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志、王莉晴（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學生）
本研究聚焦於雲林縣四湖鄉的萡子寮漁港，探討該地在漁業式微與都市發展邊緣化的脈絡下，如何經歷產業、政治等社會各層面之停滯，並展現出地方韌性與空間再生的可能性。透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與地方歷史脈絡分析，本文指出，萡子寮漁港雖長期面臨遠洋漁業衰退、人口外流與政策邊緣化等多重挑戰，其發展進程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的停滯狀態。然而，在地居民與社群透過烏魚子加工產業的經濟活動、萡子寮漁港歷史記憶再造，逐步形塑出具備文化與社會韌性的地方回應機制。萡子寮漁港的空間變遷過程，體現出停滯中的動態所潛藏之能動性，為理解萡子寮該沿海漁村在全球化與地方性張力下的生存策略。1
前言
走進冬日的萡子寮漁港，映在眼中的是靜謐、甚至相當蕭條的港邊景象：漁會大樓的輪廓淹沒在雜草叢裡，南側的新港也沒有明顯的使用痕跡，招標不成的水產加工園區也是名存實亡，很難讓人相信這裡曾經是熙來攘往的魚市。初步期待能在此地觀察到漁民與環境互動的活力，以及社區內部的動態。但實地走訪卻是顯示出與我們想像截然不同的「停滯」狀態。十二日的田野調查，場域為雲林縣四湖鄉萡子寮漁港。原先期待以漁業為切入點，觀察當地人與自然的互動，但田野中的經驗都導向了對一個逐漸凋零漁村的深層關注。萡子寮，作為曾經榮景一時的二類漁港，在歷經淤沙、政策失效、人口外移等結構性因素的交織下，逐步走向一種近乎凍結的時間感——一種介於過去榮光與未來未知之間的「停滯」。而在這片看似寂寥的土地上，我們也看見了屬於萡子寮獨特的韌性。阿蜂阿姨的檳榔攤，一間坐落於漁港邊的鐵皮小屋，成為了我們觀察萡子寮生活韌性的關鍵場域。每天清晨，養殖漁民、退休漁民、海巡署人員在此聚首，聊天、泡茶，分享彼此的生活與記憶。這個小小空間所凝聚的，不僅是人與人的情誼，更是一種對地方的持續投入與微小但真實的生活實踐。
萡子寮漁港的現況，無疑呈現出一種「停滯」的圖像。無論是漁業的式微、基礎建設的停頓，抑或人口老化與青年外流所帶來的社區活力衰退，皆使得當地居民對未來抱持一種近乎無力的情緒。然而，在這樣的停滯當中，我們也觀察到居民透過日常的社交實踐——尤其以阿蜂阿姨的檳榔攤為代表——持續地維繫著人際網絡、重構地方感，並展現出某種生活韌性。
我們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於：在一個處於發展邊緣、瀰漫停滯感的漁村中，居民如何透過阿蜂阿姨的檳榔攤、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實踐地方上的情感、產業連結？這樣的社會互動是否可能提供另一種地方為主體，持續存在、發展的可能，挑戰主流以建設與經濟為核心的敘事？
過去的漁村研究多半聚焦於產業變遷、國家政策如何影響地方發展，或是全球化如何改變漁民的生計策略。但萡子寮作為一個「發展嚴重受阻」的漁村是較少被關注的對象，居民如何在結構性困境下持續維繫社區，並透過日常互動建構出一套應對現況的生活方式。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萡子寮的案例，補充現有漁村研究中對「停滯中的動態」與「地方韌性」的理解，並進一步探討當地人如何在地方脈絡下展現主體性（subjectivity），亦即經驗歷史變遷、政治行動等事物 （object） 的觀點。
文獻回顧
（一）漁村社會變遷研究及區域文獻回顧
郭沛軒（2016）對於雲林縣口湖鄉沿海村落興衰的歷史進行了詳細的回顧。雲林靠海早年以農業為主，但卻面臨了嚴峻的環境惡化。1950年代，國家的生產計畫在制定時，沒有充分考量到地方的地理與環境特性，這導致的後果包括地層下陷和海水入侵 。面對農業的頹勢，靠海村落的居民展現了適應性，轉向發展水產養殖業。但這並非意味著環境問題就此消失。在1980年代初期，第一波養殖熱潮以高密度的草蝦養殖為主，但由於疾病的爆發，草蝦產業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同時鰻苗的數量也開始下降，被認為與過度捕撈和整體自然環境的變遷有關 。這些經驗都說明了，即使產業能夠轉型，環境變遷仍然是影響當地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因素。
而饒祐睿（2024）同樣是對雲林西南方沿海村落的研究，則更著重於海洋環境本身的動態性。文中特別提到了被當地漁民稱為「活沙」（ua̍h-sua）的沙的持續流動和變化 。這種「活沙」構成的海底和海岸地形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地移動和重塑，這直接地影響了漁民的捕魚和養蚵活動 。漁民必須憑藉長期的經驗和細膩的觀察，才能去理解並和活沙「對拍」（attunement），以在這種難以預測的環境變化下，有效地進行漁撈作業。正是因為在受到環境條件限制的狀態下捕魚，同時讓他們創造價值並維持生計，使他們能夠實現時間自主安排的「自由」。漁港的淤沙問題就是「活沙」變動的一個具體體現，它會阻礙漁船的進出，迫使漁民發展出相應的應對策略，例如調整漁船類型或改變出海時間 。
在閱讀這些文獻時，總會認為環境因素所導致的困境能夠透過產業轉型，或人與環境的關係切入，去看見一絲轉機，也是我們一開始在尚未進入田野地之前所單純的認知，但在萡子寮的案例中，產業的發展卻是呈現近乎「停滯」的狀態，仍在從事漁業的人更是屈指可數，不見青年漁民的蹤影。這就連結到了漁業衰退的另一項因素──人口。 人口外移是漁村衰退的常見現象，不僅導致勞動力減少、人口老化，也使得社區活力下降，加劇了「停滯感」。周辰諭（2007）指出，1980年代末期，由於養殖漁業地下水超抽之問題浮現，使得雲林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加上1986年韋恩颱風侵襲，使農漁業生產沒落 ，當地產業發展受限，以及年輕一代接手傳統農漁業的意願較低，人口逐漸外移。最後在1991年麥寮鄉六輕工業區的設立，更象徵雲林地區產業結構朝向工業化目標前進，雲林縣農漁業生產地區沒落，人口大量外移至都市、工業密集之地區。鄉村的高齡化及產業發展問題油然而生，正如我們的田野地—雲林縣四湖鄉萡子寮地區。
政策落差也可能加劇漁村的衰退和停滯感。林瑋嬪（2023）指出在戰地政務時期， 馬祖的漁民受到許多限制，出海捕魚的時間和地點都受到管制，捕獲的黃魚甚至還有可能被軍方以「囤積物資」為由沒收。這些政策都直接壓制了漁民的生計，加速了當地產業的衰退。政策的力量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成為阻力，雖然萡子寮的情況與戰地政務不同，但在人口老化、外流及淤沙堆積的現況下，政策上的缺乏作為也同樣加速了當地漁業發展的衰退。
在梁宸維、王安珩（2024）的研究中，萡子寮的A阿伯對長照政策的質疑，認為利益都被私人公司賺走，並未回歸到村子裡，也反映出了政策無法有效解決地方需求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加劇居民的無力感和停滯感。我們在田野期間與當地居民談及淤沙時，也聽過居民質疑公部門計畫與實行上存在落差。雖然在田野期間我們沒有能力釐清事件的真相，但這些發現都指出了萡子寮漁港發展受困的現況牽涉了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僅靠地方的力量是難以改變現狀的。
綜上所述，萡子寮漁港的衰退和我們在二（二）小節將討論的「停滯感」，是產業及生態環境變遷導致漁業生產受限，年輕人口外移造成社區活力下降，以及政策制定與地方需求之間存在落差等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而這些因素也共同塑造了萡子寮當前的困境。
（二）危機研究中停滯（stagnation）概念
20世紀中，人類學開始進行危機（crisis）的研究，而通過儀式的研究對危機時期的概念化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在這裡，危機指的是一種不連續性，在這種中斷，未來並不可預測。危機的研究主題廣泛，包含自然環境災害、流行病傳播、飢荒、暴力與恐怖攻擊，以及經濟政策所造成的貧窮、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Visacovsky 2017）。社會危機是種閾限階段（liminal moments） ，換言之，既定的秩序反覆崩潰，因此應當被摧毀並由另一種秩序取而代之（Stewart & Harding 1999）。
以萡子寮的政經發展狀況來看，我們能窺見萡子寮在經濟政策方面，如何在臺灣當代社會上缺席，尤其在居民賴以為生的傳統漁業沒落之下，無論是地方創生及城鄉發展的無法永續、漁港改造計畫的延宕，所造成當地人、來萡子寮的人們所感知到的時間連續性 （temporal continuity） 斷裂或凍結。我們能將危機理解為時間經驗的特殊案例。當我們從經驗上認識到不連續性或斷裂已經發生，意即危機時，時間被視為 、「停滯」、「凍結 」。
（三）、韌性 （resilience） 概念回顧
韌性的詞意為物質被彎曲、延展或壓迫後能回到原有形狀的能力，延伸至人在面對逆境時，能適應、調適，並保持穩定的能力。 人類學對「韌性」（resilience）的討論，近年來逐漸從單一功能性的理解，轉向關注其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的建構與實踐。韌性往往並非一種自然存在的「適應力」，而是鑲嵌於地方知識、社會關係與政治經濟結構中的複雜實踐。Dunn（2014）探討喬治亞戰後難民營中的生活條件，顯示出在國際人道救援機構介入下，韌性如何被制度化為一種治理手段。他指出，「韌性」被政策語言轉化為個人或社區的責任，實際上模糊了國家責任與制度失能，導致地方社群被迫承擔應對危機的主體角色。Norwood（2020） 則透過對荷蘭安寧照護與安樂死實踐的民族誌研究，提出「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的概念。在面對生命終結的情境中，個體與其社會網絡如何透過日常對話、倫理協商與情感支持，維持尊嚴與生活的意義。這種韌性體現於人際關係實踐中，顯示出韌性不只是面對外在災變的應對力，更是一種維持社會與倫理秩序的方式。
康舒雅（2024）則以故鄉彰化縣台西村為田野地，描繪沿海漁村高齡化之下，所存在的高齡者的生活慣習、生理退化感知以及相互的照護模式，並且探討在偏鄉的環境之下，長者如何安老？共同築起的社會記憶如何讓長者們成為「留下來的人」？在萡子寮漁港活動的人們 ，亦展現此社會韌性，而這些我們的報導者，便在阿蜂阿姨檳榔攤實踐他們的社會互助，無論是情感、物資交換或是生理上的健康照護，呈現出萡子寮成為地理、政治邊陲地帶所培養出的韌性。
後勁居民在面對工業發展的衝擊時所展現的韌性，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察視角。呂欣怡（2021）指出，在都市發展的夾縫中，後勁的居民並未完全被邊緣化，而是找到機會佔據工業隙縫中的空間，並透過植物培育重新形塑生活方式。這使盆栽園不僅只是經濟生產的場域，更成為勞動、知識與社群關係的交會點，讓後勁居民即使身處在不利的環境 ，仍然能夠維繫地方感。研究也透過「寓居」與「符應」的概念，強調了地方社群如何在受限的條件下，透過與植物的共作來尋找生存之道。這種與環境的積極互動與調適，正是社會韌性的具體展現。同時也啟示我們，即使面對看似難以克服的外部壓力，地方社群仍可能透過自身的創意與集體行動，發展出新的生存模式，展現其適應能力。總而言之，社會韌性體現在多種面向，它不僅包含著面對困境時的調適與應變能力，也體現在深耕地方知識與文化、積極建立社會網絡，以及善用外部資源與新科技等不同方面。
萡子寮漁港的歷史變遷與當代困境
（一）漁港的興衰歷史：早期發展、漁業政策的影響、產業結構的轉變
萡子寮漁港位於雲林縣四湖鄉西側，面對臺灣海峽。這個靠海村落在過去的年代，海域提供了村民賴以維生的資源，漁港曾是地方社會的生命中樞。在港邊遇見的釣客也不吝嗇地分享過去漁港的景象，年紀約莫六十歲左右的他，描述著那段生態環境還很好的日子：
以前生態環境還很好的時候漁港還不是用水泥蓋的，地面主要是土溝，用土溝圍起來，冬天時隨便搭個網子就能抓到不少螃蟹，小時候常常和朋友們到港邊抓螃蟹來玩，港邊非常熱鬧，常有人在港邊賣漁貨，就直接在地上擺攤。(2025.01.10田野筆記)
地方居民如同一部記憶的錄音機，記錄著這裡的繁華與變遷。善水咖啡的老闆娘在談話中道：「雲林從北邊下來『麥臺四口』——麥寮、臺西、四湖、口湖，以前是一日遊的熱門行程啊。那時候還有國旅補助，很多人會來玩。」。但今日的萡子寮，已不復當年景象。在與我們的訪談中，漁會的張主管一語道破轉變的癥結：「像我們這邊水產加工園區做不起來，最主要就是地價、交通、人口老化這些結構性問題。」
詢問水產加工園區名存實亡的現況，背後是有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他指出，當初招商規劃時並未明確設定加工標的：「什麼樣的水產，進口的、近海捕撈、養殖的……哪一種是主要的加工目標，在規劃這個園區時其實根本也沒有設定，這個地方就是有著水產加工園區的名字，但細部的、具體上的執行都沒辦法做。」更進一步地，主管指出這塊土地雖名為「水產加工園區」，但實際上無論基礎設施還是營運配套都未完善。
我們接著詢問當地是否有觀光發展計畫，主管很直接乾脆地回答：「沒有。」隨後補充：「縣府是有意願，明後年有在想，但要怎麼做都還不知道，還是要等之後有專業人士的協助才會比較清楚。」講到觀光，張主管接續說明了他認為觀光要做起來最重要的三個因素——人、景點、交通。「交通很重要，道路用好，又有景點，人自然就會進來，就很簡單，只是這裡也沒什麼景點啊，沒有經費去建設。」語氣中透露著無奈。
我們進一步請他假設若經費不是問題，他會怎麼做。他思考後回答：「我會做BOT案啊，蓋個海生館、水族館，這樣不就有景點了？或者新港那邊現在沒在停船，那是不是可以找遊艇公司合作？這樣人就會進來。」但語畢又說：「講是講啦，經費還是卡在那邊。現在這邊漁獲量不多，承運數量不足，交通、資源取得也都很不方便，在這樣的條件下硬要做的話，成本與效益也不成比例。」
在談話的過程中也逐漸能察覺到，萡子寮的沒落不是單一事件或個別決策的結果，而是一連串結構性問題積累而成的產物。從政策設計錯置、經費短缺、產業轉型停滯，到政府與地方之間的治理斷裂、青年外流與在地知識的邊緣化。正如張主管所言，漁業的辛勞與缺乏前景使年輕人不再願意返鄉，而政府也未提供足夠的支持與想像力來協助地方再生。萡子寮的歷史與現況，映照出了臺灣漁村發展中的困境，更揭露國家治理邏輯與地方生活之間的斷裂。
大多數漁民認為政府不重視這個地方，只會操作一些政治選舉手法而已，對中央、地方政府抱持著消極態度。訪問口湖鄉公所之時，發現鄉公所也夾在縣政府、漁會、漁民不同立場之間，無奈指出：
雲林鄉親旅外，剩65萬左右，旅外超過200萬人，因就業機會少，沒有一個很好的環境，而政府有在推動地方創生。六都也是有他們的問題，土壤液化、人口過度密集等，而雲林/萡子寮漁港要解決的是海岸線整治、觀光漁港、漁民能夠出入，像規劃觀光漁市，雲林漁業資源豐富，是政府沒有規劃好。（2025.01.13 口湖鄉公所訪談）
口湖鄉長進一步表明，打造好萡子寮觀光漁市，雲林的漁港打造好，就會推動地方；淤積也未必不是好事，像日本、新加坡填海造陸擴大用地；無法種作，能源政策講求替代能源，做好光電也會發展很好。萡子寮漁港觀光化、淤積沙洲做光電發電地，西海岸做一個全世界、全臺灣最好漁港的決心，不要像上一代畏縮。這些是口湖鄉長的期許，但鄉長提出許多建設藍圖後，面對現實層面，還是僅能採取見招拆招，苦於位在較被動的狀態。我們能看見建設、發展主導權仍在中央、縣政府手上，也知建設的實施與選舉制度有關，有時建設的落成，會在後續任期而非自己任內，故地方政府不太積極推動長期計畫，尤其經費有限，速成效益導向的政策實施及規劃，才會對政治有利，進而使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建設的萡子寮就這樣被擱置在旁，自行面對種種困境。
漁港重劃但沒有漁民進駐，因漁港不可使用。輔導這些產業，要解決之前，業者自己會評估，開發不起來就是沒有誘因。（2025.01.13 口湖鄉公所訪談）
政府政策與地方連結的落差，不只在鄉長的言談中窺見，與漁會張主管談話，每每談得越多語氣越發沈重：「我們現在要報檢驗、寫報告，一堆規定。但這些方案真的會被看到嗎？不會啦。政府只是做表面功夫，不會真的想讓地方變好。」他舉例說到，很多學校包括臺大、高科大、海大來這裡做研究、寫企劃案，最後也都沒通過。「講永續？沒錢、沒改變，人怎麼回來？剩下的漁民也老了，講永續根本不切實際。」張主管另延伸到漁業的現狀，像是冬天漁獲量小但經濟價值高，卻因生態改變、海洋資源枯竭與過度捕撈等因素影響，愈來愈難維持。他說：「現在海產價格高，但污染看不見，也很難檢測出來。問題很多，但要對症下藥太難，沒人會真的負責。」找不到人負責，政府也沒有積極的作為，就這樣困在這個現狀了。
聽著聽著，漁港的沒落好像是個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就問了主管，漁業的沒落好像很難避免，會不會覺得很可惜，還是有想過可以怎麼保存？張主管回答，出海的人越來越少，漁業不多，政府不注重漁業青年，沒有去輔導近海或觀光漁船，年輕人沒有賺錢機會就不會回來。而且漁業辛苦，父母也不希望做這個行業，現在大家都想乾乾淨淨的在辦公室上班。
這些言談無論是不同立場的說詞、心聲，還是權責劃分不清的後果，事實便是政策實施、生態、人口結構的窘境確實的發生在萡子寮當中，擺在我們眼前。鄉公所、漁會等行政單位又無中央、縣政府權力能制定相關政策、調撥經費，只能看事辦事，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這個曾經熱鬧非凡的漁港，我們看見的不僅是地景的轉變，更是一整個產業結構、地方政策與居民日常生活的深層掙扎與無聲抗議。
（二）生態困境：淤沙問題、過度捕撈等環境變遷的影響
除了政策與建設上的困境，萡子寮漁港面臨的另一項重大挑戰來自自然環境的變化。對於萡子寮漁港的衰退原因，只要是詢問萡子寮的人們，大家第一個指向都是漁港淤積。漁會的張主管給了我們詳盡的回覆，他坦言便是整體漁港沒整治，淤沙嚴重，歹出入（pháinn-tshut-ji̍p）。對於淤沙問題的源頭，不少人認為是六輕拋沙入海造成的，但濁水溪流向往南的淤沙也一定有，整個雲嘉南地區的地形地貌本身就也有影響，從1994年麥寮六輕進駐雲林，60幾公里海岸線水流變化、濁水溪沙量多、水溫水流、方位走勢，等等因素都參雜其中，也沒有任何明確的證據能認定誰才是造成淤沙的主要原因，整個淤沙問題是難以歸因於任何單一因素的。
提到整治的辦法，主管回覆平常每年都會申請抽沙，但是都是治標不治本，沒辦法防止淤沙一直流入。若真的要從根本解決淤沙問題，就是要改建加長堤防，不然就是重建漁港，但重建本身就需要大筆經費，興建堤防對生態可能造成的影響也需要經過多次評估。可能是考量到萡子寮漁港投入經費後能回收的效益不大，一直以來這個地方都得不到足夠的經費去執行能治本的行動。
張主管認為，漁業消失是很可惜，但要怎麼興起是問題，法律規定越來越多，魚類資源也越來越少。他認為漁業的困境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生態問題、漁獲量減少、地形地貌變化以及氣溫改變，特別是過度捕撈的影響，使得海洋資源日益枯竭，養殖漁業就逐漸取代近海漁業。如前一小節所述，海產價格偏高能夠獲取利潤，但海洋污染問題卻不易被發現，因此海洋資源的枯竭也很難找到誰要負責、很難去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談到永續，主管說沒有什麼永續，沒有經費做出改變，環境不會改善，人不會回來，剩下的漁民也都年事已高，所以現在要永續很難。對於地方居民而言，這些結構性的生態困境逐漸轉化成一種日常中的無力感——看得到問題，卻無從處理，長年累積的不是具體改變，而是習慣性的「等不到資源」。那種「知道答案卻沒有人理你」的日常，也讓地方和「永續」這個詞產生了距離感。
在人為與生態的錯縱關係中，呈現出地方上一種複雜卻難以改變的停滯狀態。地方居民知道問題在哪，卻無力處理；政策方案或許存在，但落地的機會渺茫。萡子寮的生態困境不是單純的自然災害，也不是地方治理的偶發瑕疵，而是長期下來，政治與制度擱置、不給答案的結果。當我們坐在漁會辦公室、聽著主管列出一項項做不到的修復計畫，聽著他的語氣從陳述轉為無奈，那不是對某個問題的失望，而是對整體體制的疲憊。對萡子寮而言，生態困境已經不是突發的例外狀況，而是日復一日的現實。
（三）強欲散庄：人口結構變遷
萡子寮目前除了上述之外所面臨的政策、生態困境，我們在田野第二天遇到農會的林主任，再向我們逕直點出這個村莊的兩點問題：人口老化、人才流失。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4）〈雲林縣統計通報第113-04號雲林縣青年人口遷徙情形〉，民國112年雲林縣青年人口遷入3801 人，遷出 5792 人，淨遷徙人數呈現負成長。其中，遷出率又以四湖鄉 41.30‰ 最高，同時青年之社會增加率更以四湖鄉-23.07‰ 敬陪末座。觀察近五年資料，雲林縣淨遷徙人數皆為負值，顯示青年人口持續外流，成為雲林縣人口問題的最大因素，四湖鄉更是。而民國114年5月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數據指出，四湖鄉當年度人口高齡化比例高達25.79%、人口自然成長率負成長6.808‰，在青年人口大量外移之下，超高齡社會的人口結構也成為不可避免之現象。
年輕人為什麼不在萡子寮呢？「我們這邊最缺少的就是工作機會嘛！」農會的吳經辦破題地說，也解釋萡子寮漁港現在沒有港口功能了，因為泥沙淤積。六輕建廠也造成水流變更，加上前述港口問題，近海漁業人口不多了，漁港附近雜草叢生，漁會大樓除了面對漁港的前側，左右和後側都被雜草覆蓋。談到傳統產業，尤其是漁業，吳經辦說年輕人也不太能做，年輕人喜歡輕鬆、比較不髒的工作，自然少了回鄉從事漁業的誘因。
我們進一步詢問是否有年輕人曾就讀相關科系後選擇返鄉投入漁業時，吳經辦搖頭說沒有。他語重心長地補充，這一行平常非常閒，但一忙起來又非常辛苦，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樣的工作節奏。「現在年輕人怕吃苦啊，不想做這樣的工作。」他的話也呼應了漁會張主管對不同世代工作價值觀差異的描述。顯而易見的，最主要的經濟產業因生態環境惡化不再運作，又苦無政策資源協助產業轉型、在地青年就業，環環相扣變成了萡子寮如今寂寥的地景樣貌。在檳榔攤遇到的一位大哥是這麼說的：「年輕人要有可以生存的空間才會想回來，地方用好才有空間生存，沒得生存就吃東北季風就好了啊！」大哥張大嘴巴示意並笑著說，而這句半開玩笑的話語，卻道出了地方發展與青年返鄉最根本的矛盾與無奈。
萡子寮經濟產業——烏魚子加工
（一）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
漫步在冬日萡子、萡東村中，相較漁港周遭寂寥的景象，可以看到以普天宮為中心的社區人際互動、產業活絡了不少（蔡耀陞、何昀瑄 2024），我們發現尤以烏魚子的交易／交換充斥在萡子寮冬日的居民互動中，無論是許多家戶、店鋪門口曝曬的烏魚子作為象徵，或是街道上烏魚子的招牌、販賣文宣一一陳列。而從普天宮走入萡子村的主要道路，能發現一處豎立許多水產加工的正紅色旗幟，門前空地置滿上百片的烏魚子，形成一種整齊、重覆的美感。在小小的萡子寮中，看來特別顯眼，這便是阿利老闆的加工廠。阿利老闆本名鄭俊利，年約六十五歲，見到他之時總是和員工們一同處理烏魚子的分塊、包裝，凡事親力親為，也向我們介紹到他十二歲至十七歲的討海生活，以及近期的出海經歷。
田野期間適逢農曆年前，加工廠的人忙進忙出，老闆仍然熱情、不厭其煩地回應我們的諸多疑問。問到阿利老闆為什麼選擇做烏魚子加工？老闆說到餐廳越開越多的時候，他在餐飲業做二十多年便想轉行，一開始是先做大閘蟹，從中國大陸進貨，大閘蟹有季節性，臺灣人會想吃，不管有錢沒錢都想要買，而烏魚子，以前是專心在做批發，沒有像現在做乾貨。阿利老闆驕傲的說著，臺灣西部沿海如果要拿烏魚子都是他在做的，而烏魚子的來源大部分都是大陸貨，臺灣的只看有多少再留著回來處理。阿利老闆解釋從美國、大陸、世界不同地方運進來才有足夠的量販賣，後來是因為做得沒有很理想，因為在批發烏魚子，人家出來就是要跟你殺價，殺到沒有什麼錢可以賺，才自己開加工廠來曬。
了解阿利老闆對於水產批發、進出口的熟悉，我們好奇萡子寮漁港過往是否是烏魚子加工這高經濟價值產業的重要交通樞紐，再問到老闆一開始從事烏魚子批發是否由萡子寮漁港進貨？老闆則說都是從高雄港還有新竹南寮漁港，早期都沒有開放，只有南寮漁港才開放，而「大陸子（tāi-lio̍k-tsí）」現在臺灣沿海都不開放了。南寮漁港開放後才慢慢有在一整尾的烏魚在臺灣殺。我們問到，所以都要從高雄進，不行從三條崙或萡子寮進？老闆回應沒辦法，因為漁船進貨到南寮比較近，而從萡子寮這邊去比較遠。萡子寮是對澎湖比較近，像嘉義布袋港因為航道關係還要再跑到萡子寮再轉出去。
除了阿利老闆的自述，我們在與其他報導人談話時，也了解社區民眾對烏魚子加工產業的認識。農會的林主任說，以前在中國大陸烏魚都當飼料，而烏魚子的加工技術是臺灣人去教的，學完技術後在中國渤海那邊將烏魚「閘牢」（tsa̍h-tiâu，中文語意為攔住） 九成多。討論到臺灣烏魚子加工產業的市場競爭增加，主任和經辦更進一步講述同為烏魚洄游航線的東南亞區域對臺灣烏魚子產業的影響，吳經辦認為，東南亞因為飲食習慣不同，所以他們沒有做，也提及他們也有遠洋漁船，要做應該就會做了；林主任則不認同，他以東南亞漁業政策對於漁獲量會有配額的問題，遠洋漁船則有海域的限制才沒有做。而兩者雖然用不同角度看烏魚子的國際貿易現象，不過他們都一直指涉臺灣烏魚子產業的收入降低，主因是臺灣將烏魚子加工技術傳授至中國大陸。
（二）談萡子寮漁港的變與不變
延續著先前段落討論到萡子寮及其漁港是如何在幾十年來，由繁榮的交通要道，逐漸在社會各層面黯然失色，成為地理、政治、產業邊緣。萡子寮漁港的鉅變藉由阿利老闆的敘事，我們可以一探究竟在萡子寮漁港進行經濟活動的當地人，是如何認知萡子寮漁港的停滯。
首先從生態困境、環境變遷切入，阿利老闆以出海次數減少，描繪漁港淤積，造成的不便：
較早是漁船隨時會當出去，好天就會當出去。啊阮遮的漁船就，你共看彼个潮水，潮水若退潮，有魚你嘛毋通出去掠。你共講今仔日會用掠兩改出海，啊阮遮著干焦會當掠一改爾。（2025.01.07 田野錄音）
而從政策層面來看，阿利老闆向我們娓娓道來漁業政策的改變，以及部分進行調整後的政策如何阻礙萡子寮漁業發展。船員證的發放便是一大改變，阿利老闆向我們分享近期要考船員證的擔憂。問到在阿利老闆十幾歲出海時，出海的許可是如何取得，老闆說到以前也是要出海證，但是若出海幾次，自然就會分發下來。現在則需要考試，獲得政府認證才得以獲得證照，然而對於出海經驗豐富的船長則感到無必要性：
這毋是政府規定，彼就一坩團體的利益啦！啊遮的團體伊就kah遐，根本就「退潮、漲潮」幾點伊都猶毋知，啊就愛教阮這捌的。啊你就去遐讀冊。啊讀三工才發這牌予你。其實發彼，有啥物意義？彼「形式」爾。（2025.01.07 田野錄音）
政策的理想與漁業實務產生的矛盾，阿利老闆更氣憤地指出，現今漁港的停駐規則，在這一兩年改成非該港口的漁船只能停靠，不能長駐，靠港了之後要快速出去，除非遇到颱風要買菜加油這些比較緊急的狀況。若在不太方便的港口的話，仍舊一定要回到原本漁船申請的港口。
少年仔你這个漁港袂當自由出入啊、釣魚啊創啥的，少年仔就毋轉來矣，這个莊強欲無人矣。（2025.01.07 田野錄音）
講述了許多政策、生態環境的改變，阿利老闆也向我們訴說萡子寮漁港無法改變的無奈。
伊政府著是無愛佮這个魚港–honnh，建設嘛。（2025.01.07 田野錄音）
阿利老闆以他的魚貨批發的朋友為例，從澎湖那邊載魚，要停靠在這邊（萡子寮漁港）比較近，他後來去停靠嘉義布袋港，再後來去停靠臺南將軍港。老闆說布袋港也難出入，萡子寮這邊是原本最好的出入口的地方，結果後來漁港也因淤積不能使用，顧慮退潮難出入的問題，後來也沒有停靠這邊，則去停靠臺南將軍港。但去到將軍港就要多兩三小時，從萡子寮到將軍港走水路的話，要再多兩三小時，才說萡子寮漁港就是不要整理而已，如果整理好的話，什麼時候都可以進出，像是澎湖的船要停靠一定是到這邊比較近，要不然就是要跑到臺中港。
漁港要發展，就剩下漁港疏通，然後將飲食做好，便到處會有人來，這是做了二十幾年餐飲業的阿利老闆的看法。但事實上，我們依然看到的現況是社群成員嚴正指出政府做什麼做了很多規劃，但是都沒有實施半項，只有選舉就很多紙上談兵了……
（三）萡子寮不再人財兩失
第三小節中分析了萡子寮不同層面的困難，我們了解其現處於不同結構性問題交織而成的窘境。然而，看似停滯的萡子寮、萡子寮漁港難道只能一直處於被動的環境之下，見招拆招嗎？以下我們以阿利老闆的敘事，看見萡子寮人如何保有自身經濟能動性。
阿利老闆的從業經歷由起初少年時期十二至十七歲的討海生活，再至餐飲業做二十多年，最後進入批發與加工業。批發的品項挑選季節性商品的大閘蟹、烏魚子，商品單價高，帶來萡子寮當地經濟效益。在多次與他訪談的過程中，我們逐漸理解他對地方的認同並非以語言宣示，而是透過每天的身體勞動與商品流動來實踐。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產業鏈，是以萡子寮為基地，曝曬、加工不同品項的漁獲，再由加工廠直銷，或運送至臺中店面販賣出去。問到為何臺中、萡子寮這樣舟車勞頓，而不在臺中設廠即可。阿利老闆解釋因萡子寮氣候濕度、溫度適宜，最適合曬烏魚子，但其實還有一大部分是出海是阿利老闆的興趣，烏魚子加工做完這季之後，他要準備來跟他的船長出海。
萡子寮氣候條件，是一種地方價值的再聲明，同時阿利老闆不依賴主流環境穩定的制度支持，也不是與公部門合作，如雲林區漁會在漁會對面的魚市場有自營品牌。阿利老闆靠著自己建立起萡子寮至臺中的上下游網絡，從在地曝曬、手工加工，到北上配送至臺中直營店販售，甚至推出一口吃烏魚子、一口小章魚等精緻包裝產品，將水產加工食品打入現代市場與觀光客層。在漁港功能退化、公共建設停滯的條件下，阿利老闆的加工廠創造就業機會，成為社區生活的支撐。加工廠內工作人員含阿利老闆約有八位，其中非老年人口約四人，佔整體一半。儘管這樣的數量稱不上規模，但在地方傳統產業凋敝的背景下，已是難能可貴。我們看見阿利老闆如何和產業環境相互協調，與個人行動力展現的經濟韌性，用臺語來說便是「軁鑽」（ng-tsǹg）。
如三（三）小節所述，萡子寮產業沒落、就業機會不足導致人口外流嚴重。阿利老闆也常把「強欲散庄」（kiōng-beh suànn tsng）掛在嘴邊，但我們發現除了加工廠外，還是有年輕人回來了萡子寮，而又是為何回、來到萡子寮呢？ 港邊遇到的海巡署人員，向我們提到傳統近海漁業從業人口結構現況，問他這邊一天會有多少人出海。他說五、六艘船差不多，都是中老年人口，中壯年人口在口湖鄉臺子村那邊比較多。在雲林沿海小村莊，在外地工作得差不多，就會回來接家族事業了，海巡署人員講述了他對雲林沿海地區回流青年的認識。他的觀察揭開萡子寮的青年勞動人口的結構性空缺：不是青年不在，而是青年不再以傳統的討海或農務為勞動主體。結構性失業背後，是整體沿海經濟模式的瓦解。從中央到地方，從港口設施的退化、公共建設停滯，再到政策未能有效連結地方產業與青年的需求，形成一種「青年留不下，長輩撐不起」的困境。
普天宮灣灣姐則和我們娓娓道來他與丈夫來到萡子寮的原由。夫妻倆之前在五股的工廠工作，住也住在工廠。但前年的時候老闆投資失利，工廠面臨財務危機，老闆就捲款潛逃。夫妻兩人由於臺北房價太貴，就選擇回到丈夫的家鄉萡子寮生活。灣灣姐的丈夫，在萡子寮出生長大，爸爸是以耕農為生，前幾年已經退休。自己則是國中畢業後就到臺中的洗衣工廠工作，十九歲當完兵後繼續回來洗衣工廠工作，之後在北部發展十幾年，接者一樣就是五股工廠倒閉的那件事了。灣灣姐丈夫回想他國小國中的同學，也有現在生活在萡子寮的青年。有做水泥的，回來萡子寮的比他還要早；還有一位在水利署工作的朋友，是剛好因為工作分配的地區在附近所以生活在此；建陽國小家長會裡也有一位是之前的同學。但聽了一輪還是會發現，他所能講出來萡子寮內有哪些青年、返鄉青年，以當時學校一班四、五十人的比例而言，確實仍是非常少。
善水咖啡的老闆與老闆娘，是為數不多萡子寮在地青年。一日午後，在善水咖啡與老闆談話，也突然有感而發，和我們分享他的生活態度。他說：「該好好工作，該好好休息，就做哪件事，不要為了多賺那一點錢，讓自己累到不行，還要家人聽自己的一堆抱怨，要好好規劃想做的事情。」除了多數結構性失業的人們回到萡子寮，還是有極少部分的人們，無論是善水咖啡老闆與老闆娘返鄉創業的決心，或是阿利老闆願意臺中、萡子寮往返奔波的毅力，是懷著對家鄉的情感、認同，甚至可說是浪漫的性格回到萡子寮。 語畢，一名約十二歲左右的弟弟來幫媽媽買熱拿鐵，老闆要去做咖啡，就把手中的棒球手遊交給弟弟玩，並說著：「幫我揮棒，輸贏沒關係！」或許要回到萡子寮生活，也需要善水咖啡、阿利老闆這般的瀟灑、放膽嘗試的心態。對遊戲、對生活……
檳榔攤
（一）沒落漁港中的一畝綠洲：檳榔攤的空間與日常
那是來到萡子寮的第四天午後，雖然讀過的文獻和資料都讓我們對萡子寮漁港的脈絡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走遍整個漁港，眼前的景像卻是比想像中的沒落還要再更沒落的樣貌。生鏽的鐵皮屋、門上褪色的檳榔冷飲字樣、窗上泛黃的魚類圖鑑海報，單看外觀還以為是沒有營業、沒有人的舊店面，這樣老舊的一間小檳榔攤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靠近窗戶往裡頭看，才發現阿蜂阿姨坐在裡面，他向我們示意以後，我們才打開大門進去他待的小房間裡。阿蜂阿姨說我們要什麼自己拿，他則一直坐在同個位子上吃他的午餐，人非常親切。想起漁會的吳股長曾和我們說，許多漁民早上都會在這間店泡茶聊天，我們就問了阿蜂阿姨早上是不是都有漁民來這裡泡茶。他說對啊，今天早上才來過，大概8、9點的時候有五六個人，不過都是沒在跑船的老歲仔（lāu-huè-á）啦。這是我們與阿蜂阿姨和檳榔攤的初見。
（左，筆者林建志 攝）
檳榔攤在萡子寮漁港的角色，比起巡窟仔 、漁民、漁港工作人員工作空檔的休息站，更是退休漁民、漁會人員的聚會場所，年齡層分布廣，但人員都曾在萡子寮漁港周邊工作過。彼此熟識，談天說地，較為年輕的海巡署人員即使身穿制服，也能很快地融入檳榔攤的氛圍，與裡面的阿姨和大哥們熟絡地交談。面對我們的提問與好奇，檳榔攤內的人們也是不厭其煩地回覆。這種特殊的包容性，讓我們在第一次訪問時就對這間檳榔攤印象深刻，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們，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可以放鬆、交流的空間。在檳榔攤聚會也都不會特別約好，展現了社群成員他們之間的默契，及相互陪伴及照護的互動模式。
經過與檳榔攤的初見，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都一早前往檳榔攤，想要見見早晨檳榔攤熱鬧的景象。兩、三次的觀察下，都是男性來互動，總共有四個六十到八十歲之間的男性來到檳榔攤。在萡子寮漁港這個場域，只有阿姨一個女性。有問到阿姨有沒有其他也有開檳榔攤的。阿姨說原本這一條路上有兩三間、都收了。我繼續問到，他為什麼繼續做，阿姨則回原本他也不要做了，但「茶罔泡」（tê bóng-phàu），就繼續下去。
會在檳榔攤聚集的長者們有一個談話的默契在，雖然節奏不是很快，但在聊天的過程中不太有空檔。這種不太有空檔是指他們聊很專屬於他們日常、街坊的大小事，會講到當地的物價、村內某個人的生命故事或近況，而這些是我們不同年齡層、不同居住地而無法加入的話題。
一位七十多歲的阿伯起身拿了一包菸，並將錢從外套口袋掏了出來放在桌上，阿姨左邊抽屜拿錢，並將找的零錢直接放到桌上，交易過程中沒有一句話，行動中卻也透露出阿蜂阿姨與其他長者間的默契。
（二）阿蜂阿姨的媽祖廟
一工伊去蹛院一個月，哇，逐家走無路（tsáu-bô-lōo）矣！啊走無路就講彼間廟欲關起來，無通泡茶矣，我就叫伊媽祖婆，逐家攏講遐是媽祖廟。（2025.01.15 田野錄音）
一次訪問烏魚子加工廠鄭老闆時，我們詢問了鄭老闆知不知道阿蜂阿姨的檳榔攤，鄭老闆是這樣回覆的。阿姨住院一個禮拜，檳榔攤大門關著沒得泡茶，人心惶惶，好像阿蜂阿姨真的是媽祖婆一樣。大家戲稱阿蜂阿姨是「媽祖婆」，他的檳榔攤是「媽祖廟」——雖是笑談，卻也看得出來他與社群間緊密的情感連結。
有一次，來訪的張先生是一位約五十五歲的縣政府公務員，自述從事公職已三十五年。他提到自己在民國81年調到農務課，一邊翻公文範例學怎麼寫，一邊慢慢學怎麼當公務員。阿姨聽了後說：「現在的公務員都做單一的工作，哪像以前，什麼都要會做。」對話中可以看見兩個時代間的落差與接續，不爭論誰好誰壞，而是默默地、靜靜地對比與感慨，抒發著對於記憶與時間的情懷。
在這裡，一次聚會的時間以「一泡茶」作為單位，泡完一泡後，阿姨便會問大家是否還要再來一泡。茶就這樣泡到第二泡，話題也慢慢流到了其他處。
阿姨對於漁業事務也熟悉，可能因為他長年在漁港邊生活，也從在地人的對談中自然吸收了許多知識。其他人對於漁業事務皆有共鳴，顯現他們曾經從事漁業的專業。當大家談起物價上漲時，話題便轉向各種魚類的價格變動，例如肉鯽仔（bā-tsit-á）從一斤兩百漲到三百元。談到豬肉、排骨的價格，從一斤一百多元漲至將近一百九十元。
這些討論不僅止於數字或消費抱怨，也延伸到日常的生活經驗與知識。話題一直是非常流暢、沒有間隔在轉變的，像是流水一樣自然。阿姨又接著提到肉用烤的的皮會變硬，所以他偏好用煎、蒸的方式，或者將豬肉與蛋、炸豆乾滷煮，甚至會搭配南瓜料理。
下個話題，他們開始討論村裡某個人的豬寮若出租一年可以有多少收入，現在沒租給人實在可惜。但七十幾歲的大哥算一算也沒算完，就又到下個話題了。提到藥店lông的老婆是越南的，是一個不錯的女生，結果心肌梗塞，在藥店lông去修摩托車要回來吃飯的時候，就走了。
從魚肉、料理方式到村裡大小事，這些對話涵蓋著漁業、經濟與家庭，流轉在大家熟悉的日常之中，顯示初這個空間是資訊流通與情感共享的重要平臺。這些交談就像是萡子寮漁港的一湧活水，讓情感和記憶能夠在社群中循環，像水一樣滲透每個角落。
某天早晨，詢問阿姨當天下雨是否還會有人來訪，阿姨說下雨天比較少人，但並未明確回答是否還會有人來。這時其他人注意到筆者建志穿得不多，便關心地問會不會冷。建志回說已經穿了三件衣服，不怕冷。阿姨也笑著說：「這邊再冷也就這樣啦」，但又不忘囑咐坐窗邊的阿伯別「展勇」（tián-ióng），因為他有高血壓，提醒他不要硬撐。
時間來到8:30，阿姨熟練地拿出茶具，邊聊天邊泡茶。他會主動將茶具遞到每個人的面前，對於不喝茶或不方便喝茶的人，則貼心地倒熱水代替。主動觀察每個人的需求，替不能喝茶的人倒熱水，這種「客製化的照顧」並非出於職責，而是根植於長期的互動默契與地方倫理。在這裡，泡茶的行為不只是提供飲品，而是一種持續進行的關係建構，象徵著彼此對存在的承認。
9:30時，一位七十多歲的阿伯起身離開。阿姨向我們解釋，他中午要洗腎，得先去吃飯，再趕往麥寮長庚醫院。另一位靠窗的阿伯也在稍後離開，阿姨說他會去村長蔡心娜那邊坐坐。他們離開後，我們問到阿姨現在漁港不如從前熱鬧，為何還繼續顧檳榔攤，答道：「顧心適的（kòo sim-sik–ê）」。這個攤位對他與常客來說，是一個讓人「心適」的空間，提供陪伴與交流。當我追問為什麼不是去廟口等其他地方，阿姨說：「彼爿攏是查埔囡仔（男性）泡茶、跋筊（pua̍h-kiáu），彼嘛是「變心適的」（pìnn sim-sik–ê）。」沒有用「賺錢」來經營檳榔攤的理由，而是以「心適」來說明這個場域的意義。這種說法突顯了地方空間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被情感與記憶形塑的情感地景。阿姨的身影，就像地方的媽祖婆，在香煙與熱茶之中，守護著地方居民的身體與心靈。
（三）檳榔攤作為長者互動的主要場所：歷史記憶、地方情感與照護意義
問到過去萡子寮漁港的情景，阿峰阿姨回憶，以前這間店很有名啊，漁港對面的空地曾經也有魚市，車在這裡都沒得過，非常熱鬧。我們好奇的問了阿姨，以前大家也都會來裡泡茶嗎，阿姨就回說，以前哪有人來泡茶，漁民都嘛忙著工作。餐廳那時候也還有四間，人潮很多，所以店裡生意很好，還要被政府收稅，一間店有兩個菸酒牌照。但現在餐廳只剩下兩間，出海的漁民也少很多了啦。
阿姨一邊泡茶，一邊笑著說：「閒就泡茶，之前邊賣邊泡，啊現在就都可以泡茶了，沒什麼客人。」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語，透露出地方經濟活動的變遷，也凸顯了這個小小攤位，在當地人社交與情感維繫中的特殊地位。
從一早的觀察中可以發現，即便外界少有人經過，村內長者們卻會特意走到阿姨的攤位來泡茶。我們詢問阿姨，為何大家不在家門口泡就好，他回說：「遮有人啊。」但實際上，是「來這裡就對了」這種習慣，將人召喚至這個空間。這種日常的地點選擇，其實體現了一種深層的地方慣習：不是因為人多而來，而是因為「本來就在這裡」。
這些聚會同時也充滿了地方照護的實踐，泡茶不只是聊天，也是一種身體上的自我照料。阿姨說：「早上來我自己就喝一罐水了。」另一位大哥說多喝茶有利尿作用，有助排便順暢。一位男性送來地瓜時，阿蜂阿姨特地裝了一袋給即將離開的另一位客人，得知他婆婆也喜歡吃後，又說那要多裝一些。茶桌上也時常聊到長照議題。當大家談到是否可以申請幫忙洗澡服務時，一位年長者說他不習慣讓別人幫洗，阿姨則回應：「等到那個歲數，就不是適不適應的問題了。」從這些這些互動中都可以看到，照顧的意涵不只是個人的身體健康，也包括互相餽贈、互相關心。
「大家找不到人都會打來這裡問呢！」我們打趣的對阿蜂阿姨說。在某次聚會結束後，一通電話打到檳榔攤，找的正是剛剛在場的某位大哥。檳榔攤成為了「尋人」的節點，這個小小的檳榔攤，就這樣串起了萡子寮的人、記憶與情感。
在停滯中尋求生機
（一）、行動與支持網絡：檳榔攤內部的互助與支持
在萡子寮這個經歷漁港凋零與產業變遷的地方，阿蜂阿姨經營的檳榔攤所展現出的功能早已超越其作為小型經濟單位的角色。這個檳榔攤販賣商品、檳榔已經不是這個場域的核心，這個小小的空間更是一個供人泡茶、找人、聊天的社會節點，在看似停滯的結構縫隙中，持續發展出具高度韌性的社會支持網絡。
每天早上，數位長者便會聚集於此，他們大多是曾從事漁業或與萡子寮港口有深厚連結的當地人。泡茶的活動成為維繫身心健康與情感連結的重要儀式。聚會中有人提及茶有利尿功能，有人提醒彼此注意保暖、喝水養身；也有人提到長期身體病痛與療程，從盲腸手術到洗腎。表面上是交換彼此的身體和生活資訊，但在長期的互動中，彼此之間也形成了生活照護的微型社群。
這樣的日常實踐，映照出Norwood（2020）所說的「社會韌性」概念：韌性不僅是對外在災變的回應力，更是透過情感支持、倫理協商與關係維繫，維持個人與社群生活意義的方式。檳榔攤內的日常互動，如倒茶、換水、提醒注意健康，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為，實則構成了地方社會秩序持續的一部分。正如康舒雅（2024）在漁村研究中所指出，高齡社群中的照護實踐往往是藉由日常節奏與互助機制所累積出來的，而非制度化醫療體系所能全面涵蓋。
在這裡「一泡茶」成為了聚會時間單位，一泡茶可能是某人忙碌之間的喘息，或是休閒時間的陪伴。這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時間的制度——不是以鐘點或日程劃分，而是以社交節奏為主的時間感。這種「泡茶時間」，讓人們能夠用一種非線性、非生產性的方式與他人共處，與現代社會中高效、標準化的時間邏輯形成對比。
更進一步來看，這樣的聚會不僅展現了對身體的關懷，也成為對抗「停滯」的一種節奏安排。在萡子寮漁業式微、就業機會稀少的情況下，檳榔攤成為了地方長者重新組織生活時間、感知社群歸屬的重要節點。檳榔攤之於他們，不只是休憩地，更是讓生活持續流動、日常得以安放的所在，使人在變動與停滯之間，仍得以定位自身。當阿蜂阿姨因住院而短暫停業時，當地人甚至以「走無路」形容那段無法前往泡茶的感受，並戲稱他是「媽祖婆」，檳榔攤是「媽祖廟」。這樣的稱呼雖半開玩笑，卻也真實反映了他在社群中所扮演的象徵角色與情感依附。
這種地方韌性，正如Castillejo Cuéllar（2014）所言，並非單純地回復原狀，而是在秩序崩解或停滯中，重新創造出生活的可行節奏。阿蜂阿姨所建構的互助網絡，不靠外來政策介入，也不依賴市場機制，而是深植於在地關係與日常實踐之中。這樣的韌性既具延續性也具創造性，是地方社群面對生活不確定性與結構性資源缺乏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生存策略。
因此，將檳榔攤視為地方社群中的「微型照護節點」也不為過，這些節點雖無法解決漁村長期凋敝的根本問題，卻在象徵與實質層面提供了地方維生的基本支持。這也是萡子寮之所以仍能「活著」的原因之一——它活在這些關係之中，也活在泡茶、聊天與身體照護這樣的日常律動裡。解決資本主義重大生態和政治危機而設想的過渡方案，並不一定會引導人們走向新的社會；相反，新的社會必須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以過渡遠非預先確定，而是想像、強加和執行的未來（Castillejo Cuéllar 2014；Visacovsky & Guber 2005）。
（二）韌性的不同體現：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
若說阿蜂阿姨的檳榔攤展現的是一種植根於日常關係與照護實踐中的社群韌性，那麼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則代表了另一種面向——在結構困境下以產業調適與個人行動力所展現的經濟韌性。這兩種韌性並非彼此對立，而是在一個發展停滯、政策支援有限的漁村中，分別從不同路徑撐起生活的可能。
阿利老闆所面對的是更為結構性的產業問題。他坦言在臺灣當地捕撈的烏魚已經較為稀少，價格也較為高昂，所以加工廠的貨源都是從南寮或高雄牽進口烏魚回來加工；地方既無原料，也缺乏人力與運輸條件，年節期間要排工班，平時則幾乎是一人作業。「今天從半夜已經做十八小時了」，這句話透露的不只是勞動強度，更是對於自身產業持續性的焦慮。在地產業環境凋零的背景下，他並未選擇離開，而是藉由調整販售策略與自我品牌經營，找出屬於自己的空間。
這樣的實踐正是 Visacovsky（2017）所指出的那種「在無法回到過去的情況下，對未來的主動建構」。阿利老闆沒有回復過去的漁港榮景，而是選擇打造符合當代需求的一口吃烏魚子，面對觀光型消費市場、與遊覽車司機打交道，將產業主體從本地出港漁民，轉向加工與服務端口。他所展現的韌性並不來自穩定制度或社群網絡的支撐，而是來自個人對市場與產業的觀察能力與靈活調整。
與阿蜂阿姨的韌性實踐相比，阿利老闆的行動更符合Dunn（2014）所批判的「責任下放」式韌性模型——國家機制缺席之下，地方個人被動成為危機的承擔者，必須自行設法「活下來」。與其說這種韌性是被迫承擔，不如說它呈現了地方在無支援條件下仍然試圖尋找縫隙、重組產業的主動性。這不只是「撐著做下去」，更是一種試圖重構產業意義的行動。
若回到韌性的來源來看，阿利老闆所仰賴的，是他個人從事餐飲業二十餘年的經驗積累、對市場敏銳度的養成，以及對產品形象與顧客習慣的掌握。不只加工烏魚子，也包辦了銷售和行銷策略、選擇販售時機與對象，並調整內容物的尺寸與價格來應對不同顧客群。這樣的彈性經營邏輯，展現了個人與社群在經濟停滯與發展的真空中，如何透過不同的策略與節奏，使生活得以繼續。
與檳榔攤的社群韌性互相對照，阿利老闆的生產型韌性指出了萡子寮另一條可行的生存路線。在地方公共建設懸而未決、漁港轉型無著落的條件下，經濟上的自主性與彈性，提供了維持生活的重要支撐。雖然這樣的策略無法回應結構性的缺陷，卻展現了地方在缺乏條件下，如何透過行動創造新的空間，也補上了制度性韌性所無法提供的缺口。
阿蜂阿姨與阿利老闆，一者以關係撐起社群，一者以產品撐起產業。兩種韌性在萡子寮此刻的停滯之中，共同維繫了地方的社會與經濟節奏，也顯示出在多重危機交疊下，地方仍有自身對未來的想像與因應方式。
（三）當地人對未來發展的想像與期望
萡子寮的發展似乎陷入長期停滯，但面對人口外移、缺乏建設與海岸環境變遷等結構性挑戰，當地居民並未完全陷於無力感。在與居民交談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當地人的想法中，都存在著一種既現實又充滿想像力的地方未來圖像。
某日早晨，我們在海邊與幾位當地人閒聊，談到新港與舊港的差異時，海巡署人員提到，因新港淤沙嚴重，大型漁船已轉往臺南將軍靠岸，舊港這裡只剩小型膠筏停泊。他指著堤岸說：「那邊的沙子都是從港那邊抽出來的，不知道還會做多久。」語氣透露出一種對漁港未來的不確定與無奈。但他們不曾隱藏自己對萡子寮的感情，凝視著傍晚陽光灑落在海平面上的風景，他也淡淡的對我們說：「這裡真的很美。」
這樣的情感不只出現從外地前來工作的公職人員口中。在漁會辦公室裡，張主任談到過去一年年申請抽沙，但總是治標不治本，淤積仍年年累積。他坦言「沒有工作機會年輕人就不會回來」，而政府的政策模糊、資金不足，也讓地方發展始終無法突破。他語氣平穩，但字裡行間卻有種熟悉的疲憊與克制的期待。
而在舊港旁的檳榔攤，我們也遇見了一位身穿紅色外套大哥，一位曾經跑船、現在改賣魚蝦、偶爾製作烏魚子的中年漁民。這天他原本只是在一旁泡茶，但當我們問起對地方發展的想法時，他語氣忽然轉為興奮，甚至帶些激動。他說：「一個社區、一個觀光區，才有那個工作權，有工作權才有生活空間。」對他而言，「發展」不是一種政治口號，而是攸關生存的根本問題。
見我們對他的觀點有所好奇，他進一步向我們描繪了他的構想藍圖——利用抽出的淤沙延伸黑森林步道，打造沙灘、遊樂園與休憩設施結合的觀光景點。他說這樣既解決淤沙問題，又能創造地方遊憩機能，是一技兩用。他的語氣幽默、有些激昂，卻又帶著現實的鋒芒，即使可行性難以斷言，但這也展現出一種壓力下仍願想像的韌性。
大哥的想像是建基於對過去的清晰記憶與地方場域的深刻體會。二十多年前這裡曾有餐廳營業，還有客輪能直通澎湖。但如今因淤沙惡化與港區功能退化，這些都已成過去。海巡署人員提到導致當今現況最主要的淤沙問題也補充，北堤延伸工程「根本沒用」，而早年其實就有彩虹橋與觀光魚市的計畫，但即便撥款到位，到了2022年也從未落實。「沒有人潮怎麼會有錢潮？」這句話，既像是對觀光政策的質疑，也折射出地方居民對治理空轉的質疑。
在另一側的檳榔攤裡，經營六十多年的阿蜂阿姨一邊泡茶，一邊感慨道：「我們這邊要不是沒人開發，不然一定是最好的，因為不會塞車。」這種玩笑式的真話，總是能看見當地居民對發展困境的某種幽默回應——他們知道問題所在，也知道不能太認真，否則只會讓生活更沉重。
這些日常對話與未來想像，並不是高談闊論的開發願景，而是一種從地方實際經驗中延展出的行動構想與批判意識。也不僅只是願景描述，更是一種在地能動性的展現。這些都體現在社群如何將過去的記憶、當下的資源與未來的感知連結起來，從而形成一種地方再生的潛在動能。比起說是冷靜的成本效益分析，更是一種鑲嵌於情感、回憶與人際連結中，對於地方可能性的相信與積極看待，從而形成的一種抱持可能性的言說。
結論
危機研究所提出之停滯（stagnation），在本文中用以形塑萡子寮作為一個處於發展邊緣的漁村，在近四十年來所面臨的狀態，無論是傳統漁業的衰頹、政策制定的被遺忘，亦或是人口的流失。漁港作為漁村重要的地景象徵，卻因生態環境、治理成效不彰等結構性因素，導致了港口功能不再，連帶大量的人口與產業外移。失能的漁港，如同向漁村的經濟產業宣判死刑，然而，我們發現透過萡子寮漁港做為歷史記憶的載體，仍能看見與漁港相關的人物、故事展演出韌性（resilience）。
阿蜂阿姨的檳榔攤見證了萡子寮漁港榮景及衰頹，四十幾年來為漁港周遭活動、有濃厚情感的人們，從原本販賣飲品和小食、提供情感支持，至今也建立起高齡者的相互照護模式，形成漁港周遭的支持網絡，讓寂寥的漁港保有一隅生機。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則藉由地理、氣候、市場熟悉等優勢，將萡子寮的經濟產業－烏魚子加工發揮出極大效能，類比Dunn（2014）所提及的「責任下放」式韌性模型，阿利老闆在經濟、政治實踐空轉的停滯環境下，試圖並成功重構產業的活力與能動性。呼應先前提出之問題，社會互動是否可能提供另一種地方為主體，持續存在、發展的可能，挑戰主流以建設與經濟為核心的敘事？以阿蜂阿姨、阿利老闆兩者的敘事及行動來看，的確都是以萡子寮為主體，繼續讓該地及漁港在社會上繼續撐著的重要因素。
看不見好轉之日的現狀中，在訪談過程中還是流露出萡子寮人對於基礎建設、經濟發展、人口回流還存有一定想望。小至道路建設改善、漁港淤沙清除，大至水族館、遊樂園與休憩設施結合的觀光空間。這些當地人未來想像，其實盡是體現在居民如何將過往榮景，投射對未來的感知，形成萡子寮復甦的潛能。幾十年的理性、經濟導向分析，指涉著萡子寮一再於主流社會上失聲的結果，但植根於情感、回憶與人際連結中，抱持可能性的言說，即使條件不利，居民仍以幽默、創意、回憶與批判組合出一種在地的未來圖景。這些未來不是來自外部專家的規劃，而是在日常生活、泡茶閒聊、甚至抱怨之間，一點一滴地形成與擴散。萡子寮的未來，也許正潛伏在這些話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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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與盧佳秀、郭天祐助教的指導與帶領。也謝謝萡子寮居民鄭俊利老闆、蔡蜂女士、張永明主管、李龍飛鄉長、雲林縣四湖鄉農會萡子辦事處吳經辦、林主任、高淳斐姐姐(灣灣姐)、舊港偶遇的釣客、在檳榔攤遇見的人們、海巡署人員、魚販大哥、雲林區漁會吳股長、善水咖啡老闆及老闆娘、春天民宿老闆及老闆娘等人對我們親切的招待和協助，還有一起努力的同學們及在萡子寮相遇的所有人，讓我們能夠順利甚至幸福的度過田野期間並完成這份報告。也感謝饒祐睿對於本文的評論和建議。惟文責由二位作者自負。 ↩︎
（本文收錄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13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 p.76-99。萡子寮海邊日落圖片由蔡茂源先生提供，謹致謝忱。）
風頭水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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