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頭水尾．續

黃則鳴（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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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雲林縣四湖鄉萡子寮聚落普遍存在的廢棄物再利用為例，探討這些獲得新生的物件如何映照出當地居民對環境變遷與產業沒落的適應，形成環境與人的「符應」（correspondence），乃至於廢棄物再利用得以成為社區記憶的一部分。自二十一世紀來，隨著沿海淤沙與海漂垃圾加劇、牡蠣養殖與漁業活動衰退，廢棄蚵棚竹條、大量塑膠與浮具殘留在沙灘上，形塑出獨特的「廢棄物景觀」。在田野調查中，我觀察到居民出於實用性或裝飾性的動機，將這些海廢物件再利用於圍籬、民宿裝飾與社區彩繪等用途。這些行動不僅回應了生活所需與資源可得性，也在某些情境下反映出活化地方景觀與社區連結的追求。透過結合「垃圾人類學」（waste anthropology）的理論視角，本文關注物件如何在被丟棄後仍具有類別轉換的可能性和社會意義。地方居民的再利用行為，既非單純出於環保意識，也非純粹響應國家治理，而是在物質條件與社會關係中逐漸形成的實踐型態。本文指出，面對環境治理的破碎化與行政權責分散，地方居民的主體行動與創造性實踐提供了觀察廢棄物社會生命的切入點。萡子寮的例子顯示，海廢不只是污染物，更是凝聚地景記憶、反映出當地人與環境相互共振的物質媒介。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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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萡子寮的物質面貌或許在環境與基礎建設意義上較為豐富，前有眾多台灣西部沿海各地重工業區、生態保育、再生能源與鄉村人口邊緣化的研究、數不勝數，後有本課程上一屆田野計畫的兩篇論文，其一為水利治理與情感（郭天祐、劉曉語2024），其二為再生能源與主體想像（蔡卓霖2024）。這一地理區域北鄰麥寮鄉六輕離島式工業區，從簡單的現代性批判來看，工業開發的交換代價（quid pro quo）即是剪刀差剝削、人口結構失衡、環境污染。這些單獨面向皆有不少研究著文（王俊凱等2023；李載鳴等2008；陳柏謙2017；鍾秀梅、鄭亘良2017），唯相對缺乏當地人視角。上述二文映照出的是當地面對環境治理的情感（affects）和環境政治（ecopolitics）的情感，之所以認為六輕工業區是重要背景因素，主要來自本文的田野經驗和文獻脈絡建構：有相對充分的理由說明，萡子寮自二十一世紀後經歷的政治變化、不論是自國家機器外延到地方的成分或地方自發與國家治理體系的互動，皆是在許多層面上回應（react）工業區的存在（presence）。

本文的主題起於一條來自萡子寮當地的傳聞: 「有居民使用海邊廢棄的蚵棚竹條來做圍籬」。垃圾／廢棄物人類學（waste anthropology）雖然是直覺上最合適的主題，但文獻回顧後卻發現「再利用」的研究案例為數甚少，且發現大多聚焦於各式廢棄物本身的研究皆進行在2010年代之後（Alexander & Reno 2012; Gordillo 2014; Harms 2016; Alexander & Sanchez 2018），這意味著來自人類世（Anthropocene）話題的各種新自由主義批判色彩已經是該領域的基調，這些研究確實相對缺乏描述當地人面對開發污染和環境變遷時，各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自發的行為反應。

經數月後凝結田野材料與文獻，本文將脈絡聚焦在萡子寮的海洋廢棄物再利用如何與產業沒落、環境變遷、社群互動及治理問題交織，透過海洋廢棄物再利用的動機與模式來嘗試說明當地人在家鄉不斷變動之中，如何適應以及創造新的生活面貌，甚至: 這些再利用行為如何映照出當地的變遷背景和當地人的適應反應。

為期不到兩週的微型田野，各個報導人都提供了一塊拼圖，我旨在將海沙淤積、漁業和養蚵業沒落、人口外流和社區營造的幾個因素串成一片關係網，最終說明廢棄物再利用如何以不同姿態映照出這些環境氛圍（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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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一）垃圾／廢棄物人類學

人類世（Anthropocene）最初是地質學中針對人類在近當代史中留下地層痕跡的斷代問題（Zalasiewicz et al. 2015），隨即在人類學界中引發又一波物質與能動性的討論。有關於人類世的研究當中，有許多圍繞著廢棄物的現象展開，不論是海洋塑膠垃圾的污染問題（Rangel-Buitrago 2023），或是全球南北方國家在垃圾處理上所展現的發展不平等（Choi 2019）皆此。可以說，廢棄物是又一能夠側面照映出全球化與現代化問題的物件，藉此展開了「垃圾／廢棄物人類學」（waste anthropology）的討論。Alexander and O’Hare（2020）回顧過往文獻，將垃圾人類學框定出三個理論面向: 符號結構論（symbolic-structuralism）、經濟物質主義（economic-materialism）和後人類意義上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 post-human）。

文化人類學中最早直接討論有關「污染」概念的是Mary Douglas在1968所著的Purity and Danger，他直接將髒污（dirt）定義成「錯位的物質」（matter out of place），比如一條襪子本身並不盡然是髒的，但當一條襪子出現在一片塗滿奶油的吐司上面、跟著出現在衣櫃裡時，就會形成「污染」的意義（Appleton 2021）。他採取了類似 Lévi-Strauss的符號結構論觀點，以符號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文化禁制。後繼於此的理論大多著重在被視作「不潔」的人與身體部位有關的物件上，如月經來潮的女性、印度低階種姓、撿骨師等（Jewkes & Wood 1999）。Julia Kristeva（1982）從精神分析論的角度分析，認為之所以髒污時常跟身體部位有關，可能暗示了人對於「身體界線變得模糊、內外顛倒、體液滲出」天然具有排斥心理。Valerio Valeri（2000）在印尼東部一個狩獵採集社會的田野中發現，不一定所有的文化分類異常都是「污染」、而不一定所有的「污染」也都是文化分類異常，藉此認為Douglas的結構論有所缺失。

Michael Thompson於1979年所撰之Rubbish Theory則將焦點轉向廢棄物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作用。他提出了一個三分法，將在人際之間流通的商品（goods）區分為: 隨時間而貶值的暫時性商品（transient goods）、隨時間而升值的耐久性商品（durable goods）以及既不會升值也不會貶值、完全沒有價值意義的垃圾（rubbish）。他以織畫（Stevengraph）在歷史上不同階段的市場流通性作為例子，說明同一種物件在不同的時代意義下可能經歷劇烈的價值類別轉換。在這個意義下，「垃圾」仍然是在有主人的情況下存在、仍然未被丟棄，只是失去了經濟價值。Zsuzsa Gille（2007）提出了廢棄物政權（waste regimes）的概念，說明單一種廢棄物的處理方式可以側照出國家對於所有廢棄物的單一態度；Catherine Alexander和Joshua Reno合著的Economies of Recycling（2012）則討論循環經濟如何鬆動全球化市場對於流通物的概念；Gastón Gordillo（2014）以土地開發產生的碎礫石作為社經環境變遷的切面來看區域發展不平等、 Erik Harms（2016）則關注「廢地」的轉變。這些面向都闡述了廢棄物的物質性與國家力量、市場活動、文化意義的交織。雖然Catherine Alexander and Andrew Sanchez（2018）認為仍然存在一種介於廢棄物與有價值之物之間的模糊空間（indeterminacy），物件在同一個社會環境下可能產生多元的價值類別，即英語諺語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這點與廢棄物本身的物質性密切相關，如同穀物處理廠所廢棄的穗殼可以進入循環體系產生其他用途。以上觀點也可作為垃圾本體論（ontology of waste）的啟發。

Schlehe & Yulianto（2020）在印尼日惹的田調即探討了當地人與垃圾的日常關係和他們對於「環境」的態度。他們發現當地居民並不那麼在意政府的政策宣傳和自然環境的保護，而對身邊立即可感的社會環境有著較靈活的反應。垃圾不但是階級和性別的差異象徵，整潔也與個人操守聯繫到了一起，時常和垃圾打交道的人很有可能會被污名化、邊緣化。因此，雖然當地人並不那麼在乎自然環境，日常仍然以焚燒、隨意棄置的方式來處理塑膠垃圾，但他們不會在公眾場合做這件事。當地也有許多自下而上的行動實踐，是這些垃圾與爪哇當地文化產生互動的結果，例如符合互助精神（gotong royong）的社區大掃除、每年開齋節結算每戶回收垃圾總量，以此兌換回償金的垃圾銀行（Bank Sampah）、以及創造地方認同和責任感，同時與傳統神話相關的回收物嘉年華。這些面向橫跨了社會、文化、經濟和道德實踐，顯示了垃圾在當地社會的緊密聯繫。

人與物件的互動常以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來解釋，Hawkins（2006）就認為，家家戶戶都會做的資源回收，實際上是一種藉由垃圾來體現（embodying）在人身上的倫理實踐。身分政治與廢棄物也時常是國家機器施政控管之下交織，例如殖民政府以促進公共衛生之名隔離特定種族（Anderson 1995; Bashford 2003），或是以政治操作為目的，將特定階級與人群與骯髒物、骯髒的意象聯繫到一起（Thorleifsson 2017）。在當代，這些國家力量時常引用巴塞爾公約²的標準規章與話術來實施廢棄物管理、環境保護、工業限制等政策，時常跨越國境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附帶效應（Reno 2015）。許多研究也關注與垃圾相關的勞動以及其在不同脈絡下的象徵意義、特別是與經濟不平等相關（Furniss 2017; Fredericks 2018; Nguyen 2018; Millar 2018; O’Hare 2018），例如拾荒者的生計模式本來就仰賴這些廢棄的「污染物」，但經過國家政策的定義後，他們就因原先的生計模式而被歸為是污染的主體（polluted subject）、現代性所拋棄之物（discards of modernity）、甚至是國際上用來衡量發展不均的指標（Reno 2009: 32）。這些研究展現的是人類在廢棄物面前的主體性，而像Gregson et al.（2010）就探討石綿在一場洩漏事故中如何同時是經濟活動的客體、又同時在清運流程發揮主體性。Hird（2013）和Reno（2014）討論了廢棄物如何超越人類社會自身產生出來的意義，以多物種的視角來詮釋廢棄物的存在，甚至挑戰了「廢棄」本身的意義（Hawkins 2006, 2015, 2018; Bennett 2010）。

（二）台灣廢棄物再利用與社區營造相關研究

陳秀卿（2013）以桃園市內壢里的案例，說明文化藝術如何成為在公共空間中，社區自下而上的凝聚媒介。文中的內壢社區以垃圾回收作為初步的動員機制，再利用這些回收集中的廢棄物製作裝置藝術（陳秀卿 2013：228-31），主張藝術介入能創造人與整體環境的新關係。李宗鴻等（2023）則關注雲林縣大埤鄉三結社區以稻草作為主題、在發展觀光與循環經濟方面的成果。稻草本是農業廢棄物，大多焚燒作為肥料使用（李宗鴻等：4），自2011年的農村再生計劃始，在結合地方觀光與永續經營方面頗有建樹，與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聯（ibid：7-9）。

上述二文是廢棄物再利用直接作為社區營造主軸的案例，若關注更廣泛的社區活化案例分析，則會發現他們大多都與循環利用、空間綠化、永續發展這三個主題之間形成一種聯繫趨勢、且都注重當地人的長期參與（曾盈馨2020；王宏男2023；謝彩蘋2023）。

（三）雲林縣四湖鄉沿海環境近況

現行探討雲林沿岸海洋廢棄物情況的，只有邱靖淳等人（2024）一篇文章。他們調查了雲嘉沿海地區刺網漁業作業中捕撈到的海洋廢棄物現況，統計了2023年1-9月的海洋廢棄物在捕魚活動中出現的頻率。研究發現來自口湖鄉沿海的廢棄物量較高，有 94% 的出海作業都會捕撈到海洋廢棄物（邱靖淳等：39），種類以海浪從蚵棚上拍打下來的塑膠繩蚵條居多（ibid：44, 47）。研究採訪了參與研究計畫的漁民，他們認為海洋廢棄物的來源可能與1）颱風、2）台塑六輕工業港清淤、3）離岸風電工程船舶的海拋垃圾有關（ibid：48）。不過文內也提及當前尚缺乏較完整的海洋垃圾成因研究。除此之外，牡蠣養殖在台灣西南沿海——特別是台南市——存在養殖蚵棚的廢棄問題（曾怡陵2020）。行政院環境部在2020年因應海洋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與漁業永續發展的問題，推行了「向海致敬」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³2020），而農委會⁴漁業署也相應該計畫，制定了刺網漁具實名制相關法規，用以管理漁具使用與廢棄漁具處理流程。其中就包含廢棄蚵棚的管理（張致盛、陳慧萍2020）。

四湖鄉沿岸的淤沙成因存在地形因素和工業因素: 與外傘頂洲連貫的濁水溪出海口沙洲有向西南遷移的趨勢（莊曜成等 2023）；而六輕工業區填海造陸、抽沙船所排放的沙流則形成濁水溪外海綿延數公里長的淤沙（張子見 2023）。最晚不遲於 1990 年代，沙洲的淤積情況已經影響到了萡子寮漁港的漁船出海（監察院2013）。自1978年漁港啟用至今，曾數度提出攔沙堤擴建、改善淤積情況的計畫，但從近期的第一手經驗來看，並未改善淤積情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21：318）。當地居民也表達了外來技術官僚的知識與當地經驗不符，時常無法達成建設改善計畫中預期的效果，特別強調了「沙是活的」，意指海岸流沙的變動劇烈，很難透過單一種水土的技術知識就可掌握（郭天祐、劉曉語2024：31；饒祐睿 2024：101）。

劉曜華等（2006）在《四湖鄉志》中將四湖鄉養殖、捕撈漁業人口下降、漁獲減少歸因在六輕工業區的興建上（劉曜華主編2006：180）。同時，因當地長期缺乏工業建設、就業機會有限，造成當地人口外流（ibid.：242）。萡子寮在1995年後，出現了由返鄉鄉民和在地居民成立的諸多社區發展協會，其中以萡子、萡東二村為首發⁵，皆旨在活化、營造萡子寮社區的形象（蔡耀陞、何昀瑄 2024：151），也帶領一些公眾教育活動（華叡民、蔡嘉軒、江冠螢 2024：37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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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遷與海廢的形成

萡子寮漁港啟用於1976年，曾經盛極一時為西海岸漁船吞吐量最大的幾個港口之一。自1990年代始六輕工業區興建後，大量的漂沙向西南延伸，以致造成漁港出航的航道受阻，如今只剩數十條看來無人維護的電動筏閒置在港內（田野筆記，2025/1/8）。我最開始嘗試從幾位漁民和養蚵戶的口中打聽任何一切有關海洋廢棄物的消息，後來反而逐漸意識到當地不只漁業，連牡蠣養殖都在因港口淤沙迅速外移中。而迅速累積在漁港提北的淤沙以及管理的不效，可能形成了當地居民能任意撿拾海邊物件的環境條件。

四湖鄉曾是雲林沿海重要的牡蠣養殖基地，如今在港邊，沙灘早已擱滿廢棄竹條、港口剩下棄船殘骸、淤沙漸延伸上岸。政府數次的改善計劃工程、甚至是水工專業技術團隊曾在此開展過的固沙實驗，在當地人眼中常被視為外地人不懂「這裡的沙是活的」的徒勞（田野筆記，2025/1/8-1/10）。實際上走上萡子寮漁港北邊的沙灘，映入眼簾的是長片起伏的沙丘和鋪滿沙攤的廢棄養蚵竹條，每隔3-5 公尺就有零散的塑膠垃圾堆（見圖一）。然而相對於台灣幾個著名的海水浴場觀光區而言，不知是否因為人煙稀少而顯得清幽乾淨。然而，從當地居民的一些當地生活的記憶片段中，我卻得知了「沙灘的出現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最早不超過五六年。由年輕返鄉夫婦經營的善水咖啡中，也在牆上掛上 2020-2022 年間在堤岸和沙灘活動時的攝影作品，照片中的海岸邊尚未有積得比人高的沙丘，而養蚵的竹條井然有序地插在海水中（田野筆記，2025/1/10）。

進入田野的契機來自於萡子村村長蔡心娜所提供的線索「有居民使用海邊廢棄的蚵棚竹條來做圍籬」。這暗示了兩件事情，一是「當地要麼曾經存在繁盛的蚵仔養殖、要麼養殖的規模之大，以至於多餘的廢料數量已經龐大到可供居民隨手撿拾」，二則是「居民除了蚵棚竹條外，很可能還存在其他廢棄物件的在利用」。我原先希望透過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和各種廢棄物——特別是海洋廢棄物在四湖鄉西南沿海的處理政策的管理鏈兩個面向，一上一下地來構成一個圖景。但實際的狀況貌似與這一開始的想像有所出入，在探尋了所謂的「垃圾管理鏈」後發現，由於各種不同性質的水土保持以及環境保護政策，針對不同廢棄物件和不同性質的地點與基礎設施的管理似乎存在分工繁雜所導致、在萡子村與漁港沿海、乃至四湖鄉沿岸的治理破碎化問題。

本節討論在地居民與這些廢棄物的第一手經驗，也討論萡子寮沿海在近幾年之內的環境變遷和管理政策之間的關聯。

（一）與垃圾直接接觸的經驗

由於一開始將題目的兩個面向之一鎖定在漁民身上，苦於找不到報導人，我便向民宿老闆文進大哥傾訴。沒想到在第二天晚上，他旋即透過在三條崙的熟人林彩雲，打聽到了兩位現仍在固定出海的養蚵戶和漁民：吳克敏與吳文華分別是在三條崙北部溪仔崙近海的牡蠣養殖戶和在駐紮在萡子寮漁港的漁民，兩人皆已七十來歲。

克敏大哥一得知我與共訪的另外一位同學正在進行有關漁港和產業發展的研究時，還沒等到我們開口問太多，他就表達了溪仔崙的養蚵已經不怎麼發達了。自大約千禧年左右起，海邊的淤沙和垃圾就開始增多，牡蠣的品質和數量都在下降。同行大多轉移到台南或是嘉義東石，如今他留在當地也僅是將尚未成熟的蚵苗轉售到嘉義東石去⁶。當我詢問到他與濱海垃圾的第一手經驗時，他表示日常作業時，蚵棚的海域充滿著許多漂流竹木、塑膠袋、保麗龍時常阻礙養蚵船航行。而彩雲姐的叔叔文華大哥則長年進行流刺網捕撈，最常遇到塑膠袋卡到漁網，但海裡的垃圾也會遇到蚵寮木條、岸上釣客丟的保麗龍、玻璃罐塑膠罐等。上岸後他會花費最少兩個小時整理漁網，如果垃圾纏繞漁網繁多，則會多出 2-3 個小時都在清垃圾。可見確實有可能嚴重影響日常生計的進行。不過從這二位報導人，並未能得知垃圾的來源為何。（田野筆記，2025/1/7）

過了兩日，訪問到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的總幹事黃正鎮船長後，也才捕捉到了比較清楚的面貌。黃船長說每次出海或多或少漁網上都會卡著垃圾，最多的是塑膠袋、另也有塑膠罐、竹木條、鐵鋁罐等。垃圾出現的頻率不定，但以東北季風盛行期間數量比較多（田野筆記，2025/1/8）。但 2019-2020 年開始建設風機後增多。黃船長認為是「維護風機的工作人員在海上活動而私自拋棄垃圾」與「親潮沿流的大型船隻私自拋棄垃圾」（田野筆記，2025/1/10）。雖然這一說法與邱靖淳等人（2024）在研究中所提到的來源大致相符，但可能比較難說明克敏大哥描述的情形（從二十一世紀開始）。不過兩邊都提到了垃圾增多與漁獲量和種類減少的情形。在文獻回顧中提到，《四湖鄉志》將此一現象歸咎在六輕工業區的興建（劉曜華主編：180），而進一步實證關係，尚有待環境科學方面的研究來證實。但至少從這些與海洋接觸的日常生計經驗來看，明顯人為的廢棄物對於他們而言具有強烈的在場性（presence）。

De Wolff（2017）面對全球海洋高度與塑膠污染交融的現象，嘗試了一種「超物種」的多物種民族誌：他從宣傳符號、環境保育和自然科學三個面向討論塑膠物件——大至太平洋塑膠環流、微至浮游生物與塑膠微粒——作爲海洋物種的可能性。他舉列了歐盟在地中海沿海地區的文宣如何將塑膠瓶詮釋成「需要提防的毒魚」、海洋環境學界描述動物與塑膠接觸互動的「塑膠世界」（plastisphere）、海洋生態實驗室和環保團體的公眾教育場域兩個田野地中對於「塑膠與海洋物種應當、不應當出現的場域」的討論作為主要論述材料，主張塑膠物件與自然生態的界線已無法單純用人爲污染和應受保護的自然生態來區分。如同我們熟知寄居蟹以塑膠瓶爲殼、海鷗在塑膠桶中築巢的刻板印象一般，若採取上述視角，也許可以將漁場中湧現的垃圾群視作一種與傳統漁獲物種「相互競爭生活空間」的生態關係。管理上而言，如同對待海洋生物生命週期一樣，若對「垃圾物種」的種類、棲息地或繁殖數量進行系統性分析，也許能得到新的監控或是收容視角。

（二）沙的變化

牡蠣養殖是台西地區傳統的生計模式之一，最早成規模的產業可追溯回 1890 年代（林志德 2008）。每年在 10-12 月開始分苗養殖作業，以竹條架起牡蠣苗種附著的棚架。養至隔年 6-8 月採收季後，夏秋會有大量蚵棚竹條閒置在海邊。前所提到吳克敏、黃正鎮大哥口述，養蚵業因淤沙轉移到嘉義東石與台南。我在 1/9 號上了沙灘，當時看到整個漁港北邊、也就是現地圖上標記「萡子寮漁港涼亭」以南已是一片灰濛濛的沙灘，向外延伸至少30 公尺。當時由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的前總幹事蔡茂源大哥帶我介紹沙灘近幾年的變化，他說沙灘這兩三年間才出現，2020年左右堤防腳下仍是一片潟湖，海與潟湖間則是高於潮汐線的沙丘（見圖二）。田野期間，圖中的潟湖已消失。

蔡茂源大哥提供了一條關鍵訊息：海浪不斷把近海漂沙推往堤岸、等到這些淤沙累積到退無可退後，又會因颱風或西南季風造成洋流變向，而大量把淤沙捲走、重新形成潟湖。整個循環約4-5年（田野筆記，2025/1/9 ）。有關同一片沙灘的變化，黃正鎮船長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觀察到淤沙的範圍持續擴張最開始是在漁港出海口，後從北堤外溢到海濱長廊的海岸，不存在潟湖出現又消失的情形（田野筆記，2025/1/10）。養殖蚵戶的行動區域最晚不遲於 2020 年開始受限。據吳克敏和黃正鎮船長述，養殖戶在漁具管理方面十分鬆散，雖尚不清楚他們使用的竹條源頭為何，但至少可知這些竹條的使用週期長可至數年、短至一個季度就會因孔蟲蛀蝕或鹽水腐蝕而棄用。無法繼續使用的竹條就在原水域荒廢，直到淤沙不斷堆高、形成沙灘之後而隨處可見。從田野期間所見沙灘上一整片連續到近海的廢棄竹條，可窺探當地曾盛極一時的牡蠣養殖規模。

漁港乃至於沙灘的長期淤積，並不是全然放任不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中期就已有疏濬和漁港北邊攔沙堤的延長工程（台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編 2003：22），然而從港口沒落和牡蠣養殖出走的情形來看，恐怕成效並不顯著。蔡茂源大哥提到，在2016年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時曾提出「海洋國家」的願景，希望台灣能將自己定位成打開大門的海洋國家，促進與其他海洋國家的商貿與觀光往來。這樣的願景催化中央政府整合行政院內部所有與海洋事務相關的部門，因黨派政治分歧而推遲至2018年才正式成立「海洋委員會」（黃筱歡2018）。蔡茂源大哥表示，在海委會成立第二年（也就是2019-2020期間），曾經提出萡子寮漁港改善的具體計劃: 除了希望投注資源來密集監管淤沙問題之外，也希望將萡子寮漁港改造成能往返於台澎之間的觀光港口。講到這裡時，蔡茂源大哥還信誓旦旦地向著西邊指: 「從這裡到最遠的那隻風機多一倍的距離，24海浬就是澎湖。」作為台灣最西點，萡子寮漁港最遲在1986年 仍有固定往返於台澎之間的客輪（國家文化記憶庫 2020）。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立法院的黨派分裂激化，這個改善計畫也被迫無限期延宕。蔡茂源大哥認為，即便中央政府有所規劃，但政策進入到雲林縣境內後，會因爲行政方、執行方和地方勢力之間的利益不協調而產生各種執行障礙，最主要因素是「縣政府不想配合」。這樣的情形，據他所述自2005年來經歷蘇治芬（民進黨）、李進勇（民進黨）以至於現在的張麗善（國民黨）縣長治下皆沒有改變這種地方政治結構性的不協調（田野筆記，2025/1/9）。礙於本次田野無法深究鄉內行政與縣內政治的深層政治問題，故不多贅述。

台灣西南部沿海淤積的情形可謂時來久矣，除了行政院海委會以外，由於管轄範圍的緣故，經濟部水利署對此現象也曾經有所介入，在本節的第三部分中，我將詳細闡述整個沿岸地帶複雜的管轄狀況。自19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開始在各個行政領域採用公私協力的管理模式以取代傳統家長式政府的權威安排、也彌合公單位行政無法深入社會脈絡的空隙（曾冠球2017）。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早在2023年便與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合作，以公單位、技術單位、當地居民三方的合作模式展開「海岸公私協力計畫」。第一次的計畫同以牡蠣養殖盛行的嘉義沿海為試驗地點，利用養殖原地廢棄的蚵殼、串蚵塑膠繩和竹條為材料，築起具備固沙功能的裝置，旨在防止外傘頂洲的消散（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2023）。2024年9月，成大水工所第二次以相同方法在萡子寮漁港北岸的海濱長廊展開試驗，這次的實作裝置不但具備固沙作用，甚至請活動於四湖、口湖鄉的在地藝術家陳玄茂設計裝置藝術的造型。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的執行長蔡茂源大哥即是計畫期間協助進行的當地人之一。實際上我在進入田野的第一天晚上就向他打聽到了這個資訊，故1/9號的走訪原先是希望能更了解這個計畫。

雲林海岸公私協力計畫執行有兩個成品，一是以竹條、塑膠繩和蚵殼築成的固沙裝置藝術、二是在海堤上設計的防浪裝置藝術（見圖三、四）。在兩週田野期間，我曾數次到海邊觀察這些物件，固沙裝置從去年底建好到現在，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沙丘，明顯要高出沙灘其他部分、甚至已經跟人差不多高，可見固沙裝置作為防止沙丘流失的凝結核，還是有一定程度作用的。走近看，竹條結構上捆綁的蚵殼串在風吹之下相互碰撞會發出清脆的響聲，在腳邊有颼颼飛沙、身邊被強風鳴響包圍的場景下，形成一幅有點超現實的景觀。整個固沙裝置由高度 50-200cm 不等的竹條所製成，排列成雙峰的造型，在基部撐出一個長方的立體結構以維持站立，但因數個月的積沙而只剩不到 100cm 的高度裸露出來（田野筆記，2025/1/16）。即便單個裝置的固沙成效不錯，但綿延一公里以上的沙灘，僅有這麼一點防護，恐怕成效不彰。這也是為何蔡茂源大哥認為這個計畫只是一個小實驗，可能更多的作用是「政治表演」或是「消化經費」。他批評到: 「水工所還停留在陸地思維，不知道沙會隨著水而流動」（田野筆記，2025/1/9）。有趣的是，隔日訪問黃正鎮船長時，他對此也表示了「沙是活的」一個說法，似乎當地與水有緊密關係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對地形變化有著相同的看法（郭天祐、劉曉語2024：31）。蔡茂源大哥對於海堤上的防浪裝置藝術有著更強烈的批評，從他口述，該裝置藝術的設計目的是「防止漲潮時的海浪或是海風侵蝕岸堤」。他認為用泥漿糊上岸堤的竹條、蚵殼這些材料不可能堅固過已經屹立在這十幾年的混凝土堤防，認為水工所的土木理論與現實脫節。

（三）沿岸地區的治理破碎化

自田調第一天起，為了開展海洋垃圾管理的這條線索，我便試圖聯絡過四湖鄉公所清潔隊、口湖鄉公所清潔隊、雲林縣環保局、甚至是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1/13號之前所了解到的情況較不完整，口湖鄉公所清潔隊表示他們並沒有承辦海邊垃圾的清運業務，婉拒了我的訪談請求、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則表示實際上的執行單位是雲林縣政府環保局、雲林縣環保局則表示不同的分區有不同的負責人，以萡子寮為例子的話便是四湖鄉公所清潔隊。最終我與四湖鄉公所清潔隊的負責人吳秀珍隊長於1/13號會面訪談，吳隊長告知：依照岸邊不同性質的區域和不同物件、由不同的單位管轄，他們只負責一般垃圾的清運、或是淨灘團體已經收集整理成堆的岸邊廢棄物。1/7號晚上林彩雲大姐載著我與另一組同學前往溪仔崙和三條崙海邊時曾經過四湖鄉清潔隊垃圾掩埋場，吳隊長表示，大部分來自岸邊的垃圾，如若特殊的回收品，則最終都會來到此處掩埋。

如同上兩個小節提到，岸邊出現最多的是蚵棚竹條、蚵殼與塑膠垃圾，倘若粗淺地將塑膠垃圾粗淺地歸為一般垃圾，那麼那些竹條和殼要算做什麼？吳隊長說明，那些竹條由於出現在沙灘上的緣故，歸為國有財產署和水利署共同管轄，而棄置的貝殼除非有民眾檢舉，不然一般不會視作污染源。清潔隊實際上負責的是岸邊防風林的環境維護（田野筆記，2025/1/13）。整個沿岸可以分為幾個區塊: 漁港、堤外沙灘、海堤公路水道等基礎設施、堤內的沿岸防風林。漁港對應到農業部漁業署、堤外沙灘對應到國有財產署⁷、海堤公路水道等基礎設施對應到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沿岸防風林則是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見圖五）。

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年所推行的「向海致敬計畫」中，詳細地闡述了針對台灣沿海與近海區域的垃圾管理模式，其中將「海洋廢棄物」定義為「遭棄置或經潮汐沖刷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之廢棄物」（cf.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推動作業要點），將垃圾區分為「一般垃圾」和「非資源類垃圾」，下有針對沿岸生計模式的「廢棄漁具」一類。基本上，依照廢棄物出現的地點，不同的管轄單位會自行委派地方政府或是處理廠商來處理不同的廢棄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

⋯⋯依國有財產法規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權管國有非公用土地，惟實務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常未經依法撥用或洽國產署同意，即逕行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相關設施（如海堤、港口等），致常有權責不清爭議，需逐案協調耗時費力，影響清理效率。另未登記土地清理權責問題，過去亦未有明確劃分，部分係由地方政府逕行清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11）

例如前所提到在沙灘出現的蚵棚竹條，若以出現地點來分類，應屬國有財產署事務；然而以性質上來說卻又屬「廢棄漁具」，應屬農業部漁業署管理（ibid：17）。漁業署確實根據計劃內容，在台灣西部沿海各地漁港設立漁具具名及廢棄漁具回收獎勵機制（雲林縣政府漁業科2021）。就雲林縣而言，僅有口湖和台西二鄉的漁港有廢棄漁具暫置區和回收獎勵機制，與吳秀珍隊長確認後，也得知四湖鄉暫無。單透過蚵棚竹條的例子，也許能說明物件地點與性質的管轄相衝突。然而面對相似的海岸垃圾問題時，縣鄉級單位與地方公務人員、地方居民之間所配合的處理模式，仍需要考慮港口使用率、漁業密集程度、鄉鎮人口規模和行政資源配置等一系列相互牽制的因素。它們共同影響地方事務或是計劃執行的優先順序，儘管制度上存在管轄權重疊，實際執行時仍以彈性的資源分配而有著較為靈活的分工。

自二十一世紀來，海委會、環保署和雲林縣政府數次在雲林縣沿海開展地方代表和各個利益團體的研討會，多次針對萡子寮漁港的淤積或是綠電與土地問題挹注預算（雲林縣政府公共關係科2015；林上祚2019），惟因各種行政的、利益團體的、環保的、黨派問題而無法迅速落實。這些治理議題所牽涉的後勤（logistics）系統不單只由政策制定、行政分工所決定，而與不同社區、單位之間的權益平衡、資源協調深度綁定，並非純粹講求機械式管理的線性體系。

萡子寮漁港一帶的環境變遷——特別是淤沙堆積與港口功能衰退——不僅改變了當地的漁業與牡蠣養殖生計型態，也為海洋廢棄物的堆積與再利用創造了條件。從廢棄蚵棚竹條的隨處可見與居民的就地取材，到漁民面對塑膠、保麗龍在漁撈作業中高頻出現等現象，顯示「垃圾」早已不是單純的外來污染物，而是深度嵌入在地方生產與生活之中的物質存在。若援引 De Wolff（2017）的觀點，我們或許能將這些海廢視為一種「物種化」的存在，使得傳統漁業在這些現象中重構出新的生態。也因此，若要進一步理解地方居民如何與這些海洋廢棄物互動、乃至賦予其新的社會意義，必須回到這些物件在地方社會生活中的流動與再利用實踐上，這將是下一節討論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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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廢再利用的社區性

若說環境變遷的因素提供了當地居民能夠自行撿拾海邊物件回來使用的物質條件，另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是，既然廢棄物再利用並非孤立的異常現象，那是否存在類似於Schlehe & Yulianto（2020）所描述的那種「圍繞著廢棄物而展開的社區生活」呢？原先看到來自萡子寮漁港的合作淨港作業，我預設當地居民存在自發性的環境維護，可能存在定期的淨灘淨港活動，藉此成為當地人社區生活的重要部分。實際上根據蔡茂源大哥和善水咖啡夫婦所述，當地的淨灘活動大部分都是由外地人、特別是環保團體與青年志工團舉辨。實際上當地人大部分對此沒有太多想法（田野筆記，2025/1/9-1/10）。蔡茂源和黃正鎮船長甚至表示，類似於海岸公私協力計畫這一類性質的活動，村長為了召集足夠的人數協助計畫實行，時常會自掏腰包購置參與獎勵品，比如麵包、紀念獎杯等等，以這些東西來吸引當地居民參與。

除了在前一節中所提到，當地居民自行撿拾海邊的蚵棚竹條私用之外，實際上在社區的各個角落還存在經彩繪加工過後的竹條和漁網浮球，明顯經過了有意識的美感加工，與遍及村子各處的彩繪壁畫形成較為一致的風格。田野第一天帶我們熟悉環境的普天宮總幹事蔡瑞泉大哥提及了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與社區發展協會曾經在此帶領過的各種社區營造工作與這些彩繪藝術之間的關係（田野筆記，2025/1/6）。而1/10號訪問黃正鎮船長之前，在善水咖啡與助教攀談後得知，整個廣義上屬於萡子寮的聚落居然有足足四個與社區發展相關的組織。隱約之中還是能感受到，這些社區性的線索或許仍然和廢棄物再利用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如陳秀卿（2013）的研究案例，廢棄物再利用、特別是經由藝術加工之後的再利用，是有可能串起社區成為主軸的。

本節透過社區營造計畫留下的痕跡、和數個社區營造計畫對當地居民施加的影響兩個面向來探討廢棄物再利用如何藉此成為凝聚社區意識的物質體現（embodiment）。

（一）回收物的社區性: 社區營造計畫的痕跡

田野的第一天中，蔡瑞泉大哥便向我們介紹了遍及在村內各處，由藝術家曾進城所創作的彩繪壁畫（田野筆記，2025/1/6）。像這樣子邀請外來藝術家或是社區發展的例子，其實在萡子寮村內不算少見。我們所留居的民宿斜對面就有一間由廢棄房舍所改造的景點「老屋樂活居」。該老屋的院子就是由廢棄竹條所搭起，而且搭建工法比其他住宅圍欄還要更為整齊，在院內也有廢棄木板搭建的舞台、在幾顆棕梠樹上也掛有彩繪蚵殼、彩繪浮球等物件（田野筆記，2025/1/16）。老屋樂活居是雲林科技大學的學生參與雲林縣105年度社區規劃師操作型輔導計畫所舉辦的第八屆社區PK賽期間的作品，由萡東社區發展協會協助執行。2021年，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也舉辦了「漁村職人生活體驗營」，以體驗搭建傳統生計模式的烏倉寮、體驗地方風味飲食為主軸，讓附近鄉鎮的學生能夠體會傳統漁人的生活模式（張朝欣2021）。在萡東村南部、雲131縣道準備進入萡子寮前往北，能夠看到曾經用於夏令營的「社區產業育成館」，一旁還有由彩繪竹條所搭建的「漁村體驗坊」。

上述兩個例子基本都與城鄉發展協會的蔡茂源大哥有較為緊密的關係，他自從2016年返鄉照顧母親後，便積極參與社區發展事務。其中也包含了2018年展開的「喔熊藝術村」計畫。這些遍佈在巷弄和民宅間、隨處可見的彩繪物件十分顯眼。1/11號在民宿整理筆記時，曾遇到來自外地的小學郊遊團在午後騎行經過萡子寮，幾十人在彩繪藝術前合影留念，可見這些物件對於初來乍到的觀光客而言確實是能夠留下印象的重要標誌。

萡子寮在1990年代漁港開始沒落之後，面臨到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青年離鄉到外地讀書工作後基本很難再回來。村落各地都有因屋主離鄉而荒廢的老屋。我並未能在訪談中問出蔡茂源大哥一開始積極參與社區發展事務的直接動機，然而透過這些廢棄物再利用的痕跡，我們也許能試圖窺見在過去十年內的各種嘗試。透過下一個小節所將提及的兩位報導人，我將進一步說明廢棄物再利用如何成為串起地方居民的重要媒介。

（二）廢棄物再利用如何成為社區連結的媒介

在田野的第三天，我訪問了萡子村西邊小有名氣的三色屋民宿老闆張景山大哥，現年約六旬。他原先在嘉義作冷凍魚貨批發，五六年前返鄉後萌生了經營民宿，以提供其他返鄉親戚駐足之地的念頭。三色屋民宿以其鮮豔明亮的彩繪裝置藝術為特色，建物本體是由數個貨櫃和多種彩繪物件裝飾組織而成，包含但不限於: 塑膠浮球、竹條、蚵殼、一條小船等。民宿兩側有成堆的、七彩的海上浮球；而前院的樹上也串起彩繪浮球的裝飾。訪談之中，張大哥透露了剛返鄉時發現沙灘上有許多竹條、塑膠袋、寶特瓶、浮球、鐵鋁罐等垃圾，他看到之後認為「環境很髒亂」，「垃圾會讓洄游的海豚受傷」等，於是試圖撿拾這些漂流廢棄物（田野筆記，2025/1/8）。然而後來逐漸意識到竹條過於笨重，且許多一般垃圾處理起來十分費工、要自己分類之後才能轉介給清潔隊處理。後來則撿拾海邊的塑膠浮球居多，大多經由張大哥讀國小的孫子彩繪而成為裝飾品（見圖六）。隔日（1/9號）訪問蔡茂源大哥時，他在經過三色屋民宿時便表示了這些浮球、乃至於民宿周遭的裝飾藝術，都是經由他啟發後，張景山大哥才跟進的。雖然田野後半他因故而暫時離開雲林而無法向他證實這條資訊，但從蔡茂源大哥自宅院子內的浮球裝飾類型和散落在村子內各處、乃至於三色屋民宿的浮球裝飾風格基本一致，我們確實可以間接認為浮球裝飾的出現與他有比較緊密的關聯。而三色屋民宿也確實因其彩繪裝置的特色而成為萡子寮較為知名的景點（王曉貞2021）。

駐足於善水咖啡時，我注意到咖啡店隔壁戶門口有一塊由蚵殼製成的地圖牌，和兩頭木製的小鹿雕像（見圖七）。經前面各種藝術加工的廢棄物再利用例子來看，這明顯與社區發展有關聯。咖啡店經營者夫婦也表示隔壁住戶是一位「很有藝術氣息」的大叔（田野筆記，2025/1/10）。我直到1/14號才有機會訪問這位住戶，也就是住在咖啡店隔壁的蔡忠誠大哥，年約五十來歲。他早年在台北光華商場經營音響生意、因長期使用重低音耳機導致聽力受損，約 2010 年時返鄉，而當時善水咖啡仍是老闆柏惟的父親開的豬飼料店。從蔡忠誠的訪談中得到了關鍵資訊——萡子寮社區工作室執行長蔡茂昌大哥在 2014、2015 年帶領的社區營造計畫。忠誠大哥表示，原先萡子寮因人口外流，為了帶起觀光而有了社區營造計畫。每一個計畫長約五年，須向縣政府申請預算後才能執行。然而預算只有五萬，要做出成果後政府才能撥下更多預算，所以執行責任就落到居民頭上，必須考量極為有限的成本因素執行。這個脈絡之下，才有喔熊藝術村的彩繪壁畫、乃至於其他的裝置藝術（田野筆記，2025/1/14）。

蔡忠誠大哥還提到，約2019、2020年時蔡茂昌大哥帶領村民參與社區營造比賽。查閱線上資料後發現，可能與「第11屆社區PK賽」有關係（雲林縣政府新聞處2019）。為了參賽，他把許多廢棄物：竹條、蚵殼、浮球、浮塊等物改造成各種裝置藝術，包含前面提到的道路牌、以及用竹條段製成的花圃、廢棄漁網和竹條搭建的涼亭等。張景山大哥的民宿彩繪藝術也屬於比賽的一部分（見圖八、九）。但他卻表達了對「第11屆社區PK賽」結束後再無下文的不滿。從蔡忠誠大哥的對話當中能感受到他對「參與社區活動、促成社區改變」有所期待，否則不可能花費那麼時間製作裝置藝術。

這些具有社區性的廢棄物再利用並非單純出於居民對環境的自發關懷，也非完全由上而下的政策導入成果，而是在多個社區營造計畫、地方組織與個人實踐者，如蔡茂源、蔡茂昌兄弟等人的交錯影響下，逐漸形塑出一種具備地方風格的行動。這些經由藝術加工的再利用物件，不僅成為視覺上的地點標記，也在無形中串聯起社區發展計畫與個別居民的日常行動，形成一種雖非高度凝聚、卻具有某種社區感的物質實踐。這說明了即使在社群意識相對鬆散、人口流動頻繁的沿海聚落中，廢棄物經由再利用與美感轉化，仍有可能作為社區連結的媒介，承載某種程度上的地方記憶與集體經驗。

（三）蚵棚竹條的再利用

田野第二天時，最初接觸的兩位報導人是撿拾這些蚵棚竹條用作自家圍欄的蔡秀華、蔡吳金阿媽，分別住在萡子村 171 號和190 號，兩位長者皆已過八旬。蔡秀華阿媽有位女婿蔡慶良大哥（約莫六旬）住在191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台北工作、假日才會返鄉探望岳母（tiūnn-ḿ丈姆，但蔡慶良大哥說我可以稱他岳母為a-ḿ阿姆），惟田野期間兩週他都剛好在村內。當天早上便是在蔡心娜村長介紹下，經由普天宮前泡茶聊天的幾位阿姨介紹才接觸到蔡慶良大哥的。蔡秀華女士目前獨居在村子南邊一排三幢透天的其中一幢，臨近下崙排水之一水道。原先他與幾位親戚同居在一間大三合院，約三十年前幾位親戚分家，拆除古厝之後另起了三幢新的混凝土透天，因此左右鄰居也都是自家親戚。三幢透天共用一個前院，在面向村內最南巷子的那一面，有一面以各種廢棄竹條和零散鋼骨築起的一面圍欄，他稱之為「lî-pa-á（籬笆仔）」（田野筆記，2025/1/7）。

據他和蔡慶良大哥所述，大約在2007 年左右，他孫子尚未去當兵前，看到海邊有許多廢棄的竹條覺得十分可惜，剛好古厝留下來的牆基也需要找尋替代材料築起圍欄，所以就用摩托車拉著一台鐵拖車，一批一批地將海邊的廢棄竹條、木條和串蚵繩拉回自宅，利用這些材料重新組起一片長幾十米的圍欄（見圖十、十一）（田野筆記，2025/1/14）。

蔡吳金阿媽則是獨居在190號的三合院，剛好就在蔡慶良大哥宅斜對面，正好由於臨近，蔡慶良大哥建議我可以去向他打聽看看情況。1/7日訪問時，三合院只剩下正身跟一間廂房，南邊的廂房早已因親戚分家離鄉而荒廢。在三合院的正對面有一片約 50多平米、用各式竹木條、門窗板隔起來的園地。蔡吳金阿媽自五年前丈夫過世後便獨居於此，平日撿拾社區的各種回收品作為活絡筋骨的日常活動，且在外有一個約二十來歲的孫子就讀交通大學，只有假日會返鄉探望。在訪談中阿媽透露，家對面所圍起來的地塊是一個菜園，目前種有冬瓜和蘿蔔，未來可能還會進一步整理成適合種香蕉的園地（見圖十二、十三）。

這片菜園的圍欄其實是丈夫十多年前仍在世時，騎摩托車從海邊一條一條拉回村內所築起的。當時海邊尚未積起沙丘，他並不敢自己下灘頭。不過看到海邊這麼多竹條，他覺得如果放著荒廢的話十分可惜（田野筆記，2025/1/7, 1/14），於是跟著丈夫一起築起了這片菜園。他還表示，曾經有開發商想要收購這片小菜園，不過後面因我尚且無法得知的原因不了了之。如今蔡吳金女士已在此獨居數年，據民宿老闆娘蔡招伶女士所述，他因為長期獨自生活，較不習慣跟左鄰右舍往來（田野筆記，2025/1/17），我猜測可能是因為不願意自己與已故丈夫的生活痕跡被抹消，於是最終決定不出售這片菜園吧。

兩位長者在描述撿拾這些材料築成圍欄的動機時，皆提到了摘選材料的「便利」，即低成本以及隨處可得。實際上除了海邊的養殖竹條之外，二位住家的圍欄也參雜了許多來自周遭廢棄房屋的支柱木條、門板等，顯現出了某種臨機性（makeshift），並沒有特殊的選擇標準。蔡秀華阿媽提到了祖厝老牆基如果要再以紅磚組砌，恐怕會十分昂貴。將岸邊竹條用作籬笆的並非只有這兩戶的案例，走遍村內後發現至少有其他三戶人家以明顯是海岸邊的廢棄竹條作為圍籬、曬衣桿等各種用途；也存在各種經由彩繪加工、人工設計之後作為圍欄的數個例子，顯示當地可能在過去的某一時段曾經較為密集地、或是長期而零散地出現到岸邊撿拾竹條回來私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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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廢棄物共存與環境的符應

從上述已經梳理的田野材料來看，主要可以將海洋廢棄物再利用的狀況分類成兩種: 居民因個人用途而臨機撿拾廢棄物、和社區發展脈絡底下所出現的各式裝置藝術。可以「實用性」和「裝飾性」兩種類別代之。形成這種現象的各種先前條件最後都能回歸到「沙的淤積」身上。最一開始在文獻回顧中梳理了淤沙形成的自然環境和人為因素，後又闡述了淤沙如何造成漁港、乃至於當地牡蠣養殖產業的沒落。其實原先還考慮將2018-2022年期間興起的風力發電納入上述討論的部分內，但礙於主題的相關性，在本文中並未著述於此。

《四湖鄉志》和當地人的生活經驗顯示出，不論是六輕工業區或是海上風場的興建，似乎都與海漂垃圾衝擊漁業和沿岸養殖業有所關聯。漁港淤積沒落後，當地的經濟建設陷入了長期低迷，萡子寮的青壯年人口紛紛向外地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留下來的長者看著環境變遷、與因淤沙而被留在沙灘上的竹條同為「慢慢被時間淹沒」的相互映照。他們撿拾竹條來使用，側照出兩種邊緣化重新塑造彼此的情況: 一個是本該自然腐敗的廢棄物獲得新生、另一個則是環境變化的時間切面成為了他們生命記憶的一部分。雖然發展機會受阻，但仍然有社區發展的動力試圖給萡子寮營造新的樣貌，特別是利用不同廢棄物、進行藝術加工來改造地方景觀的嘗試，也串起了社群內不同的人，不論是對外或是對內都形成了一定的凝聚力。

在田野中除了張景山大哥和數位漁民養蚵戶之外，並沒有表達出太多對於這些廢棄物的「排斥感」——即「把廢棄物當成造成污染的垃圾」。從這點我們能夠觀察到政策制定與地方生活經驗的差距。環保署將養蚵竹條定義為需要管理收容的廢棄漁具，而當地人大多將養殖廢棄的竹條視作海邊長久以來景觀的一部分。若以文化分類來看，那些在陸地上也會被視作為生活垃圾的物件、如塑膠瓶、塑膠袋、保麗龍與鐵鋁罐等物在海中也會被視作污染物。而廢棄的竹條反而可能因可降解性和褪色的竹子容易與漂流木搞混，而被視作為海邊景觀的一部分。從Thompson（1979）的分類來看，這些竹條或是用作彩繪的浮球原本是生計工具，而並非理論中強調的「商品」（goods）。從物質的流通價值來看，這些竹條本該隨著時間流逝而失去生計工作的用途、然而在經歷了價值轉換後，雖然失去了流通價值而成為「垃圾」（rubbish），但反而融入到當地居民的生命經驗和地景（landscape）之中。

我的主題受呂欣怡（2021）一定程度的啟發，該篇從Tim Ingold 的「寓居視角」（dwelling perspective）理解高雄後勁地區的盆栽社群如何映照出當地的實體環境變遷與經濟環境變遷。這條理論主張從環境中「人與非人」的交互作用來隱喻人在環境中感應、適應變化的過程。呂欣怡在文中詳盡討論了人與物、人與人、及人與環境三種交互作用，亦即這些廢棄物重新以當地日常姿態出現的「符應」（correspondence）。礙於本次田野的範圍限制，難以如此精密闡述廢棄物再利用、當地居民和整個環境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仍能建構出淤沙所造成各種的現象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邏輯關係，構成一片相互串聯的圖景。

這些再利用的廢棄物，除了映照出環境變遷的歷史蹤跡，也在萡子寮當地人的生命軌跡中留下痕跡。好比呂欣怡（2021）在工業擾動的失調環境中探尋當地人如何找到安居的姿態（呂欣怡2021：30），這些一度「被遺留、被棄置」的物件以新的姿態登場之後，也許也能預示一個沿海村落獲得新生的未來。

（本文與參考資料收錄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13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頁31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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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本文係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與郭天祐、盧佳秀助教的指導與帶領。也謝謝萡子寮居民蔡茂源大哥、蔡茂昌大哥、萡東村村長蔡心娜女士、福建熱炒老闆與老闆娘、三條崙海清宮林彩雲女士、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總幹事黃正鎮船長、三色屋民宿老闆張景山大哥、漁民吳文華先生、蚵戶吳克敏先生、蔡忠誠先生、蔡吳金女士、蔡慶良先生、蔡秀華女士等人對我們熱情的招待和協助。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2.  一份1992年在瑞士巴塞爾簽訂的廢棄物處理與管理公約，當前全球有186個國家為締約方。 ↩︎
3.  已於2023年升格成環境部。 ↩︎
4.  同於2023年升格為農業部。 ↩︎
5.  此資訊來自陳冠儒同學田野材料，茲感謝不吝分享。 ↩︎
6.  該資訊由共訪同學蘇穎欣問題時得到，感謝蘇穎欣提供共訪資訊。 ↩︎
7.  漁港北堤的淤積沙灘據吳秀珍隊長所述，屬於未登記領土，可能由漁業署和國有財產署共同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