進一步採用現象學關於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的理論脈絡進行分析，為避免概念聯想與用語不一致所造成之閱讀困擾，修訂時已改以「地方生活」等表述取代。
- 本材料為2026/04/20「海洋與漁業人類學」校外走讀課程，邱永仁先生於蘆竹溝蚵學園區導覽中所述。
- 本材料為2026/04/20「海洋與漁業人類學」校外走讀課程，於臺子港邊採訪偶遇正在卸蚵籃的蚵農。
- 類馬爾太蟲（Marteilioides chungmuensis）是一種寄生於牡蠣生殖腺的原蟲病原，主要感染雌性牡蠣的卵母細胞。受感染牡蠣常出現生殖腺腫大、營養耗損及繁殖能力下降等現象，進而影響牡蠣的育成率與產量。近年來，該病原被認為是臺灣西部沿海牡蠣養殖減產的重要因素之一。
- 此為郭天祐學長於抽水站的報導人蔡福大哥所述（田野筆記，黃予弦，2026/01/12）。
- 同上引。
- 本材料為2026/04/19「海洋與漁業人類學」校外走讀課程，於福建熱炒店向蔡茂源大哥問得。
- 老人家們對丁健家大哥和盤商C阿姨口中以新技術所養殖的單體牡蠣、三倍體牡蠣應該所知不多，也不太會以科學的語彙來解釋影響蚵仔風味好壞的因素。儘管存在這種資訊落差，我們在此想強調的是，老人家們根據自身所接觸到的有限資訊，以及對於蚵仔養殖所耳聞或在挑選、購買蚵仔時累積的具身知識，對進口蚵和本地蚵仔品質所做出的評斷，或許體現出了老人家們如何感知國際貿易對臺灣蚵產業造成的威脅，以及對此種威脅感所做出的回應。不過我們也須承認的是，短期田野所能訪談對象有限，且對蚵仔風味的理解非全文的核心重點，在此僅能依據所接觸到的少數報導人對於進口蚵的風味所提出的雷同說法進行分析，或許未來有機會能針對相關主題再做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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