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宜庭（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徐世宣（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對1990至2000年代嫁入萡子寮的跨國婚姻移民而言，「受苦」是嫁來台後最深刻的感受與生命經歷。過去文獻多聚焦討論婚姻移民面對生活適應困難展現的能動性，然而，社會受苦在移民適應歷程中的意義以及移民突破受苦後的處境卻少有討論。本研究以雲林四湖鄉沿海聚落萡子寮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為對象，指出萡子寮地方經濟與人口結構以及當地的仲介婚姻市場如何引來婚姻移民，而這群。本文旨在從「受苦－突破受苦－突破受苦後的處境」三個階段，以過往跨國婚姻移民研究不曾鑽研的「島內移動」課題檢視萡子寮社會脈絡如何影響婚姻移民女性的受苦經歷，並且呈現跨國婚姻移民遷移來台的選擇背後之集體誤識，以及在誤識下藉由移動展現之適應與能動性。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不僅是在結構與能動的二元對立概念之間，遷移來台的脈絡也體現資本婚姻市場仰賴的社會關係與摩擦，在萡子寮之生活亦面臨巨大經濟壓力與缺乏情感依靠，導致「一人在家受苦」。從「移動」的面向，則可見不同婚姻移民女性如何藉由相異的移動能動性，突破一人在家受苦並尋求所需的各種支持。本文指出在母家與萡子寮兩個家庭都身處邊際角色未必全然是負面處境，受助者同時受苦且能動。婚姻移民靈活地運用在母國與萡子寮之間的「雙重邊際角色」，使其能在萡子寮地方社群與母國家庭都擁有安身之處。1
前言
爸爸媽媽以前很辛苦、沒錢，聽人家說嫁來台灣，看有沒有賺得到錢，可以幫忙家庭，所以讓我來結婚，看會不會好一點。現在越南很進步，嫁給越南老公的三個妹妹現在都是有錢人，有好的孩子、有好的老公，自己也賺錢。以前阿姨在越南那邊很辛苦，我不好命，想說嫁到台灣結果沒錢，萡子寮跟以前越南也差不多。（2024/4/5/越南阿嬌姨）
踏入田野地：雲林四湖鄉萡子寮的頭一天，地方發展人士向我們引介在131-2鄉道上經營小吃攤的跨國婚姻移民阿嬌姨。阿嬌姨穿著一身越南傳統服飾黛麗，蓬起的髮尾看起來特別打理過，因爲一群年輕學生來訪她興奮地瞪大眼珠，嘴角從頭到尾沒有降下來過。望著她光亮的眼眸，筆者陷入思考。筆者與阿嬌姨同樣經歷過從他地遷居到某地居住，分別是在台北與雲林的「異鄉人」，我們在遷移與在地移動中的掙扎存在哪些異同？
首先，筆者因就學而離開南部的家鄉暫時移居到台北，阿嬌姨則是因為婚姻而從越南跨境來台定居。婚姻移民與其他種類移民的差異，不僅在於來台後長期甚至是終生的定居在「異鄉」，也在於婚姻移民被婚約定著在一個移入地的當地家庭之中。嫁到萡子寮已二十餘年的越南阿嬌姨，談及嫁到台灣後的辛苦經歷總是嘆息。面對眼前萡子寮荒涼景象與對於台灣可以賺大錢的想像／現實落差，阿嬌姨一方面承擔語言不通、完全無人可談話的孤單困窘，另一方面擔負作為家中唯一經濟來源的巨大壓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不易生存的沿海鄉村找到身心安居之所。
越南阿嬌姨的經歷並非個案，其他同樣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嫁入萡子寮的跨國婚姻移民生命故事中，筆者發覺「受苦」是多數報導人描述在台經歷的共同關鍵詞。面對經濟或情感的需求，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清楚意識到當地難以提供足夠的協助，她們嫁到台灣的前期為了維持自己與家中生計，時刻都在工作賺錢，也需待在家中照顧家中年紀幼小的兒女，有如龔宜君（2019）形容的「一人在家受苦」處境。後來在家中變故後，移民女性原本有更多機會主動向萡子寮外移動，尋求其他協助，但她們都沒有做出這種選擇，依舊居住在萡子寮。
過去學界有關台灣跨國婚姻移民的研究，往往強調移民在適應台灣生活的能動性，而忽略剖析鑲嵌在社會脈絡中的受苦面向。本研究期望以「受苦－突破受苦－突破受苦後的處境」三個階段，從過往跨國婚姻移民研究不曾鑽研的「島內移動」課題檢視萡子寮社會脈絡如何影響婚姻移民女性的受苦經歷。在此研究視角下，諸多研究問題值得被延伸思考。以本研究之四位主要報導人婚姻移民：越南阿嬌姨、越南阿英姨、緬甸阿花姨、大陸阿蘭姐為例，她們開始暫離萡子寮而向外移動的時刻、動機、結果各有不同，這些多樣的移動軌跡中揭示移民女性的何種能動性？移民女性藉由移動是否成功突破一人在家受苦，她們在萡子寮中的角色是否因此產生變化？從跨國遷移來台到在台的日常移動，萡子寮的婚姻移民女性如何在區域脈絡下做出各種（不）移動的抉擇，經歷受苦與尋求突破的生命階段，為何她們仍留在萡子寮此一「受苦所在」？
本文與龔宜君（2019）討論越南婚姻移民受苦能動性時提出的「雙重缺場」分析概念作對話，並同樣藉由社會受苦與移民雙重性此二框架，思考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如何藉由萡子寮在地與母國的各種支持，以及移民本身的移動主體性，突破獨自一人在家受苦的處境，又會迎來何種新處境？以下正文將分為三大部分，一是探究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遷移來台後的受苦經驗，二是梳理四位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的日常移動，最後則是結合前兩部分，討論移民如何藉由主動選擇移動或不移動以調適受苦經驗。
文獻回顧
（一）當代移民與遷移研究視角
移民與遷移（Migrant）理論發展具有跨學科性質， 尤其1960年代前的人類學研究並不將「移民與遷移」視為主要研究課題，而是地理學與社會學者更早地正式發展遷移相關理論。地理學家E. G. Ravenstein在1981年提出的遷移法則（The Laws of Migration）之一，指出遷移以經濟因素為最重要，人們為了改善物質生活而遷移的情形佔最多數，開展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的概念。社會學家Everett S. Lee集大成，於1966年完成遷移理論，其中指出原住地與遷入地的推拉（正負）因素、中間障礙因素與個人因素，同時影響遷移決策（黃淑枝 2004：7-8）。然而，後世學者批判推拉理論過於強調移民遷移的成本效益考量，且無法解釋移民的過程與機制（王宏仁2001：122）。
1960年代後人類學拒絕將文化視為特定範圍內的同質概念，人類學界因而開始重視移民與移動的課題，了解人們如何、為何，以及往何處遷徙；1970年代後人類學移民研究則關注原籍地與遷移目的地之間的聯繫，包含社會與文化變遷、移民過程等，同時也研究移民生活經驗如何促成移民主體性與認同（Brettel 2023:194）。在移民研究範圍擴大與長久研究之下，人類學逐漸發展出五種分析方法：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世界系統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銜接理論（Articulation Theory），以及跨國主義理論（Transational theory）（Horevitz 2009:745）。首先出現在19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屬於微觀研究視角：關注移民個體的遷移動機，假設人的遷移會經過理性的選擇，強調移入地與移出地之間的土地、勞動力與資本差異所影響的遷移決定（Horevitz 2009, Brettel 2023,）。但現代化理論下的移民研究過度仰賴移民的理性選擇，忽視移民的心理動機如何影響移動實踐。
1970年代，回應現代化理論，拉丁美洲人類學家從宏觀視角採取依附理論，關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國際分工內部的不平衡，來解釋勞動力輸出國家與勞動力進口國家間的人口流動（Horevitz 2009:750）。然而，因爲依附理論難以用來研究人類學關心的地方層面：經濟、社會與政治，所以在1970年代末，學者從社區與社群（community）層面切入，發展出世界系統理論與銜接理論：前者從全球市場體系脈絡看待遷移選擇，比依附理論多加關注移出國的影響；後者的分析單位轉移到地方社區與家庭，拒絕單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概念。
Horevitz（2009）指出：銜接理論被認為與人類學研究更為相關，因為學者得以回到社區層面的實地考察，而批評者則發展出跨國理論，指出移民並非被動地被市場力量從社區中抽取出來。如Glick Schiller,Basch 與 Blanc-Szanton（1992）等人相信全球化使得邊界概念模糊，移民即使被納入移入國／社區，也和移出國／社區保持著牢固與持久的聯繫。
綜觀學史脈絡下發展的五種遷移與移民研究各有優缺點，在田野範圍與材料的侷限下，本研究將採用銜接理論、世界系統理論的視角：一方面從人類學傳統上關心的移入社區視角，考量婚姻移民之移動能動性，與習慣使用宏觀依附理論的社會學研究關懷有所區隔；另一方面則試圖從世界系統理論檢視跨國婚姻移民女性來台的母國經濟背景脈絡。因發現田野對象的婚姻移民人生重要節點是由移動所驅動或影響，而這樣的移動又是鑲嵌在她們所生活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本研究選擇「移動」作為研究主軸。因此最後釐清本研究將聚焦的移動與遷移課題定義。
在台灣移民與遷移研究較多的社會學領域中，廖正宏（1985）指出遷移（migration）、移動（movement）與流動（mobility）常被交互使用，前二者通常指人在地理位置的變換，流動則是專指生產要素的地理流動性（Geographical mobility）。本研究以上述遷移與移動概念為基礎，進一步區分「遷移」與「移動」。「遷移」指稱長距離位置變換或是居住地點有長期改變，指涉婚姻移民從移出國搬離，因婚姻關係而讓移民居住地點長久地轉換到移入國，也包含婚姻移民在台居地的搬遷；「移動」則是指婚姻移民短距離的位置變換，且永久性居住地點並不因此而改變，例如婚姻移民因職業帶來的移動、因交友而移動、購物移動等。此種區分有利於釐清兩種地理位置變換的脈絡，也可將遷移與移動相互比較，呈現跨國婚姻移民遷移來台的選擇背後對跨國婚姻的誤識，以及在誤識下透過移動展現其適應與能動性。
（二）台灣跨國婚姻移民研究
台灣學界過往採取的跨國婚姻移民與遷移研究視角，呼應第一小節所提的西方遷移理論脈絡，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對於跨國婚姻機制與婚姻移民來台生活兩種方向的研究，以下分別說明。
首先，關於跨國婚姻機制，從宏觀層面探討全球市場、國家與國際經濟政治政策，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如何影響移民的遷移，最具代表性的論著是夏曉鵑（2000）對商品化跨國婚姻的討論：將商品化跨國婚姻視為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副產品，因資本主義與國際分工導致邊陲國家的廉價勞動男性輸入核心與半邊陲國家，而邊陲國家的女性則因本地男性經濟能力弱，將婚姻對象轉往核心、半邊陲地區的男性。此種觀點的侷限在於過度強調國際政經結構而忽視移民的能動性。王宏仁與張書銘（2003）等人不贊成夏曉鵑之論點，前者認為到東南亞娶親的台灣男子也必須支付龐大的費用，所以應是台灣男性的需求帶動越南新娘的供給，產生層層利潤追求者，故婚姻商品化是由多位行動者所創建而非由資本主義結構決定。除了分析商品化跨國婚姻的性質，王宏仁與張書銘（2003）更以人際網絡分析商品化跨國婚姻中「仲介」的角色，進而了解社會關係商品化的本質，關注建構市場的資本（仲介費），也強調資本背後人與人的關係。
第二類研究主題為婚姻移民女性到台後的生活適應，如鄭雅雯（2000）與沈倖如（2003）的研究。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宏觀結構的討論往往忽視家庭內部關係對於婚姻關係中的權力作用，因此從新移民之本國籍丈夫學習越南語的意願分析婚姻營造狀況，或是新移民面對家庭權力不平等下發展的逃脫與抵抗的策略，衍伸出新移民在家庭權力中如何施展能動性。
回顧台灣跨國婚姻研究的特點，不僅多為社會學研究，往往缺乏人類學移民研究中，跨國主義理論著重移出國背景脈絡，強調全球化時代下，移民和移出國依然保持聯繫。龔宜君（2019）對於越南籍跨國婚姻移民受苦經驗的論著為為少數涉及此面向的研究，其文回顧1987-2005年南越的冷戰後經濟狀況，說明跨國婚姻為農村底層家庭女性生存的策略，而不只是探究婚姻移民在移入國的狀況。然而，龔宜君對於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仍缺乏研究對象移入台灣後的持續移動軌跡，而本研究期望能從人類學核心的區域研究方法補足台灣跨國婚姻移民研究缺失的一塊拼圖。
本研究從銜接理論與世界系統主義的視角，一方面關注婚姻移民女性之遷移實踐、與母國的聯繫，將移民女性的社會能動性納入討論，又能更實際地關注新自由主義社會對於遷移抉擇的影響；受田野範圍影響，本研究也多聚焦女性婚姻移民移入地：萡子寮社區的社會經濟脈絡，了解遷出國與遷入國之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女性移動之抉擇，分析婚姻移民的受苦經驗。
（三）性別與遷移研究：台灣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動與受苦
1970年代末具有性別意識的學者批判遷移理論忽視移民中的女性角色，如Pressar 等人強調關注女性對於經濟、政治與社會生活的貢獻，以及如何藉由遷移打破傳統性別對於女性的箝制，往往會將「能動性」納入討論（Horevitz 2009）。「能動性」：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在實作意識運作下朝可能方向行動，指出討論人類能動性應掌握行動者在時空情境下與社會結構、時機之間的關係（引用自龔宜君2009）。但納入女性角色的研究取向被評為只是「加進女人」來翻攪，而「限女性」（women only）的研究方式只將女性視為性別化主體，反而邊緣化女性遷移者的經驗，因此應當以性別作為全面的社會結構來分析（藍佩嘉 2012）。因此1980年代後期出現「性別與遷移」研究取向，尤其社會學將性別作為結構與關係進行分析，探討性別對遷移的作用、遷移發生後對性別關係與不平等造成的變化。從此角度思考，跨國婚姻過程中男性是否擁有更多主控權，為何多是女性因為婚姻而遷移而非男性？女人在其中展現什麼樣的能動性？都是本研究試圖回答的問題。
在過去的台灣跨國婚姻研究中，採取微觀視角之研究常會討論新移民來台生活適應的主題：從單純梳理新移民適應中的困難（顏錦珠 2002）到分析適應過程中的協助者（阮秋嫻 2020）或是兩者皆有研究（莊玉秀 2003）。多數研究結論落在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動性、移民女性如何在艱辛的適應經歷中尋找生存道路，或是藉由隱性與顯性的抵抗來反制結構與商品化跨國婚姻的剝削等。龔宜君（2019）總結研究者在說明移民作為能動性主體時，往往會包括幾種行動：積極的行動（如培力自己、外出工作）、弱者的日常抵抗、以及原生家庭的連帶／回匯等。
相對於正面積極的能動性主體討論，龔宜君（2019）指出「能動」應該被視為人們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在實作意識運作下朝可能的方向展開行動，因此不僅包含正面積極的面向；能動的內涵應該也要包含受苦經驗，因為受苦也是一種行動，尤其是婚姻移民以為家庭犧牲而選擇來台結婚時更是如此。在受苦經驗中，研究者更能看見受苦者背後的社會結構與生活處境，而不應僅僅指出受苦者的正面能動角色。龔宜君所討論的受苦經驗是指社會受苦，人們陷入一種折磨困惑的人類困境，而出現沮喪、焦慮、內疚、恥辱、怨恨等情感，這可能源自某些社會條件和過程。本研究報導人在受訪時往往不會說自己過的「多快活」，而是時常將「過得辛苦」以及日常的生活煩惱掛在嘴邊，筆者認為這些婚姻移民感受最深刻的受苦經驗應該值得被深入探討，若加上遷入區域與遷出國的社會經濟脈絡，便更能掌握移民們在「雙重邊際角色」的受苦為何。「雙重邊際角色」一詞為筆者將Sayad提出之「雙重缺場（double absence）」中的「雙重性」，與Park之「邊際人」概念相結合，指出遷移者同時混雜移出與移入認同，但又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方（unlocialized）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oiusness）下，並非在母國與萡子寮都「缺場」：在兩地都無法感受歸屬與認同，而是對兩地皆有「家」的認同，但在兩地社會皆屬邊緣、影響力低落之角色。
關於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社會受苦的特性，本研究試圖與龔宜君（2019）的研究相對話。
在龔宜君筆下的越南跨國婚姻移民女性，除了與一般移民有類似的適應問題與受苦經驗，與台灣夫家的日常生活互動中，與家人溝通困難展現出「在家流離失所」，越南母家認為女兒出嫁遠方而不認同女兒「在場」，同時要求女兒應回匯給母家；呈現出婚姻移民女性在台做家庭，同時為母國提供經濟協助的雙重缺場受苦經驗，導致婚姻移民在「在家流離失所」。其次所謂「受苦即是行動」的概念，則是指受苦內在於犧牲行動之中，能動不應只是積極行動與抵抗，也包含犧牲，因此受苦是行動的概念更與鑲嵌的能動性有關。她提出：受苦就是行動（suffering is an action）與鑲嵌的能動性（embedded agency）。
能動性作為相對於結構的概念，雖然展現人對一種肉眼難見力量的反思與對抗，但本文也意圖指出婚姻移民女性所面對的結構，不只是上述遷移研究範式中的世界體系與資本主義，也包含性別面向：台灣與母國文化對於婚姻中的女性想像與期待，不同文化影響下的想像與期待，形塑與影響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的受苦經驗。此外，筆者期望跳脫結構限制與能動的二元對立，藉由Anna Tsing（2004）的「摩擦」（Friction）概念說明：移民女性嫁到台灣的抉擇、遷移以及在台移動，背後存在著移民自身的憧憬、算計、衝動。萡子寮移民在母國與台灣的社會網絡是促成摩擦的關鍵，而這些「摩擦」使得資本主義式的跨國婚姻市場在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得以建立。在短期田野中，筆者發覺萡子寮婚姻移民的生活處境雖然展現移民的雙重性，但又與龔宜君所提出的「雙重缺場」與「在家流離失所」有明顯不同。因此本研究期望在Chivallon的「移民雙重性」概念的基礎上，指出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的雙重性與受苦經驗的交織有何特殊之處，移動主體性在其中如何展現。本文指出：萡子寮的經濟環境導致婚姻移民女性處於母國與社區中的「雙重邊際角色」，母家的情感支持與女性自身的移動主動性，提供她們突破「獨自一人在家受苦」的情景。
田野範圍界定與區域脈絡
（一）台灣跨國婚姻發展進程
本文研究對象為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在中華民國勞動法令中被稱為「新住民」，其定義為：「與設有中華民國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在台灣地區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這些居民與其配偶離婚或配偶死亡，而依法得在台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與其他因工作短暫在台的外籍移工有所區分。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統計顯示，截至2024年5月止外籍、大陸與港澳配偶人數為595158人，與台閩縣市原住民族人口數595387人相差不多。在外籍、大陸與港澳配偶人數中女性配偶佔絕大多數（89％）；在國籍上則以大陸地區為多（64%）、其次為越南（19%）、印尼（5%）、港澳（3%）。
在將視角聚焦在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個案故事之前，梳理台灣跨國婚姻發展進程有助於釐清婚姻移民「遷移至台」的背景脈絡。鍾重發（2004）統整夏曉鵑（2000）與蕭昭娟（2000） 之研究統整出台灣外籍配偶婚姻之發展歷程，並指出其進展與台灣之國際化經濟發展方向一致。從時間分段來看，1960至1970年代之萌芽期，台灣女性一方面前往歐美與日本，同時婚姻仲介將經濟與教育程度低於台灣的泰國及印尼女子引介到勞力密集的農漁村。1980年代，台灣經濟資金逐漸往東南亞擴展，台商與外派勞工便在東南亞與當地女性結婚，婚姻仲介市場更擴大。1990年代後，台灣政治經濟環境出現變化，政府推動南向政策：資金外移加上外籍移工引進，台灣本地勞工就業困難，加上女性受教育與工作能力提升，男性選偶範圍有限，台灣男性在仲介協助下前往海外尋找伴侶（夏曉鵑 2018）。
本文研究之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皆是在1990年代後嫁到台灣，萡子寮婚姻仲介說明之婚介市場變化大致與研究結論相似，但值得補充與了解的是婚姻移民女性母國與台灣之政治與經濟環境差異，下文將詳細解釋。
有關不同國籍婚姻移民在各時間階段的分佈，夏曉鵑（2018）進一步指出外籍的泰國、菲律賓新娘在1980年代初期出現台灣農村，1990年代印尼成為外配主要來源地，每年有超過2000名印尼女子遠嫁來台。駐印尼臺北經貿辦事處眼見印尼外配移入速度之快，減緩審核速度，台灣男子開始往香港、越南與柬埔寨等地尋求新娘。
東南亞新住民在21世紀初成為台灣官方與社會主要認定的「第五大族群」，除了與新住民人口數與台灣住民總人口數佔比逐漸提升有關，也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國家治理影響。夏曉鵑（2018）指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導致東南亞政治經濟混亂，在台灣內部形成外配降低台灣人口素質的說法，第五大族群的論述對國家而言的作用是作為一種社會問題，希望將其輔導矯正成優質人口。隨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與東協各國在世界體系位置上升，2016年民進黨政府宣佈「新南向政策」，協助新住民第一代考取證照與就業，培育第二代新住民成為南向種籽。原先被視為降低素質而阻礙台灣對抗中國的外籍新娘，反而轉變為「社會資產」（夏曉鵑 2018）。此外，全球競爭激烈下面對中國市場威脅，國家需要優質人口加強競爭力，成為一種「類公司」，以競爭而非縮短貧富差距為終極目標，執政者作為（國家）公司經理人，則要讓國家在全球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夏曉鵑 2018）。從本研究之報導人地方發展人士論述中，婚姻移民女性即被操作為一種國家乃至地方的有用「競爭商品」，期待這群新住民對於增加勞動力與提升地區競爭力有助益。
（二）1990至2000年代四湖鄉萡子寮（萡子村）人口與產業結構
萡子寮為雲林縣四湖鄉之傳統地域名稱，清代時屬於尖山堡萡子寮庄，日治時期曾改為萡子寮大字，國民政府來台後將萡子寮分為萡子村、萡東村與廣溝村，形成現今之行政區劃範圍。本研究之報導人多居住於其中之萡子村，但其日常生活移動範圍時常跨及萡東村、廣溝村，以及口湖鄉崙中村，且當地人多以「萡子寮」而非「萡子村」稱呼其居住與生活地點，因此本文之田野範圍可說包含萡子寮與口湖崙中村（傳統地域名稱為下崙）。
因報導人戶籍與住處多在萡子村，此處聚焦說明萡子村之人口統計數據。總體而言，萡子村自2000年代後人口老化與外流嚴重，根據四湖鄉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該村人口最高峰曾達到2075人，2003年來正逐年減少中，在2019年更跌至989人。在年齡分佈上，65歲以上佔總人口24.9％，屬於超高齡社會，而以40歲到64歲為主要人口。從地方發展人士蔡茂昌先生提供的資料顯示同樣的趨勢：萡子寮常住者約有660人，外流者約為1540人；人口分佈為40-65歲者佔30%、65歲以上者佔40%。《四湖鄉志》（2006）總結當地人口逐年遞減原因：因1990至2000年代仍在計畫開發工業區階段，現有機關、學校、農漁會與零星農工商業，所能容納的就業人口有限，加上1993年市地重劃時漁港淤積嚴重、漁獲量銳減，所以多數年輕人畢業後必須離開故鄉謀生。關於產業發展，萡子寮的都市計畫區劃設的工業區一直沒有開發，且萡子寮漁港的漁產加工區也胎死腹中。因為地層下陷導致1961年、1986年的堤岸增高、漁獲量又在六輕影響下減低，魚商場的關閉更導致港區沒落。當地因人為與自然環境變遷影響下，當地缺乏提供低階勞動工作機會的工業區，使得女性婚姻移民來到萡子寮後由於此地缺乏工作機會，生活適應更加困難。至於不同原籍婚姻移民之母國社會經濟脈絡，待下文個案分析時再行探討。
（三）1990至2000年代四湖鄉萡子寮跨國婚姻概況
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前執行長蔡茂昌先生曾在課堂上簡介萡子寮概況，談到2000年前大多是東南亞新住民嫁來台，之後是大陸籍新住民大量增加。關於婚姻機制，蔡茂昌先生提供的論述令人印象深刻：
在萡子寮的村落中，有很多像是印尼或是大陸籍的新住民，過去很多新住民婚姻幾乎是半買賣方式。先由仲介媒人去物色再交換照片及家庭背景資料，雙方如果ok、彩禮談好，仲介會約一個時間，男方去女方家提親及送彩禮，同時會住一個禮拜，然後把女方帶回台灣，大部分都是這個方式。（2023/12/4/蔡茂昌）
此種提供媒人紅包的「半買賣婚姻」婚姻機制，即是台灣社會學者夏曉鵑（2000）、王宏仁與張書銘（2003）等人所研究的「商品化跨國婚姻」；雖然自2008年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58條、第76條規定媒人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而萡子寮近十年已很少半買賣婚姻，究其原因卻大多與修法無關，並且不約而同地指出萡子寮跨國婚姻女性的兩點變化。首先，萡子寮婚姻仲介蔡先生與蔡茂昌先生等人都提到近幾年東南亞國家生活水準普遍提升，東南亞女性開始會「挑選」男性，或是不願意嫁到薪資水準與母國相差不多的台灣來。其次，有關為何萡子寮男性透過婚姻仲介媒合外籍女性的問題，蔡茂昌先生與其兄長蔡茂源先生都提到：這群萡子寮男性大多是家庭弱勢或有殘疾問題，他們在當地婚姻市場處於弱勢，但家裡或自己仍希望娶新娘回家，但也有些是在大陸工作的親友介紹或自行在網路上認識交往再結婚。
本文研究對象皆是在1990至2000年代嫁到萡子寮，當地男性之所以此時多跨國尋求女性伴侶，不僅受到當時萡子寮適婚年齡者男性多於女性的背景影響，也與當地產業結構轉變有關。
有關萡子寮的自然環境，當地人常用「風頭水尾」形容：
萡子寮就是風頭水尾（hong-thâu-tsuí-bué），風頭是説冬天很強的東北季風最先吹到這裡，像前幾天風很大、七級風，流鼻涕的時候還會發現有沙子。水尾是因為如果要灌溉，河水幾乎無法流到這邊。（2023/12/4/蔡茂昌）
四湖鄉自然環境風大且帶鹽分與砂，導致農作物時常遭受天災；至於漁業，萡子寮漁港在六輕興建後魚類減少，1961年時萡子寮沿海仍有沙灘，但因地層下陷而使沙灘消失，加上魚商場的關閉而導致漁業漸衰（四湖鄉公所 2006：180）。在缺乏多元產業發展與工作機會的背景下，使得1990年至2000年嫁入萡子寮的跨國婚姻女性移民面臨諸多生活困難。
同時，因缺乏工作機會使得人口持續外流，四湖鄉包含萡子寮出現對於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需求。《四湖鄉志》（2006）與戶政事務所之線上數據顯示，《四湖鄉志》中認為：當地男女人數懸殊，是大陸與外籍新娘在當地具有很大市場的原因。根據本研究報導人與地方人士口述，得知此地的婚姻移民多在2000年代嫁來台灣，再參考戶政事務所的四湖鄉2003年4月性別年齡人口的資料中，適婚年齡25-29歲者男多於女約250人、30-34歲者與35-39歲者男多於女接達約700人，如此懸殊之性別比不難想像此地男性對於向外尋求婚配機會的需求。
關於四湖鄉新住民人口數量，根據四湖鄉衛生所2004年底統計，外籍（非大陸籍）新娘有219人、大陸新娘有42人，以越南籍最多，印尼籍次之。回首今日，2000年代至今的四湖鄉女性新住民人口數量持續增加，根據麥寮戶政事務所112年10月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外籍配偶人數總計有842人，女性共有824人（佔97%），而大陸地區女性配偶有435人，外國女性配偶共有383人。由此可見，四湖鄉女性外籍配偶在20年內增加563人，佔當地人口總數從約1%提升到約3%。
研究方法與個案介紹
本研究材料源於筆者在2024年1月15日至2024年1月26日期間，於雲林四湖鄉萡子村、萡東村與崙中村進行的參與觀察與半結構性訪談，後來在2024年4月期間也有到萡子村進行補訪與線上訪談。在蔡茂昌先生、其兄長蔡茂源先生、萡東村村長蔡心娜引介下，認識本研究之四位關鍵報導人，她們是分別居住在四湖萡子村、萡東村與崙中村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2四位研究對象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時間區間內嫁到台灣，她們是台灣政府口中的「新住民第一代」，相比多數已離開萡子寮讀書就業的「新住民第二代」，本研究發現跨國婚姻移民有條件且有能力「暫離」萡子寮，她們卻仍然選擇長住在四湖萡子寮：比起附近鄉鎮經濟機會有限的村落；為何她們留下與得以留下成為本研究探問的問題。
抵達萡子寮的第一天，蔡茂昌先生帶領全班同學到萡子寮社區認識環境，在由蔡茂昌先生介紹而認識的阿嬌姨，原籍越南後江省鳳合縣，在好友與丈夫好友介紹下於1999年嫁到萡子村，而丈夫在九年前已過世，婆婆與公公也已不在世，女兒現今20餘歲並已獨自到嘉義生活、以美髮為業，只有放長假時會回家；因此越南阿嬌姨獨自一人住在夫家的紅磚瓦厝中。越南阿嬌姨兩年前在下崙崙中村開設越南小吃攤，現搬遷到雲林131-2鄉道上經營越南小吃攤，客人主要來自萡子寮，以及當時在下崙認識的越南移工女性與跨國婚姻移民女性。
在阿嬌姨推薦介紹下，原籍緬甸的阿花姨成為我們主要的報導人之一。緬甸阿花姨來自緬甸撣邦果敢地區的華僑家庭，後來因為戰爭全家搬到撣邦臘戍地區，後來在25歲時，於1998年嫁到萡子寮。約十年後，丈夫因病去世，現今育有兩個女兒與一個兒子，都已在外讀書與工作，放長假時小女兒與兒子較常回家。當小孩們還在讀國小時，緬甸阿花姨開始從事計程車工作，載萡子寮鄰里長輩到附近鄉鎮的大醫院就醫，或是載人到機場等等。同時緬甸阿花姨還有另一份工作：冷氣師傅助手，隨師傅到別人家中安裝冷氣。與其他婚姻移民女性不同，緬甸阿花姨的朋友圈之一來自雲林縣新住民姐妹協會，有時會跟著「姐妹們」出門遊玩與參加活動。
另位原籍越南的阿英姨則是透過萡東村蔡心娜村長引介而認識，阿英姨現在與台籍男友在下崙崙中村經營台式便當店，同時也隨男友一同在雲林各夜市賣碳烤。阿英姨原先嫁到雲林台西鄉，十三年前離婚後戶口與居住地搬到萡子村建陽國小附近，共育有四個小孩，三個較大的小孩都在學校附近自己居住，只有還在讀國小的小女兒同住。阿英姨主要的朋友圈為原先在台西認識的越南原籍婚姻移民女性。此外，阿英姨信佛且為法鼓山弟子，時常會到不同縣市的法鼓山共修服務。
居住在131-2鄉道上，且與萡東村村長、萡子寮地方發展人士關係緊密的阿蘭姐原籍中國大陸，透過婚姻仲介與丈夫相識，在2003年嫁到萡子寮。阿蘭姐丈夫為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總幹事黃正鎮，黃大哥家中世代以捕漁為業，而阿蘭姐的工作則是在市場與家門前的魚攤販賣黃大哥捕撈的漁獲。阿蘭姐與黃大哥即將搬遷到北港新家居住，但平時仍會從萡子寮出海捕魚與賣魚。阿蘭姐的時間常被理漁獲、賣魚所填滿，並沒有過多時間經營固定的朋友圈，家庭與工作在其日常生活中佔據重要部分。
移入台灣之際：集體誤識下的受苦經驗
越南那邊熱熱鬧鬧，鄉下也有很多人，結果來萡子寮冬天天氣很冷，晚上五點、六點路上就沒有人，都去睡覺了。那時候我很無聊哦……好想家哦，每天哭，每天每天，都會想該怎麼辦。（2024/4/2/越南阿嬌姨）
或許是住宿地點在雲林131-2鄉道上的緣故，筆者閒來無事便騎腳踏車或走路在這條大馬路上閒晃。往三條崙方向的鄉道四周野草漫漫，兩側稀疏的椰子樹絲毫擋不住陣陣巨風，向沒有盡頭的鄉道望去，十多根白色風電機縮得很小，在遠處偶爾旋轉。往下崙方向的鄉道上，則聚集較多民房，尤其是普天宮周遭時常聚集曬蝦乾或串蚵殼的大姐們，鄉道兩側都是低矮平房與傳統瓦厝，四層樓高的透天厝彷彿是萡子寮社區裡的摩天大樓，但與台北郊區比起來更無人煙。
越南阿嬌姨獨自經營的越南小吃攤就在131-2鄉道上靠三條崙那端，周圍幾百公尺內沒有住戶，小吃攤從早上8點營業到晚上4、5點，通常只有午餐時段會有零星客人上門。越南阿嬌姨會將音響與麥克風音量開到盡乎滿格，在店裡獨自一人歌唱越南抒情歌，時常唱起名為「傷離別」（越南文：Thương ly biệt）的歌曲，似乎在述說自己嫁到萡子寮後的心境：
用一輩子的煩惱換一輩子的痛苦
Dùng một đời vấn vương để đổi lại một đời đau thươn
道歉被隱藏太久了，無法說出口
Lời xin lỗi giấu bao lâu nói không thành câu
如果愛不深，就不要說謊，傷害對方
Yêu đương không đậm sâu đừng dối gian thêm đau lòng nhau
讓我自己擦乾眼淚吧
Nước mắt cứ để em tự lau.
面對最簡單也最困難的問題：「妳為什麼嫁到台灣、萡子寮？」，四位婚姻移民女性一開始都給出「不知道、當初沒有想太多」等等模糊的回覆。在難得統一的口徑下，筆者不禁追問：「妳知道一開始要嫁來萡子寮這個地方嗎？」報導人們彷彿被刺了一下，滔滔不絕地說起當初從母國嫁到台灣的過程：在她們與家人的眼裡台灣是塊好山好水的美麗寶島，嫁到萡子寮後才發現她們原先賺大錢、嫁富豪的夢想碎落一地，還未整理好想像落差帶來的失落感，一連串生活適應帶來的痛苦又突然降臨在她們身上。
（一）全球經濟結構與台灣婚姻市場
跨國婚姻移民為何選擇嫁娶到台灣？其中移民擔任被動或主動的角色？哪些因素影響婚姻移民的跨國遷移？過去學界關於跨國婚姻移民的遷移過程有種種面向的討論，若從本文所採用的遷移與移民研究取徑：世界系統理論與銜接理論來看，大致可分為兩項課題：一是從巨觀層面的全球市場體系脈絡檢視移民的遷移選擇，二是從銜接理論切入思考移入社區對於婚姻移民移動之影響。本節將先從第一個面向進行討論，第二個面向則留待第六、七節處理。
首先，跨國婚姻移民因嫁娶而「遷移」來台的動力受社會結構影響，特別是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鍾重發（2004）梳理台灣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脈絡時，指出1980年代全球化浪潮下，基於我國對於勞動力（建築工人、看護等）的需求，以及勞動市場提供相對較高的薪資誘因，跨國經濟局勢處於邊緣位置的東南亞地區出現大量人口向核心區移動的現象。推動萡子寮地方發展的蔡茂源先生分享當地跨國婚姻移民的來台背景時，提到台灣社會與移民母國的薪資水準差距，是許多移民願意來台結婚與工作的原因：
印尼和台灣薪水差了八倍，在台灣做一個月在印尼要做八個月，現在越南的平均一個月兩千塊台幣工資，印尼一定要來這裡、嫁到台灣。（2024/1/17/蔡茂源先生）
兩地薪資水準的落差，促使邊陲國家中家庭經濟條件低落的女性「主動」投入跨國婚配市場，期望在社會經濟條件較優的國家尋求配偶。然而，嫁到經濟狀況好的國家後並不總是能迎來正面的跨國處境：如跨國婚姻移民必須在移出國要求持續「回匯」與在移入國借／賺錢寄回家之間來回周旋，一方面受到母國家庭剝削，在移入國也無法融入在地社會（龔宜君2019：81）。萡子寮的情況即是如此，許多原生家庭更是將改善經濟狀況的重責賭在女兒身上，希望藉由商品化跨國婚姻所帶來的財產，或是日後穩定的回匯，改善家中經濟條件。
新住民、外籍新娘要透過仲介結婚，男生要給仲介一萬塊美金，就是台幣三十萬，包括給對方爸爸媽媽二十萬，現在價格不知道，剩下十萬塊可能是請客啊什麼的，但這些錢女孩子都沒有拿，女孩子唯一拿的是金，所以要娶那裡的媳婦，要送新娘金子。一種是家裡很窮，嫁過來就是希望每個月寄回去五千塊台幣。（2024/1/17/蔡茂源先生）
經濟弱勢的原鄉家庭會要求女兒嫁來台後仍要寄錢回家，由此可見經濟結構的差距是婚姻移民移動的一大背景因素。從蔡茂源先生的別段論述中，可推知2000年代以前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多是透過「商品化跨國婚姻」的機制嫁到萡子寮。在這樣的機制中，萡子寮男性要先準備一筆「結婚費」，仲介從其中抽成後再供予親家。這筆高達二三十萬的「報酬」對新娘們的家庭而言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對於提升家中經濟有一定幫助。
其次，在社會層面上，台灣本地的婚姻市場同樣是促成跨國婚姻移民「遷移」來台的重要因素。有關萡子寮跨國婚姻市場的「需求」，蔡茂昌先生、蔡茂源先生與萡子寮在地婚姻仲介都曾指出迎娶國外女性的萡子寮男性，大多因肢體或智能障礙而在當地婚姻市場缺乏競爭力，導致年紀已大卻仍娶不到老婆。仲介發現有此需求而開始媒合國外女性與萡子寮男性。此外，現在仍留在萡子寮當地的適婚女性已不多，出現萡子寮適婚年齡者男多女少的情形：至少在131-2鄉道上與周圍住戶中，鮮有30-40歲的台灣女性。重要報導人阿蘭姐也表示認同：「這裡好像很多女生年紀都比較大，不然就是嫁出去了。」（2024/1/20/阿蘭姐）。萡子寮婚姻仲介更詳細地向我們介紹他進行婚姻媒合的機制：
萡子寮這邊找不到老婆的我就幫他介紹過去，我再把女生帶過來到台灣。也不是説萡子寮的男生都想找外國的啦，就是我們這邊鄉下就業機會比較低，鄉下女孩子也很少，有些男生是殘障什麼的，在台灣就娶不到老婆，所以會過去看一下。他們有的年紀太大，想要趕快結婚，但是在萡子寮找不到適合的女生。我會當仲介，是因為我之前在大陸做生意然後也是娶大陸籍的太太，所以有認識大陸那邊的媒人，那邊的媒人會把漂亮的女生召集起來帶到飯店，讓台灣男生幾十個幾十個挑（2024/1/18/萡子寮婚姻仲介）
萡子寮婚姻仲介更以大陸配偶為例，道出二十年來萡子寮跨國婚姻市場的差異。尤其是大陸女性出嫁來台的意願與挑選條件的改變，其中隱含兩岸社會經濟的變化，以及女性意識與自主經濟能力的提升，因此萡子寮跨國婚姻女性較多是在1990至2000年代嫁來台。而隨著萡子寮人口結構變化，加上全球經濟市場變動下，萡子寮婚姻市場出現轉變：
現在外籍的女生眼光變高耶！我兒子一直沒有結婚，就比較害羞不會講話啊！我覺得我兒子娶外籍新娘也可以啦，希望兒子可以趕快娶個媳婦！（2024/1/17/早餐店阿姨）
二十年前大陸的女孩子很多喔！我大概一年過去大陸三十次！每次去泉州看都一百多個女生（笑）！最近從福州那邊的女生過來的比較多，但現在女孩子都會挑，一開始去大陸的時候女生都不會挑，原本是男孩子挑女孩子，現在反過來！會這樣是因為現在女孩子眼光高啦，覺得嫁來台灣沒有他們想像的好，一開始想嫁過來主要是因為經濟方面。現在大陸經濟崛起啊，賺的錢又多，外配怎麼會來這邊，現在會來的大部分都是有二婚的比較多。而且二十年前配對成功率很高啊，有十對只有一對會離婚，後來會離婚的更多！（2024/1/18/萡子寮婚姻仲介）
綜上所述，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遷移來台的因素受到母國與台灣經濟與社會結構影響。在經濟層面上，東南亞籍與大陸籍婚姻移民女性受到台灣優於母國的經濟環境吸引，加上仲介媒合的商品化跨國婚姻機制，母國家中亦可獲得不少金錢；在社會層面上則是萡子寮適婚年齡男女性人數差異導致地方婚姻市場失衡，使得當地男性向外尋求婚配對象。台灣經濟優勢加上萡子寮男性與他國女性同時尋求婚姻對象，促成1990至2000年代萡子寮跨國婚姻女性的出現。在此筆者欲指出：過去婚姻移民女性是「供給」、台灣男性是「需求」的論述，是台灣中心視角下過於片面的解讀。對於跨國婚姻移民女性而言，為了家中經濟或個人未來經濟需求而來到台灣，亦是對台灣男性有所「需求」的展現，也體現龔宜君（2019）所說的「受苦能動」：在脈絡中有意識地選擇犧牲，萡子寮男性對於移民女性而言也是婚姻對象的「供給」，應突破男性為主動需求而女性則為被動供給的偏見。
（二）遷移抉擇背後的集體誤識
在移出國與移入國環境影響下的遷移脈絡中，跨國婚姻移民如何受到何種契機抉擇？其中移民的能動性為何？Sayad曾以集體誤識（collective illusions）解釋移民持續出現的中介機制：「移出者會片面選擇他們帶回移出國的訊息，並且美化他在移入國的經驗，而潛在的移出者則將其願望投射於不切實際的天堂——移入國」（龔宜君 2019：85）。龔宜君（2019）觀察到1995至2005年間的南越農村的跨國婚姻風潮的能量來自集體誤識，是移出者向家鄉親友掩飾在台生活困難的結果。這與本文研究之四位跨國婚姻移民女性面臨的狀況非常相似，她們在選擇跨國遷移時，曾受到母國親友、台灣夫家與仲介所提供的資訊影響，然而這些資訊未必屬實，甚至充斥著經過美化的資訊或刻意矇騙，導致了她們錯誤判斷來台後的生活處境，承擔著與預期不相符的生活困難。在造成集體誤識主要的原因中，本節將藉由報導人的親身經歷討論母國親友的誤識、夫家的欺騙與仲介的隱瞞。
越南小吃攤阿嬌姨嫁來台的動力即是母國親友的誤識，當時因為原生家庭經濟條件不佳，父母看到嫁到台灣後變得非常有錢的女性，在越南買房買車，為了減低父母經濟負擔，阿嬌姨在父母的建議下決定嫁到台灣。
以前越南很少人嫁來台灣，可是我看到有一個女生，想說為什麼嫁來台灣，一年回越南就蓋超大房子、有很好汽車，因為老公是台灣人。我爸爸媽媽看到，就說：「妳看，嫁給台灣人有大房子、有車、有錢」，我也覺得嫁給越南老公，沒有錢可以給爸爸媽媽，我就說「好啊！那我要台灣老公！」（2024/4/5/越南阿嬌姨）
然而，阿嬌姨嫁到萡子寮後才發現父母誤會只要嫁給台灣老公就會跟著富有，跨國婚姻移民女性能否過上優渥的生活，還得看台灣丈夫的經濟能力。阿嬌姨甚至因為丈夫家境不佳，因此沒有條件回匯給母國，與當初的想像完全不同，反而必須賺錢養丈夫與夫家。另一位報導人阿蘭姐也指出丈夫的家庭與經濟條件差異，是決定婚姻移民女性們走向不同人生道路的重要因素：
我沒有寄錢給爸爸媽媽，以前有錢的台灣老公就會給老婆一點錢，後來很多嫁來台灣的越南女生都要錢，台灣老公就會小心一點、不給錢。我老公和越南很窮的我們一樣，這樣怎麼寄錢？他們家的房子跟對面那個房子（瓦厝）差不多啦！我發現跟別人講的不一樣，老公沒賺錢、沒上班，他娶我還是跟銀行借錢的，因為他沒有錢，法院還寄信說他都沒有還錢，土地要被收走。老公另個朋友很老很醜，老公問說為什麼他可以娶到漂亮越南老婆，他朋友說給一點錢，就可以娶。因為有一個介紹人是台灣男生，他和老公是好朋友，他有越南老婆所以常常回越南，就拍我的照片給老公看，老公四十五歲的時候才娶我，我那時候二十八歲。（2024/4/5/越南阿嬌姨）
看那些水林的新住民很常出去玩，感覺她們都很開心，打扮的漂漂亮亮，五十歲都看起來像三十歲，有沒有曬太陽有差，嫁的丈夫怎麼樣也有差，那些水林的人比較快活好命。（2024/1/20/阿蘭姐）
經營越南便當店的阿英姨則是在選擇遷移、移動時面臨夫家的欺騙。阿英姨在決定嫁來台灣前，前夫騙說他有經營豬肉攤、在賣豬肉，讓阿英姨與其家人以為他有經濟能力而可以託付終身。殊不知來到台灣後，阿英姨才發現丈夫不僅沒有工作、不願意找工作，還讓阿姨去工作賺錢養他。阿英姨並非個案，許多萡子寮婚姻移民都曾受到夫家與仲介的欺騙，如蔡茂源先生就曾跟我們講述過另一段事例：
這邊普遍早期會娶外配的是智商比較不好、家境不好、在台灣娶不到老婆的，乾脆花二十萬買一個來，像我們村莊裡面有一個高學歷讀醫科的外籍新娘，嫁給一個啪袋（笨笨的），她來的時候就很傷心，因為如果待在原鄉還可以當醫生，一開始並不知道先生是這樣的，我常常回來就看到她哭……（2024/1/17/蔡茂源先生）
因為在萡子寮當地找不到女性配偶的男性往往肢體或智能上有障礙，或是家中，甚至造成了他們在娶親時用欺騙的方式以求成婚順利；而除了夫家欺騙的行為，仲介在媒合的過程中也會隱瞞重要的資訊，像是越南阿嬌姨、越南阿英姨、緬甸阿花姨、大陸阿蘭姐全部都不知道要嫁到萡子寮，更不用說知不知道萡子寮的生活環境：
筆者：阿姨在越南的時候都不知道要嫁來萡子寮喔？
阿蘭姐也提到自己來台前對丈夫的經濟狀況不了解，丈夫在三十幾歲娶她時，身上什麼一分錢也沒有，亦沒有存摺。阿蘭姐在大陸時都不知道這些狀況，來台後有存錢還會拿錢給丈夫。
阿嬌：對啊！不知道啊！但是阿姨有一點後悔。（2024/4/2/田野筆記）
從阿嬌和阿蘭的例子，一方面可見移民女性母國原居社區發現其他跨國婚姻女性富饒物質生活，便決定遷移嫁到台灣，對於台灣男性的經濟狀況存在集體誤識；另一方面，仲介在喬定婚事的時候往往沒有清楚說明男方家庭所在的地區、經濟條件等資訊，從而確保女性願意成婚的機會。
除了上述原因，跨國婚姻移民女性也因為口耳相傳或其他資訊媒介，對台灣擁有非常美好的想像。如阿蘭提及許多大陸人說台灣是寶島，來台灣發展會很好，結果嫁來台才發現和想像差很多。緬甸阿花姨嫁來台前新聞、電視與網路不發達，因此是藉由《星星知我心》這部台灣連續劇其中繁華的場景認識台灣，她因此相信即將移居的地方也是如此，然而來到台灣後才發現萡子寮跟想像存在著落差（2024/4/16/緬甸阿花）。無論是夫家、仲介的刻意欺瞞，還是母國親友口耳相傳、資訊媒介不經意而形塑出的印象，都展現出影響婚姻移民移動選擇的集體誤識，此種誤識可能是刻意也可能無意，卻都導致她們需要承擔想像與現實的落差及其加重的受苦經驗。
（三）集體誤識與現實落差下的受苦經驗
集體誤識下的遷移抉擇，導致婚姻移民在生活各層面的適應上面臨諸多的困難。跨國婚姻移民女性道出的生命故事，都一致地指向剛嫁來台灣時，不易被當地社會與夫家接受為一員的位置，同時又得承受巨大的經濟與情緒壓力，因此本章針對移民女性生命中的受苦經驗進行討論。龔宜君（2019）指出社會受苦是指：人們陷入一種折磨困惑的人類困境，而出現沮喪、焦慮、內疚、恥辱、怨恨等情感，這可能源自某些社會條件和過程。本小節亦基於此概念，聚焦在兩種受苦來源：一是丈夫與夫家，二是經濟與工作壓力。
丈夫與夫家導致的受苦經驗往往是婚姻移民女性最難以言說的經歷，阿英姨是第一位主動與我們分享丈夫對其施暴的婚姻移民，其經歷也詮釋了「誤識」下的受苦：
……後來我嫁來台灣後他就沒有再工作，他給出的理由是我一開始在那邊擺攤後很賺錢，所以可以不用工作。我也希望他可以幫忙顧小孩，但是他沒有好好顧小孩，還會酗酒打人，所以我後來和他離婚。（2024/1/19/越南阿英姨）
跨國婚姻媒合機制使得婚姻移民女性不清楚丈夫工作與經濟狀況，即跨洋來台組成家庭，嚴重的誤識無疑將她們置於未知和危險的處境。也因此蔡茂源先生在和我們談到越南阿嬌姨的過去時，點出商品化跨國婚姻的殘忍：
……跨國婚姻就好像在買東西一樣，我覺得這真的很殘忍……如果因為語言不通，像是越南的阿嬌，就很可憐，她剛嫁到台灣她的老公就暴力、喝酒，她先生每天就打她。（2024/1/17/蔡茂源先生）
婆媳間的矛盾，則是另一個婚姻移民感到不適與痛苦的原因；緬甸阿花姨曾透露婆婆會對她在回匯母國與在台家務的選擇進行譴責，若不予理會則會招致責罵等情緒性的施壓：
婆婆沒有很希望我寄錢回去，以前我不知道，退回來的票被婆婆看到，她就罵我，還生氣的拿頭去撞牆，可是我只是因為妹妹結婚要寄錢，久久寄一次。婆婆不喜歡我煮緬甸那邊的食物，上次你們來我煮緬甸菜給你們吃齁，離開之後她又來罵我，婆婆也不喜歡很多人來家裡。（2024/4/16/緬甸阿花姨）
從不允許寄錢到限制緬甸阿花姨煮家鄉菜，不難看見矛盾體現在雙方對於媳婦角色與價值觀的觀點差異，當她提到婆婆又一次罵她時，語氣流露出一絲無奈。此種情緒壓力對婚姻移民施加的痛苦是長期而瑣碎的，也消磨著家庭內的和睦，惡化的婆媳關係為婚姻移民之生活適應帶來更大的壓力。
至於工作與家庭的受苦經驗則是相互糾纏，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往往需承擔家中的經濟重責。曾經在大陸和台灣都工作過的阿蘭，聊到大陸其他女性的工作情況時，無奈地表示自己嫁來台灣還不如大陸女性好命，且在台灣工作也比在大陸工作辛苦：
大陸那邊的女生嫁出去也沒有在打工，很多都是當老闆娘比較多。我家附近有很多工廠，沒有開工廠的話就開店面，或是房子租人家維持生活，很多女生都自己開店，男生也有自己的事業，女生嫁出去都不用自己做事，好像只有我嫁來這裡都要做工作。（2024/1/20/阿蘭姐）
跨國婚姻移民同時承擔來自家庭和工作的雙重壓力，由於夫家經濟狀況不佳，難以主動尋求符合個人興趣的職業，而需要配合丈夫投入工作以維持生計，這使得移民女性失去了追求自己夢想及自我實現的機會。阿蘭姐談到在大陸時的工作經歷：她從九歲就開始做鞋，夢想如果台灣有鞋廠就來這裡做，或是自己開店賣服裝，但來這裡要討海就沒有這種夢想，開店也要很多錢，也沒有經濟來源。
陪著丈夫苦扛經濟重擔、分身乏術於母職與生計，理想抱負無從施展，這些受苦經驗也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丈夫（夫家）的「誤識」，使得婚姻移民尚未調適落差帶來的失落感，就得面對因維持家計帶來的受苦。在本研究的報導人中，除了阿蘭姐外，越南阿嬌姨和緬甸阿花姨都是在丈夫因病痛而無法工作時，一面照料丈夫而又一肩扛起家計，展現萡子寮的跨國婚姻婚姻移民不單純只是作為嫁到當地的「妻子與媳婦」，更是被迫推動家中經濟齒輪運轉的「苦工人」。
（四）面對受苦經驗的策略
本節將探討當婚姻移民女性面對受苦經驗時，三種協助其安居的方式：一是在台官方提供的支持系統，二是移民透過主動在萡子寮與向外移動形成的交友圈，三是與母國親友的聯繫。雖然這些支持網絡沒有辦法抹滅受苦經歷，仍分別提供實質的物資援助以及感情寄託。
首先，地方行政單位對於「新住民」的協助對於婚姻移民來說尤其重要。萡子村村長處與地方宮廟都向村里的經濟弱勢者發放生活物資：油和米，居住在萡子村的越南阿嬌和緬甸阿花都曾領取過。萡子寮的婚姻移民也會跨出萡子寮尋找經濟援助，越南阿嬌即曾經前往虎尾的家扶中心領取日常物資，後來因為距離太遠而選擇換到北港的中心。除了實質的物資援助，地方發展人士提供有關工作機會的援助同樣不可或缺。當筆者提到蔡茂源先生時，越南阿嬌姨即興奮的說：「這個很好，人非常好！」。當時越南阿嬌姨在下崙的麵店房東不給續租，越南阿姨看到現在店面的房子沒有住人，問蔡大哥可不可以給她，蔡茂源先生隨即答應。蔡茂源先生的援助不只是提供工作地點，也包含向居民宣傳越南小吃攤以活絡生意：
當初我剛搬店到萡子寮時沒什麼人知道，蔡大哥就會和人家說這裡有一間麵店，有越南小吃。我原本不知道蔡大哥，是後來搬回來才知道，蔡茂源和蔡茂昌兄弟對待我很好，阿姨如果有需要幫忙、不會什麼都會問他們，讓我在這裡也不會怕被人家欺負。（2024/1/24/越南阿嬌姨）
地方人士支持與保護對於適應萡子寮生活環境的越南阿嬌而言彷彿是一顆定心丸，讓曾經孤立無援的她得到支持、分擔她一個人的無助。
在下崙沒有人可以幫忙阿姨，因為我不認人，開店就賣、村長也不認識，所以在下崙很孤單，在萡子寮感覺很安心，因為有蔡大哥他們在。
（2024/1/24/越南阿嬌姨）
婚姻移民也並非只是被動的接受官方協助（社區發展協會、村長、家扶中心等），她們更積極地藉由「不斷移動」，主動向外建立或拓展交友圈，在日常生活中構築強韌的支持網絡，透過家庭以外的親密關係調節受苦帶來的情緒並得到慰藉。
越南阿嬌姨由於經營小吃攤生意而累積不少熟客，阿姨時常與不同的台灣籍或越南籍朋友聊天，或是在店裡與幾位越南籍女性好友圍桌打四色牌的景象。緬甸阿花姨曾說道越南阿嬌姨待人熱情、朋友很多，然而越南阿嬌姨認為會來萡子寮找她的多是「好客人」，不是「好朋友」，而真正可以聊心事的是在下崙的朋友，雖然現在不會主動去找他們，但都仍透過臉書保持連繫，偶爾吃飯。相較越南阿嬌姨以小吃店為交友中心，越南阿英姨則更為活躍的移動、向外擴展社交圈。台西某間美甲店為阿英的核心交友圈，因為常去做美甲而與老闆、熟客十分熟絡，阿姨又在指甲店朋友介紹下參與法鼓山共修和慈濟志工，在兩處拓展新的交友圈。看著阿姨熱絡地打開抖音分享和朋友去過的地方，彷彿能感覺阿姨在這些來台後所建立的新關係中，找到在前段婚姻所未曾給予的歸屬感。
除了婚姻移民女性的交友圈，其與母國家庭、在台兒女的連繫也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前往緬甸阿花姨家中作客時，筆者發現她很常利用空檔和遠在緬甸的家人發語音訊息：阿姨在和她的弟弟分享阿姨當天煮了豌豆粉粑粑絲、酸木瓜雞，她弟弟也用視訊分享他們的餐桌。緬甸阿花姨表示因為她不太會打字，所以與朋友都發語音訊息居多。可見緬甸阿花姨透過網路媒介與母家親人以遠端的方式重聚。儘管分隔兩地，但是透過這樣頻繁而日常的通訊、交換近況，跨國婚姻移民與母家的感情得以維繫。
居於外地的子女更是第一代婚姻移民們共同的牽掛。越南阿嬌姨的丈夫過世後，女兒成了她僅有的依靠。阿花姨與女兒關係親密，阿姨回越南老家時都會帶上她，而女兒雖然曾在嘉義讀大學，但有時回萡子寮也會騎車帶阿姨去嘉義玩，彼此在有空時都是對方重要的陪伴。而今雖然女兒忙於工作較少回家，也會在不忙碌時與阿姨通話聯絡。緬甸阿花姨與其正在讀大學的三女兒也非常要好，從日常互動中可以觀察到三女兒和阿姨有許多親暱地肢體接觸，像是女兒會在阿花姨耳邊輕聲說話，而女兒會摸摸阿姨拉傷的肩膀表達關心，在做飯的時候也積極在廚房幫忙，連緬甸阿花姨協助師傅裝修冷氣時也陪同前往。緬甸阿花姨提到她很珍惜小孩陪伴她的時光，平常省著花錢很少去買菜，但是小孩回來的時候總會多買一些，煮小孩喜歡的料理。
對於越南阿英姨而言，家庭中重要的支柱是如今與她同居的男友。阿英姨曾經有過一段不甚美滿的婚姻，而這段親密關係帶給她的傷害和對婚姻的不信任讓她不敢再踏入婚姻，而是選擇和現在男友同居過著踏實的日子。結識男友後，阿英姨跟著他做起了炭烤的生意，除了在經濟上開源外，在男友的協助下經營便當店的工作量也得以減輕。
因應萡子寮缺乏工作機會，加上夫家經濟能力不足，婚姻移民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在這個賺錢不易的地方「創業」以維持生計。越南阿嬌姨利用在母國所學之技藝，開店賣小吃，透過向外移動到下崙、北港等地購買更便宜、多樣的食材，來減低營運成本及增加客戶選擇；而緬甸阿花姨則是抓住了對外連絡不便，出遠門看醫生需要計程車司機的商機，以及不定期和跟冷氣師傅做工的零工經濟，需求在哪裡就移動到哪裡，而有車的緬甸阿花姨也可以更快更即時快速的跟著需求移動並回應這些需求以賺取金錢；固定於中午時段經營便當店的阿英姨，一週有四天需要移動到人流較集中的廟口或夜市擺攤賣燒烤，藉著從商品圈較小的地方移動到商品圈較大、客源較多的地方，增加自己賺錢的機會。
上述阿姨們的例子說明萡子寮經濟產業工作機會有限，使婚姻移民需要移動來創造機會，而阿姨們頻繁向外移動的日常，也顯示出了她們在經濟困局下的韌性。在上述面對受苦的不同適應策略中，可見「日常移動」在其中的重要性，每種策略都仰賴婚姻移民積極的移動或者不移動，尋求經濟與情感支持。因此，下一節將聚焦於婚姻移民的日常移動軌跡，檢視其如何適應萡子寮帶給她們的困阻與不便。
婚姻移民的移動：個人生命脈絡的移動抉擇
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日常移動」難以從生活適應研究中被提取為單一課題，不僅是因為個人的移動時時刻刻在進行，應將研究視角侷限在何種維度是問題之一；其次，不同個人的移動之間的差異性可能極大，即使是相同的移動地點，背後或許隱藏相差甚遠的動機，而移動動機又受到個人特質、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等不同因素影響。之所以本節梳理四位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日常移動軌跡或日常移動史，是希望回到人類學研究的核心之一：探究異地人群的日常生活，並從中看出何種類型的移動與延伸的生活面向，對特定的移民特別重要，甚至構成其日常生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同時日常移動又與移民「如何為萡子寮人」的課題有關；後者關於移動與作為萡子寮人的問題將在下一節從「受苦」的面向談討。
（一）個案－婚姻移民的日常移動軌跡
越南阿嬌姨有天突然舉著手機在「越南小吃」攤販招牌前徘徊，一副苦惱的樣子，向她詢問後才知道因為阿嬌姨的朋友想來買河粉，但阿姨不知道該如何與對方說明小吃攤的地址，仔細看小吃攤的店面與阿嬌姨的名片，的確都沒有地址。筆者從Google Map找到小吃攤地址並協助傳給阿嬌姨的朋友，一邊感到疑惑：為何阿姨的小吃攤已在萡子村開設兩年多，而且阿姨也有使用Google Map的習慣，卻不清楚此處地址？此疑惑使筆者發想幾個真正想探問的問題：越南阿嬌姨如何前往不在雲林131-2鄉道上、不在萡子村範圍內的地點？越南阿嬌姨為何只在家、下崙早市與小吃攤之間移動，甚至田野12天包含週末、早上到下午都待在小吃攤？又，不同婚姻移民女性的日常移動路徑為何？本節試圖描繪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移動路徑，及其如何嵌入萡子寮的產業結構脈絡、萡子寮與周邊社區的地理關係，從個人脈絡下的移動抉擇，思考（不）移動對於婚姻移民而言的意義為何。
如同在上文所述，本節討論的「移動」是指婚姻移民短距離的位置變換，且永久性居住地點並不受此而改變，包含婚姻移民因職業帶來的移動、因交友而移動、購物移動等。以下將分別以四位報導人的日常移動軌跡指出各自的移動特點，為下一節的討論分析做鋪陳。
1. 生計與休閒夾雜的有限空間移動：越南阿嬌
越南阿嬌姨的小吃攤，因為座落在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提供的「旅人驛站」討論空間附近，也同住宿地點位於雲林131-2鄉道上，筆者在田野前幾天便發現阿嬌姨「不愛移動」與移動軌跡日日重合的特點。有次途經越南小吃攤，發現店裡出現一位生面孔，一問才知是阿嬌姨的台灣朋友，而這也是在田野期間筆者遇見唯一一位阿嬌姨的台灣籍友人。這位友人住在萡子寮北邊的林厝，因為喜歡騎機車四處晃，吃了幾次越南小吃就與阿嬌姨成為好友。
她一個人在這裡很無聊，她沒有先生，沒事都只會待在店裡！你們有空就要多來陪她聊天！（2024/1/16/林厝阿姨）
林厝阿姨邊抽著煙重複說了幾次，阿嬌姨坐在一旁只有微笑、雙眼望著遠方。平時的越南阿嬌姨總是熱情招呼所有人，邊笑邊洪亮地説帶有越南口音的普通話，非常親切地把手搭在對方的肩上；唯有談到早期嫁到萡子寮的辛苦生活或是丈夫的事情時，阿嬌姨的笑容才會收起，難以看出其心緒。
阿嬌姨的每日移動時間與軌跡十分規律，早上七點阿嬌姨會先騎機車到兩公里外的下崙市場買越南小吃的食材、菜、肉，大概兩三天會去採買一次，接著八點前回到小吃店前洗菜洗碗盤，便可以開始迎接客人。
店裡大約有四五張鐵桌，各有三四張椅子，牆面上的菜單包含豬肉河粉、海鮮河粉、紅燒牛肉麵、海鮮卷等料理的照片與標價，店裡最後方有一櫃全印上越南文的雜貨，看起來有洗衣精、醬油、咖啡粉。牆上還有一張泛黃、寫著越南文與中文的萬安演習通知單。阿嬌姨在店裡的活動範圍就是門外的瓦斯爐與切菜區，以及門內一小塊放置各種麵條與餐具還有洗手槽，若沒事時就會雙腳盤坐在鐵椅上，看手機上的短影片。
小吃攤開始營業後，阿姨便開始忙著煮高湯、為海鮮卷備料，直到桌上擺好五卷海鮮卷後才會休息。越南小吃店一天的顧客數量大約十位左右，雖然鄉道上的小吃店屈指可數，但大多集中在人群聚集的普天宮附近，越南小吃店的固定客群大多是越南阿嬌姨的越南籍移工或婚姻移民女性友人。當沒有客人時阿嬌姨只會待在店裡，即便是田野期間寒流來時阿姨也會開門迎接個位數的顧客，沒顧客時阿姨會唱卡拉OK、打視訊電話和越南家人聊天，或是玩玩阿姨養的小黃狗Lulu，總之白天到傍晚都待在店裡。筆者起初好奇阿姨嫁來後，是否根本沒有離開過萡子寮，但或許是因為一大群年輕學生來訪，阿姨才一直待在小吃攤等著大家上前攀談與購買食物，藉由訪談的方式反而更讓我們了解阿姨平時的移動路徑。
首先是在工作：「經營小吃攤」影響下的移動，除了下崙菜市場，阿嬌姨也會去北港牛墟採買。北港牛墟是歷史悠久、位於北港大橋旁的大型市集，販賣的東西包羅萬象：生活雜貨、肉食菜品、農用器具等等，每逢國曆的3、6、9日便會開市，阿嬌姨大概一個月會去兩三次。阿嬌姨提到因為自己是做生意，牛墟賣的東西比下崙多樣且便宜所以會去那裡逛，是自己慢慢找、慢慢看才知道有牛墟。北港距離萡子寮約三十分鐘的車程，也是阿嬌姨自己騎機車移動最遠的範圍。在交通工具的選擇上，阿嬌姨有時會到幾公尺外的普天宮公車站牌等車，因為看得懂寫著「終點站北港」的英文，所以偶爾會坐公車去逛北港牛墟。阿嬌姨去採買時，大多時候形單影隻，若問她會不會與朋友一起去買菜，或是拜託朋友載她到比北港更遠的地方，她總是說：
不用去哪裡啦！我喜歡自己去，不想讓朋友載，在下崙的朋友有人說要載我去買菜，但我不想麻煩別人，簡單出去買就好，反正出門就把鐵門拉下來就好啦！（2024/1/24/越南阿嬌姨）
越南小吃攤的工作性質擴展越南阿嬌姨的移動範圍：因為可以更低價採買食材而前往牛墟，阿姨有時也會在牛墟買衣服，就像逛街一般，比起到工廠上班看似有更多彈性時間可以運用，但阿姨以出遊為目的的移動實在少之又少。
從不同人生階段來看，阿嬌姨剛嫁到台灣時日常移動受到路不熟與語言溝通問題的侷限，嫁到台灣多年後卻因生計問題與情感支持而少有出遊機會。
因為我無聊，老公會帶我去找他的親戚，我就說「怎麼辦！很遠！」後來發現都很近，因為我都不認識路（大笑）！嫁來十年之後我才認識越南朋友喔！一開始都不敢去哪裡啦……是如果老公知道有其他越南的嫁來台灣，看我無聊就載我去找他們，但也很少人，老公就會跑去其他地方泡茶、喝酒，喝醉就自己跑回家忘記自己老婆在哪裏，我不記得家裡電話號碼，也不知道怎麼回家，就住在越南朋友家過夜等早上老公來找。（2024/4/15/越南阿嬌姨）
阿嬌姨常常提到她剛嫁到台灣時人生地不熟，都不敢到處亂跑，尤其萡子寮人較常講台語，她也聽不懂，所以一開始的朋友圈是在丈夫介紹下建立起來的。阿嬌姨提到因為剛嫁過來時這邊沒有什麼工作機會，丈夫一直找不到工作，阿姨就在家門前賣越南小吃賺錢養家，家裡的經濟條件很辛苦，她也沒有機會到遠一點的地方遊玩。
丈夫過世後阿嬌姨也在萡子寮生活數十年，雖然說話時有明顯的越南口音，但普通話、台語都能聽懂也會說，卻還是不會四處騎車亂晃。阿嬌姨常會說「我很忙，要賺錢！」來回應為何她不想出去遊玩。阿嬌姨有一群在口湖鄉台灣鯛生態創意園區工作的越南女性朋友，她們有時會到店裡吃麵；阿嬌姨表示因為她必須顧店，所以只能等朋友下班後才能來和她聊天。當筆者提到阿嬌姨的女兒時，阿姨才提及女兒會騎機車載阿姨去嘉義，因為女兒畢業後就到嘉義生活與工作，但阿嬌姨自己不會去嘉義找女兒。由於現在手機通訊軟體十分方便，若有事要聯絡女兒或嫁到台灣的大姐，阿嬌姨認為直接打視訊電話就好比較省時間。阿嬌姨只提起過女兒帶她去小琉球玩的經歷，但她表示比較喜歡當日來回的行程，因為還要回來顧店。由此可見，除了工作性質所需的移動，情感支持網絡擴展阿姨的休閒移動範圍：丈夫協助阿嬌姨建立交友圈、女兒帶阿姨暫離萡子寮到外地遊玩，但阿姨的生計問題以及情感網絡同時也限制其移動範圍，需要時時顧店。阿嬌姨給人一種她傾向在固著地點「等待」的狀態，等待朋友來臨、等待顧客光臨、等待平靜的萡子寮街道上能多幾群人煙，等待有天日子能過得熱熱鬧鬧。
相較日常生活中較少出門遊玩，阿嬌姨為了尋求經濟支持而主動、積極移動，彷彿語言與路不熟都不是問題。阿嬌姨曾有離開萡子寮而到下崙開越南小吃店的經歷，因為原先開在家門前的小吃攤一直沒有多少顧客，阿姨認為萡子寮都沒有什麼人，下崙不僅住戶客人比較多，還有市場賣菜賣豬肉比較方便。從小吃攤到下崙只需騎車三分鐘，阿嬌姨發現下崙市場旁有一間房子剛好出租，就租下店面開起越南小吃店，也是因為在下崙開店，才認識更多越南籍好友，在經濟支持與情感支持都得到幫助。然而，兩年前因為房東漲租金，阿姨才從下崙搬回到萡子寮。因為當時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在萡子村與萡東村舉辦活動，前執行長蔡茂昌先生與其兄長蔡茂源先生關心周遭新住民與舊住戶民生活，蔡茂源先生才與阿嬌姨認識，並提供現在的小吃店鐵皮屋給阿姨開店。除此之外，在丈夫過世後因為是單親家庭又有低收入戶資格，所以阿姨都會騎車到較遠的、位在虎尾的雲林家扶中心領取物資，但後來因為太遠且發現北港也可以領，在去往虎尾的路上，阿姨就會使用越文版Google Map找路。貧困的經濟條件使阿姨嘗試跨出缺乏工作機會與人流的萡子寮，但隨著年紀越大與外在環境改變，阿嬌姨常說她不想再去哪裡，就在這裡賺一點點錢，領低收入戶的補助就好。
2. 信仰與休閒交疊的大空間範圍移動：越南阿英
在下崙崙中村與男友開台式便當店的越南阿英姨，因為田野時間有限且較晚認識，因此沒有機會跟隨她四處移動，親身體驗其移動軌跡。越南阿英姨向我們說話時總是靦腆地笑，說話也十分小聲，總是將雙臂交叉放在桌上，談到小孩成績優異且十分孝順時才挺起身大聲談話。越南阿英姨原先嫁到雲林台西鄉，但家庭生活一直不順遂，也影響阿姨的工作與移動抉擇，後來在2011年與丈夫離異。
我剛嫁來的時候，就在台西家門前開檳榔攤，老公讓我一邊顧小孩一邊賣檳榔，但他自己看到檳榔攤生意不錯就換自己不工作。後來檳榔攤生意變不好，我離開家裡去麥寮六輕工廠工作，工廠機器很吵。後來鄰居告訴我老公在家不顧小孩，又一直喝酒，就都不顧小孩，所以我就不想去工廠工作，改去幫人洗菜、切雞肉、切小菜。那時候我早上會先送較年長的小孩去上學，七點半去小吃店打工，下午三四點載小孩回家之後，就在台西租的店面開始賣滷味，一直賣到半夜十二點。（2024/1/19/越南阿英姨）
離婚後，阿英姨將戶口與居住地搬到萡子村建陽國小附近，因為孩子喜歡讀建陽國小與飛沙國中，因此沒有將戶籍與居住地搬到這裡。工作地點則是在台籍男友建議下，轉變為在下崙崙中村的黃昏市場附近與男友一起經營便當店。除了平時會從萡子村騎車到下崙開便當店，阿姨的工作移動範圍更廣：在週二、四、週末下午與男友到嘉義、雲林各個夜市賣碳烤。離開下崙與萡子寮到別的縣市工作，阿英姨並不覺得遠或麻煩，且因為要載碳烤的貨所以會開休旅車前往，其有關工作的移動範圍主要都是隨男友一起行動。
以前嘉義有時候有廟會、虎尾夜市都有去過那裡賣碳烤，過年後就有很多廟會，是叔叔（男友）知道，會記時間、哪裡有哪個廟會要去哪裡。我是在認識叔叔之後才開始做炭烤，知道可以去廟會也是叔叔帶的。叔叔以前在六輕，但六日有賣碳烤、香腸。現在擺碳烤的攤位一周有四天，一天台西夜市，一天口湖椬梧夜市，兩天四湖參天宮廟口。（2024/1/19/越南阿英姨）
從嫁到台西開始，越南阿英姨就非常積極地四處尋找工作，甚至兼兩份職同時又須顧家顧小孩。雖獨自承擔家中經濟，但不斷藉由主動擴展工作的移動範圍以提升經濟能力。種種辛苦的背後不只有男友的情感與經濟支持，也有阿英姨的休閒與信仰移動下的調適支持。問及阿英姨對於賺錢的看法，即可見其虔誠的佛教信仰。
你問我生活滿不滿意，我沒有要求那麼多啦！我滿意現在這樣，做人也不要要求那麼多。以前還沒學佛就會很急，因為嫁過來的時候前老公有房子，後來離婚我財產都不要，想要小孩。叔叔（男友）沒有房子，出來是用租的，那時候心裡就會一直有想買房子的念頭，一直拼命賺錢。後來學佛法就覺得要放鬆，有緣就會買到房子，沒有就隨緣，不要在心裡不快樂、有執念，要想開一點。（2024/1/19/越南阿英姨）
越南阿英姨與其他三位報導人不同之處之一也在於她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她已成為台北法鼓山弟子四五年，每年至少會前往台北的法鼓山一次參加共修活動，過年後有時候會去四五天，每次輪流做不同工作：誦經、志工打掃或服務。因為在美甲店認識一位來自斗六的台灣朋友，對方知道阿英姨一直都有信佛，就推薦她去法鼓山看看。共修地點不只在台北，在彰化、虎尾、斗六都有，阿英姨有時會自己前往參加不同的活動，比如有師父要來講經就會去幫忙煮飯，有時會坐遊覽車或是讓朋友載。除此之外，兩年前阿英姨也透過指甲店朋友介紹接觸慈濟，但因為阿姨已是法鼓山信徒，所以只參加斗六慈濟做回收的志工，只是想去做好事。慈濟回收時間固定在半個月的某個週日早上開始，其他時間是週二和週四各有一次，早上四點多就會去幫忙拆東西和分類。阿英姨因佛教信仰而發生的積極移動，不僅有助於調解家中經濟狀況不佳的擔憂與不斷賺錢的執念，更為其拓展情感支持網絡。
阿英姨的朋友圈有三群不同來源，分別為法鼓山、慈濟與台西指甲店，其中阿英姨認為在台西指甲店認識的越南籍女性們是很好的朋友，這些朋友有些也一起在慈濟做志工。但阿英姨與後來在慈濟、法鼓山認識的台灣籍師姐沒有非常親近。
越南阿英姨的休閒活動十分豐富，有時台西朋友們會與阿英姨一起去斗六喝咖啡、看花或逛街，也有去過嘉義東石漁人碼頭。但因為大家都需工作而忙碌，所以有時出去幾小時便回下崙。與朋友們共遊，讓阿英姨原先不敢獨自前往的地點也能前往，在擴展移動範圍的同時，阿英姨平時被賺錢擠滿的時程，也出現得以喘口氣的縫隙。
3. 不限時移動：緬甸阿花
在越南阿嬌姨介紹下認識的緬甸阿花姨，在1998年嫁到萡子寮，婚後十年丈夫因病去世，阿花姨獨自一人撫養三個小孩。緬甸阿花姨為緬甸華僑，講普通話時較沒有口音，且來台多年説台語十分流利（liàn-tńg），加上外向的性格與好口才，待人和善開朗，使其交友圈更為廣闊。緬甸阿花姨的日常移動軌跡是四位報導人中最不規律也最彈性的，而這與阿姨擔任計程車司機的工作性質有關。
剛來台灣時緬甸阿花姨並沒有工作，在生育二女兒後因丈夫患病無法外出工作，阿花姨才開始在萡子寮漁港附近的餐廳洗碗盤，一天賺六百多塊。後來，因為生育小女兒的關係辭掉餐廳工作，隨後到塑膠工廠上班，前後兩份薪資相差不多。然而，因為塑膠工廠工作十分辛苦，要抬極重的材料，工作地點也瀰漫著難聞的塑膠味，阿花姨並不想繼續在塑膠工廠上班。丈夫在時阿花姨並不會開汽車，是因為需要接送三個小孩上下學，阿姨才開始學習考駕照。
我要載小孩去飛沙，他們才國小而已，不行騎機車因為有三個小孩，而且很冷捏！而且又會下雨，所以我想說去學學看，結果隔壁鄰居看到就說可不可以帶他去看病，這裡的人都認識啊，就一個傳一個知道這裡有一個司機，就會叫我載，新住民會叫的比較少，比較多是台灣人。（2024/1/20/緬甸阿花姨）
從此緬甸阿花姨開始開計程車的工作，若有朋友、街坊鄰居需要坐到高雄機場、去北港媽祖醫院看病，就會打電話給阿姨。阿花姨有時會將客人載到會北港和嘉義，自己則會在目的地等客人事情辦好，再載回萡子寮，在等待期間阿花姨還可以開車四處晃晃。此外，阿姨同時還有兩份兼職工作：一是冷氣師傅助手，二是串蚵殼。關於幫忙裝冷氣的工作，緬甸阿花姨曾開車載筆者與小女兒，一同前往三條崙的顧客家中協助安裝冷氣。小女兒告訴筆者裝冷氣的時長、時間非常不固定，有時會裝到晚上十點才回家，要看師傅裝到幾點。冷氣師傅一面向我們講解如何安裝才能讓冷氣用得長久，同時用台語向緬甸阿花姨説了幾句工具術語，阿姨跟著做久了對於工具名稱十分熟悉，手腳敏捷地將工具遞給師傅，師傅連連稱讚越南阿嬌姨的聰慧和肯學習，而阿姨的小女兒因為從前跟了幾次，也熟悉地主動搭把手。在這樣的工作中，阿姨不僅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且不畏懼生路，又可以快速地前往業主家中，靈活的移動能力使其獲得與其他婚姻移民不同的工作。
至於串蚵殼的工作，則是因為三條崙有位老闆會將蚵殼送來給萡子寮居民串，之後再放回海裡養蚵，居民則可以賺取微薄的工資。萡子寮社區幾乎每戶透天厝前的廣場、路邊矮牆旁都會疊一座座「蚵殼山」，有些是純蚵殼、有些是有以塑膠繩串起的蚵串，等著養蚵人來收。筆者和緬甸阿花姨一起串蚵，親身體驗才了解：難怪萡子寮街上的婆婆阿姨們個個都在串蚵。在少有休閒娛樂活動的萡子寮，這或許是最好消磨時間的活動：
串蚵殼比想像地複雜，首先要先從「蚵殼山」中一片一片挑選適合串的蚵殼（夠大，沒有破碎）。阿姨先示範給我們看，要用一個類似一字起子的工具將兩、三片黏在一起的蚵殼分（翹）開。接著，把它們拿到手動打洞機打一個圓孔（有些是阿花姨的婆婆幫忙打洞過，但是阿花姨覺得沒有打在中央，不好穿繩，所以重新打洞），接著將蚵殼穿進綠色塑膠繩串成一條「巨型項鍊」，再整串綁在牆上，用打結的方式在一個個蚵殼之間留下空隙（阿姨說要空隙要剛剛好，才比較好長蚵仔）。阿姨說一串可以賺45元，附近很多人都有做，而牆邊堆的、串好的蚵串是要等老闆有空時來收。如我們一般的初學者，光是要翹開蚵殼放成一小籃，就得花上半天時間。（2024/1/20/田野筆記）
緬甸阿花姨剛說完該如何穿繩，突然接到電話需要開車去載朋友就馬上開車離開，「來無影去無蹤」就是緬甸阿花姨不定時、移動地點不固定的寫照。除了工作上的移動，緬甸阿花姨時常進行跨鄉鎮移動以進行日常生活用品的採購。她對於四湖、口湖各建築地標十分熟悉，也清楚要購買特定所需物品應該前往何處。
萡子寮沒有加油站，雖然下崙有，但我比較喜歡開來四湖加油，因為品牌的關係啦……買藥也會來四湖買，藥局比較大間，這邊是四湖鄉公所……四湖參天宮……還有全聯。（2024/1/23/緬甸阿花姨）
因為四湖市區才有全聯，阿花姨有時會前去買東西，雖然口湖較近但超市商品較少，且四湖的菜市場也較大、較多樣。此外，更遠處的北港還有屈臣氏、寶雅、星巴克、麥當勞這些四湖市區、水林市區沒有的商店與商品，因此阿姨也願意移動到更遠處進行消費。
緬甸阿姨擅長與喜愛開車的特質，讓她創造與獲得兩項工作機會：計程車工作與幫忙修冷氣。如此，阿花姨既能與萡子寮保持聯繫，同時也開啟一項萡子寮新職業，而不必被當地產業結構困窘所束縛。緬甸阿花姨也藉此培養到處開車晃晃的興趣，暫時離開萡子寮尋求更好的生活品質，或是紓解兒女都出外讀書工作，只有一人在家的無聊困窘。
4. 看天移動：大陸阿蘭
原為大陸籍的阿蘭姐帶著閩南語腔調說著台語與普通話令人印象深刻，她待人親切爽朗，工作時手腳俐落，而且時刻背著腰包，總是在一種準備要工作的緊張狀態中。阿蘭姐比阿花姨更加「來無影去無蹤」，筆者甚至難以時刻與對方保持聯繫。在四位報導人中唯一處於婚姻關係的阿蘭姐，其移動軌跡隨著丈夫工作性質的特點，展現出婚姻移民更為不同之移動特性與意義。
阿蘭姐的丈夫為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總幹事黃正鎮先生，在萡子寮漁港停有一艘自己的漁船，只要天氣好便會從萡子寮漁港出海捕魚，而阿蘭姐則是負責將捕撈的魚貨帶到市場、131-2鄉道上的魚攤，以及Line群組上販賣。阿蘭姐的移動軌跡並非與丈夫重合，而是因為漁民是「看天吃飯」的職業，只有天氣好適合出海時黃大哥才回帶回漁獲，阿蘭姐才有較多處理魚的工作。黃大哥負責捕撈魚、阿蘭姐負責處理魚與賣魚，兩人分工明確。因此阿蘭姐的工作時間、移動到市場的時間十分不固定，有時船長回來後，半夜兩點就在賣魚。正因為捕魚仰賴好天氣，談到是否有工作以外的休閒活動，阿蘭姐認為她彷彿沒有休息時間。
別人出去玩都嘛是好天氣出去玩，壞天氣下雨誰要出去玩。可是我們不一樣，好天氣就要出去做工，壞天氣就休息，所以可以家庭旅遊、出去玩的機會就很少。（2024/1/20/阿蘭姐）
阿蘭姐的工作移動路徑主要是幫客人送貨，以及把魚貨載去市場賣。因為近幾年手機通訊軟體便利，阿蘭姐將在黃昏市場認識的客人加到群組中。現在群組內有許多都是口耳相傳加入群組的新客戶，阿蘭姐若有最新鮮的魚貨便會拍照並提供價錢提供給客人，客人會在群組說要買多少錢的魚貨，阿蘭姐再安排時間送貨，或是請客人來家門口的魚攤取貨。有些熟客會問阿蘭姐要不要去他家泡茶，趁著剛好送貨就會拜訪好友，而送貨最遠只送到雲林麥寮，因為客人買好幾萬塊的魚，就會用貨車載去；雖然阿蘭姐會開貨車，但她一直笑說自己是路痴，東南西北分不清。
台灣的路比大陸複雜，目標看起來離很近但都要繞一大圈。還有像台灣高速公路很多都沒有路燈，如果要開高速公路就會讓我老公開，以前還會請老公的大哥開車。但現在魚可以寄魚市，就不用這樣。但運蝦子的話就比較近，到布袋魚市場要四五十分鐘，我比較會自己去。（2024/1/20/阿蘭姐）
對阿蘭姐而言，嫁到萡子寮後每天的生活就是不停工作，連懷孕七個多月都還在工作，阿蘭姐月子坐完把孩子抱在前面照樣殺魚。但值得探問的是，當阿蘭姐生活重心即是工作，移動軌跡與時間又受到丈夫與自己的工作性質影響，那麼阿蘭姐如何消解平時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與負面情緒？阿蘭姐總是很坦然地告訴我們她很隨和也很會忍耐，但是否有其他內幕暫時不得而知。
5. 小結
本小節試圖從日常生活的面向，開展四位報導人的移動路徑與其中反映的生活重心。總結而言，越南阿嬌姨小吃攤在是其朋友圈的情感網絡中心，其經營小吃攤的工作性質與對於維持生計的需求，直接影響其（不）移動的抉擇。但若是萡子寮之外有不同的經濟支持，阿花姨也會主動且積極地移動尋求協助。其次，越南阿英姨因佛教信仰而發生的積極移動，加上與原先台西住所朋友圈之間的聯繫，不僅有助於調解家中經濟狀況與提供心靈支持，更為其拓展情感支持網絡，阿姨因而能在不停工作的生活喘口氣。接著，緬甸阿花姨則是藉由擅長開車、不怕開生路的能力與興趣，開創屬於自己的工作機會，有時更能移動到萡子寮之外尋求更好的生活品質。最後，阿蘭姐的工作與丈夫捕撈漁獲的工作緊密連結，也十分仰仗好天氣，但她可獨自運貨與開車的能力仍展現其移動的主動性。
針對上述四個個案，筆者並非要為其尋求共同點與相異之處，而是作為民族誌材料基礎，進一步反思為何跨國婚姻移民有條件（若已解除婚姻關係、兒女不長住身邊）與移動能力「暫離」萡子寮，卻選擇「不遷移」？換句話說，萡子寮提供何種支持讓跨國婚姻移民即使不遷居，也能在萡子寮得到適當的安居？將是下一節持續探討的問題。
（二）討論：萡子寮與鄰近村落間的徘徊與抉擇
嫁過來萡子寮的新住民，也有人去北部工作，因為丈夫在外面工作，新住民太太就跟著去，這裡只能種田、去台塑做工、擦油漆、臨時工。（2024/1/23/蔡心娜村長）
在本研究四位報導人中，即有三位經歷丈夫過世或離異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越南阿嬌姨、越南阿英姨、緬甸阿花姨），在經歷家中變故後仍選擇居住或將戶籍地留在萡子寮。除了家中變故，婚姻移民女性雖然意識到萡子寮的人口與產業結構導致此處難以生存、賺錢辛苦，但她們仍然選擇「不」遷移到他地。 若詢問婚姻移民女性是否希望到周遭人煙較多、工作機會較多的區域：如口湖下崙、北港，提供給報導人相比較，她們亦不希望移居。
我其他越南朋友很多是在北港和麥寮工廠上班，因為這附近比較沒有工廠。我不想搬去北港，北港只是要補貨買菜，搬去其他地方不方便，也不想去下崙，現在很累、不想搬去哪裡，只要有一點工作就好。（2024/1/17/越南阿嬌姨）
相比之下，在北港已購入新屋的阿蘭姐與其丈夫，表示他們即將移居到北港，只是買賣魚貨的工作仍會在萡子寮進行。但為何越南阿嬌姨、越南阿英姨、緬甸阿花姨，這三位已無丈夫、少有子女在身邊的婚姻移民女性，不希望移居他地？越南阿嬌姨所說的「很累」與不想遷移背後展現什麼樣的意義？本研究認為，之所以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可以留在缺乏工作機會的萡子寮，不只因為她們在當地擁有情感與經濟支持，也應該留意移民女性的日常移動如何讓她們即使不移居，也能獲得安適的生活。
如同上述個案的移動軌跡，下崙與北港兩地往往是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選擇向外尋求更佳生活品質與採購物品的地點，不只因為婚姻移民認為兩地與萡子寮距離不遠，在物質提供上也達到互補的效果。有關提供情感支持的地點則依不同婚姻移民而四散全台各處。然而，之所以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並沒有直接遷移，原因在於她們即便身邊沒有丈夫與孩子而隻身一人，她們仍保持與萡子寮的連帶關係。其中一個得以維持聯繫的重要因素即是丈夫與夫家所提供的資源——房屋，越南阿嬌姨與緬甸阿花姨在喪夫後仍然住在丈夫留下的房屋中，而對於稍有年齡的第一代婚姻移民女性而言，在外地重新尋找工作、建立情感與經濟支持網絡，以及找到安穩的住所是件十分困難的事，亦即安居的住所比起更好的經濟條件來得重要。萡子寮當地提供的協助網絡、移民主動移動形成的支持系統、與母國的聯繫都讓她們得以在選擇在原有地居住。
走出家門：以移動突破「一人在家受苦」
在第五節與第六節中分別處理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受苦以及移動的兩個面向，本節將統整前文兩部分之田野材料：有關受苦的脈絡，以及婚姻移民遷移及在台移動的實例，回應先前研究對於婚姻移民能動性與受苦經驗的分析，同時回答在第三章開展的問題：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獨自一人在家受苦」為何？她們如何藉由移動突破此種受苦情境？突破受苦之後移民女性即是自由身嗎？
（一）苦與樂之下的移動：從性別視角思考移動能動性與侷限
在討論在台移動之前，回顧四位婚姻移民女性遷移來台的抉擇，一方面體現夏曉鵑（2000）等研究指出的資本主義下跨國婚姻市場的運行。本文更試圖藉由人類學者Anna Tsing對於穩定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反思；資本主義仰賴社會關係的重要性，指出跨國婚姻移民女性來台遷移的抉擇，有些是由自己在母國的社會網絡：親友推薦、父母對於女兒來台賺錢，從而導致對婚姻仲介市場的需求；有些則是在媒體網絡影響下形成在台生活的憧憬，都在在展現資本主義機制背後的摩擦。
所謂在家受苦的「在家」，其實對婚姻移民女性而言都有兩個家，下文也延伸到本研究之主要分析概念：雙重邊際角色。對於大陸阿蘭姐而言，家是她在台灣與丈夫、子女組成的家庭，在大陸的母家也仍是她的家；對於越南阿嬌姨而言，在丈夫過世前，她在台灣的家是在夫家的紅厝下共同生活的家人：丈夫與其夫家；在丈夫過世後，她的家是她與女兒構成的家；同時越南父母與兄弟姐妹居住在同一屋瓦下也仍然是她的家。無論婚姻移民女性來台後，是否屬於浪漫愛的婚姻，她們在居所上依賴誰、與誰共住就是她的家，而丈夫過世或離異後，這樣的家則轉變為她自己與子女所共築的家庭，然而因為萡子寮就業機會有限，導致子女多數時刻在家中缺席。
越南阿嬌姨、緬甸阿花姨與越南阿英姨的例子更能展現萡子寮跨國婚姻女性「一人在家受苦」的狀態。此狀態點出她們的兩項特質：一是以比喻手法來看，剛嫁到台灣的移民女性因為外來者身份加上語言隔閡，即便家中有丈夫與公婆，女性也宛如是被社會與家庭隔離下的「獨自一人」；其二是因為萡子寮貧乏的產業結構與生活環境導致人口外流嚴重，兒女早已在外讀書工作，加上因為喪夫、與丈夫離異等家中變故，以家庭單位而言，多數時間跨國婚姻移民女性都是「一人在家」。這兩種一人在家的情形中鑲嵌著因集體誤識遷移而導致的種種受苦：一人在家使得婚姻移民女性難以向外求援，但其跨國遷移並非必然發生，而是在特定社會條件下為家庭犧牲或追求好生活。面對資本主義婚姻市場導致的一人在家的受苦，跨國婚姻移民女性藉由「移動能動性」拓展提供安慰與支持的管道，她們最終的目的是即便在受苦中也能尋求安居的生活。
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不）移動能動性各有不同樣態，並與移民個人的生命脈絡有關。越南阿嬌姨的遷移雖然受父母誤識的影響卻是主動犧牲的選擇，而其在台的日常移動更與其經營小吃攤的工作性質有關：在必須採購時離開萡子寮、但藉由不移動來維持其作為越南女性情感網絡的中心，因為低收入，阿嬌姨也主動跨鄉鎮尋求雲林虎尾家扶中心的持續幫助。越南阿英姨的日常移動中可看出其積極尋求佛教信仰安撫心靈，以及維繫台西朋友圈中的移動能動性，在來台後拓展多種財源也需頻繁多點移動，藉此改善家中經濟不佳帶來的壓力。緬甸阿英姨亦是在誤識下主動選擇遷移來台，而在台開計程車更展現突出的移動能力，不但藉由移動賺取財富，也從中與萡子寮在地居民產生連結，從此二層面突破一人在家的受苦。
回到本文開頭區分移動的兩個層次跨國遷移與日常移動：前者是指長距離位置變換或是居住地點有較永久性改變的指稱，後者是指短距離的位置變換，且永久性居住地點並不受此而改變。這樣的區分層次可進一步檢視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的移動多樣性。婚姻移民女性在計算移動時間與距離後心中彷彿存在一張地圖，劃分不同時空長短的移動範圍。因此萡子寮婚姻移民的「自我地理位置改變」可分為三種形式：「長期長距離移動」，以及「短期移動」，以及如越南阿嬌姨不願搬到下崙的「不移動」：不進行長期長距離的移動。其中，短期短距離的移動，包含阿花姨與女兒騎車到嘉義晃晃、緬甸阿花姨接客人到北港醫院、阿英姨騎車到台西找朋友相聚聊天，這樣的移動模式展現其適應受苦與主動移動的能動性，更是突破「獨自一人在家受苦」的主要應對方式。反過來說，如同越南阿嬌姨的「不」長期長距離的移動：不搬回越南、不搬到下崙居住，對她而言是更好的選擇。因為，對部分婚姻移民女性來說，移動的重要性在於「安居」，而非尋求新的居所、重啟人生。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動性在於「選擇不回鄉、不搬家」以及同時在日常生活中走出家外。而主動選擇移動或不移動的能動性討論是過往婚姻移民研究著重語言適應、受苦面向與在家流離失所的概念所缺乏的，是為本文試圖提出之重要發現。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Mahler與Pessar（2010）的「權力性別地理」模型：以個人特徵（主動性）與認知（想像力）的框架，從地理關注性別如何在多個空間、社會與文化尺度如何運作。本文發現其框架可解釋跨國婚姻移民遷移來台的抉擇與在台移動，並與「集體誤識」、「移動能動性」結合，從性別視角進行解讀。首先，從越南阿嬌姨遷移的選擇來看，雖然最終因為夫家經濟條件不佳，阿姨無法如嫁來台的目的一般進行回匯，然而在商品化跨國婚姻中，女性被視為提供母家經濟來源的角色，展現跨越國境時產生或強化、移民女性與原生家庭間的權力關係。越南阿嬌姨最終選擇來台並非完全服膺於此權力關係，而是在對於台灣的正面想像與勇敢不畏懼的性格下做出自己的抉擇。這完全貼合Mahler與Pessar（2010）指出社會能動性受到個人特徵（主動性）與認知（想像力）影響的論述。且移民女性則會視來台後的情況回應此權力關係。越南阿嬌姨即直接表明自己在萡子寮的生存、承擔夫家經濟重擔都比回匯母國重要，也不曾借錢再回匯母國。其次，許多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嫁到台灣後，丈夫與夫家認為妻子、媳婦應該要為家中經濟與照護有所貢獻。為了養活自己與丈夫，萡子寮移民女性根本少有時間進行工作外的日常移動，整天被各種工作塞滿，但男性卻可以待在家不出門工作，展現家中權力的不平等。在與丈夫離異或喪夫後，移民女性反而有更多餘裕同時工作與自己主動尋求協助，因為經濟負擔相對減少，此時的移動能動性反而大大增加，突破原先在家中缺乏外界聯繫與幫助的處境。
（二）萡子寮與母家對於（不）移動的支持
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不）移動能動性是突破「一人在家受苦」的重點，然而本文指出此種能動性鑲嵌在母家與萡子寮支持的脈絡之中。首先，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嫁到台灣後並非完全與母國原鄉斷絕聯繫，跨國主義取向的移民研究著重討論移民與原鄉的連帶，如龔宜君（2019）舉例的金錢回匯、帶回新觀念／技術的社會回匯等。不同婚姻移民女性的在台經濟情況、夫家態度與使用網路社群媒體的技能，各自影響其與母國的金錢回匯與情感聯繫情形。例如，越南阿嬌姨與緬甸阿花姨都十分熟悉社群媒體的視訊通話功能，每日都會打電話與母國親友聯繫，尤其是當越南阿嬌姨的朋友白天都得去工廠上班時，在母國的姐妹即成為阿花姨重要的遠端陪伴者；越南阿嬌姨的大姐同樣嫁到台灣，但因為現在網路通訊方便，阿花姨認為不需特別去找她，只要一通電話便能談天，這些條件使得越南阿嬌姨可以選擇「不移動」：不需時常回越南，就可獲得母家的情感支持。
由此可見，婚姻移民不斷出入萡子寮，創造外部資源向內（萡子寮）流動的連結，移民與萡子寮則保持一種既親密又疏離的關係：在經歷家中變故後移民女性仍然居住在萡子寮，但經濟、生活品質與情感來源不只是從萡子寮獲取。移動能動性是突破獨自一人在家受苦的重點，但此種主動性必須奠基於萡子寮與母國的支持上。
（三）突破「一人在家受苦」後的第二關卡：雙重邊際角色
跨國移民女性雖然突破自身困境，但因其對於萡子寮本身的產業結構、經濟條件、地方發展影響有限，反過來又影響跨國移民在萡子寮中的邊際角色。她們生育的「新住民第二代」對於提升當地年輕人口與地方發展有其助益，因此除了與村長是親戚關係的阿蘭姐之外，這群第一代新住民似乎沒有成為地方上的要角，並且與地方人士一直保持著受助者與施助者的關係。
在下崙沒有人可以幫忙我，在萡子寮蔡茂源就給我一個地方住，幫我宣傳小吃店，我自己不會做這些，所以我很感謝他。（2024/1/24/阿嬌姨）
但是在談到越南阿嬌姨的朋友圈時，地方發展人士並不在內，他們對阿姨而言是地方上有善心的助人者。甚至緬甸阿花姨、越南阿英姨都曾表示她們與萡子寮地方發展人士不熟悉，也鮮少或不曾受到其幫助，她們二人積極主動拓展屬於自己的生路，相反地她們與萡子寮的關係似乎有些斷裂，唯一的聯繫只在於丈夫的祖厝。然而地方發展人士對於新住民的想法卻與新住民自身不同：
問到村長對第一代新住民對萡子寮帶來的影響和期待，村長覺得好像沒有，只覺得她們很融入這裡的生活，會煮東西就會開店，有些會打零工。（2024/1/23/田野筆記）
此外，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舉辦的新住民活動：請餐廳主廚和新住民媽媽烹煮創意異國料理，但村長認為這只是與漁村職人生活體驗營合辦的活動，因為當時想不到要做什麼。反而是新住民第二代是地方發展人士十分重視的對象：
村長會請女兒做零工、包烏魚子、幫忙賣東西、顧攤子，蔡茂昌也會請他們找同學去，就有樂趣、鼓勵他們，小孩子有伴就開心，女兒也不會亂花錢。（2024/1/20/阿蘭姐）
龔宜君（2019）在討論社會受苦時聚焦在婚姻移民的雙重性，其引用Chivallon指出的兩種解釋：一是移民的統一意識仍然存在，保持與原鄉真實與虛構的聯繫；二是遷移者同時混雜移出與移入兩地的認同，又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方。延伸自雙重性，龔宜君轉引Sayad以雙重缺場來討論移民的受苦情境：對移出國而言，移民的移出帶有背叛的性質，除非是暫時移出的想像而認為移民只是因為去工作、晚年會回到原鄉；對於移入國而言，移民即便是在場的也會被視為缺場，移民始終是外人。然而本文試圖指出，萡子寮跨國婚姻女性並非完全地雙重缺場：如越南阿嬌姨的父母非常支持她嫁到台灣，至今仍與母國親友保持聯繫，她則認為蔡茂源先生之所以會幫助她，是因為把她視為同鄉、都是萡子寮人。然而這不代表她們是「雙重在場」，因為越南阿嬌姨也提到自己不可能遷移回越南定居，因為越南家中的兄弟姐妹也各自成親，若要回去她也得另外找房子和工作，較不方便，而在萡子寮的缺場則如上述，她與萡子寮地方發展人士並非朋友關係，她們在萡子寮扮演的角色可有可無。
在突破一人受苦的處境後，跨國婚姻移民女性仍然面臨另一個困境，筆者以「雙重邊際角色」一詞取代雙重缺場的強烈負面處境，指出跨國婚姻移民在移出國的家庭與移入國社群都有其角色，正是因為移民女性處在兩地之間，其在移出與移入地都身處邊際的社會角色：萡子寮地方發展與當地台灣人形成的社群都缺乏婚姻移民主動參與的角色，而只是一個受助者的邊緣身份。然而是否在當地具有影響力對於四位報導人而言不是首要問題，更重要的仍是經濟上的生存難題首先需要被解決，因此雙重邊際角色對其而言並不有害，而更能使其同時在兩邊互補，靈活的（不）移動以尋求支持、安穩地生活下去。
結論：在跨國遷移與日常移動軌跡中浮現的雙重邊際角色
1990至2000年代嫁入萡子寮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對於地方發展人士而言是帶入另一波生育人口的協助者，對於當地婚姻市場缺乏競爭力的男性則是年輕妻子的來源，但移民女性嫁來台後，面臨的最大問題即是：生活在嚴重缺乏工作機會的環境中如何生存與自處，她們切身感受到的受苦即是本研究主要探問的問題。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的生活適應與受苦情形為何？她們如何突破受苦的經歷？筆者試圖與龔宜君（2019）指出越南籍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受苦能動性與雙重缺場對話，筆者同樣從「社會受苦、移民雙重性」的分析概念切入探討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生活適應。
然而，本文不同於過往學界研究偏重於跨國婚姻移民來台之機制、來台後之各方面生活適應，而將跨國遷移與日常移動的作為研究主題，指出婚姻移民在萡子寮內部、萡子寮與周邊區域、萡子寮與母國之間移動與不移動，使其身處雙重邊際角色。此種雙重邊際角色不如Sayad的雙重缺場那般全然地負面，筆者總結：在萡子寮缺乏工作機會與人口外流嚴重的社會結構下，此種雙重邊際角色對於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反而有其益處：使其能夠在兩邊都處於受助者的身份，支持在尤其難以生存的萡子寮安居。之所以形成雙重邊際角色，一方面仰賴萡子寮與台灣當地人群、社會經濟的支持以及母國親友的情感聯繫，另一方面也依賴萡子寮女性自身的移動能動性：從遷移來台到在台的日常移動。
本研究注重是受到Mahler與Pessar（2010）所提的個人特徵（主動性）與認知（想像力）影響，關注女性婚姻移民在家庭條件變化下，得以藉由移動能動性突破商品化跨國婚姻展現的性別地理權力關係。在跨國婚姻移民女性來台遷移的抉擇方面，筆者指出婚姻移民不只是處於結構與能動對立之中，而是藉由社會網絡與摩擦，促使資本主義婚姻市場運作。以越南阿嬌姨為例，在越南的父母對於女兒應該要更努力為家裡賺錢的社會期待與想像，加上阿嬌姨自己的衝動抉擇，於是決定嫁到台灣；或是緬甸阿花姨在電視劇媒體的影響下，產生對台灣的憧憬，並且在自己的評估下找仲介嫁來台；這些在集體誤識下的個人抉擇，綿密地構成商品化跨國婚姻市場。
除此之外，仔細剖析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的移動面貌，筆者提出移民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三種移動型態：短期短距離移動、長期長距離移動，以及不長期長距離移動的「不移動」。其中短期短距離的移動的移動模式，正展現其適應受苦與主動移動的能動性，使移民積極突破「獨自一人在家受苦」。反過來說，不長期長距離的移動：不搬回原鄉、不搬到下崙居住，對婚姻移民而言是更好的選擇。重點在於，對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而言，移動的意義與目的在於「安居」而非尋求新的居所，重新開始第二人生，因此萡子寮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動性在於「選擇不回鄉、不搬家」以及同時在日常生活中走出家外。
在研究限制上，本文藉由區域研究、參與觀察與訪談的方式，攫取萡子寮跨國婚姻女性的生活片段，然而因為四位報導人的生命經歷、受苦經驗與能動性的展現都有極大的不同，因此本研究之結論指出雙重邊際角色對其帶來的受助者身份，只是多數時候的情況，並不一定能套用在所有生命時刻與所有婚姻移民的經歷。從阿蘭姐的例子反而可以看見其在地方上頗有影響力的丈夫與地方發展人士之間的親戚關係，影響阿蘭姐與萡子寮地方發展社群間更為親密的關係，而其他報導人則缺乏此連結，僅能以受助者的身份與萡子寮保持聯繫。
此外，筆者十分欣賞龔宜君對於移民與母國聯繫的關注，並試圖在本研究中採取相同方式。然而，受限於田野地點與時間的緣故，筆者難以細緻爬梳不同婚姻移民在1990至2000年代嫁來台時，母國的社會經濟脈絡如何影響其抉擇，以及婚姻移民短暫回到母國時的生活情況。僅有從緬甸阿花姨的論述中得知在來台時緬甸老家正發生戰爭，但其嫁來台的決定並非受此影響。其次是因為在本次田野接觸的婚姻移民全為女性，且其中三位報導人已喪夫或離異，以及田野期間阿蘭姐丈夫身體不適，所以本研究較無觸及婚姻移民丈夫對於移民適應的看法。最後，本研究因田野時間有限，未能深度地探討不同婚姻移民的原籍國家與社會文化與其遷移、在台移動的關係，期望未來研究能在此一方面多加探究。
從移動的視角看待婚姻移民的適應能動性，不僅解決過往研究難以處理婚姻移民個人主體性與所處社會環境的模糊關係，更能同時檢視生活中受苦與愉悅的經歷，本文嘗試帶入性別研究對於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討論，但因為篇幅與田野材料有限而無法深入展開。然而，性別如何影響移民的遷移與日常移動，又如何改變或嵌入雙重邊際角色中，是未來仍可探討的問題。此外，萡子寮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在與丈夫相處時如何保持其主體性與能動性、移民女性兒女如何看待母親在萡子寮的受苦、移動所帶來的「突破一人在家」，同樣是可持續研究的面向。
本文提出：移動使得萡子寮的跨國婚姻移民女性可以突破一人在家受苦，而萡子寮的社會環境使得移民女性得以藉由移動來維持雙重邊際角色，獲取所需的支持，雖然有其地域的侷限性，然而筆者認為本文提供對於能動與受苦研究的新視角：邊際角色下的受苦未必全是負面處境，受助者可能同時受苦且能動，此種雙重性使其能在地方社群中安身。
（本文與參考資料收錄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12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頁239-280》。）
風頭水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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